艺术对象的地域化

——一谈京味小说的艺术特征

□吕智敏

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小说品类——京味小说。它是近年来日益兴起的“北京文化热”这一独特的背景下发韧、繁盛并渐致蔚为大观的。其实，“京味小说”并非始于今日，如果追根溯源，老舍的小说当是“京味小说”的滥觞。早在20年代后半，老舍便以他充满北京地域生活风貌的风俗画般的作品，开创出这一独特的文学品类。然而，“京味小说”这一概念的产生，则是在80年代初期了。那时，北京文坛上的一批作家，宗承师法老舍，相继写出了大量颇具老舍味的作品，很快便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重视。由于这一类作品多诞生于北京作家之手，又多以北京人的生活为反映对象，显示出一种具与独特的北京文化氛围绝顶契合的审美品位，因之便被人们称作“京味小说”。如果细加推究，“京味”何以能够成为一种小说样式举世公认的称谓？那大概是由于它集中地概括了这一小说品类的艺术特征吧！

一般地说，“京味”是个不难理解和意会的概念。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读者，大约都可以从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体察和品味出“京味”的内涵；但确切地说，“京味”又是个模糊概念，很难准确地给它下一个定义。有人说，“京味”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这话却又说得过于玄虚。其实，从对京味小说艺术特征的具体把握中多是完全可以对“京味”作出较为科学的理论界说的京味小说具有哪些艺术特征呢？我以为，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艺术对象的地域化；多主体视角的文化化；艺术形式的俗白化；多审美风格的化俗为雅。本文着重讨论的是第一个特征——艺术对象的地域化。

京味小说的对象世界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或者说，是充分地、彻里彻外地地域化了的。这种地域化特征不仅表现为自然地理所显示出的地域特色方面，如自然地形、气候生态等方面的特点，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人文地域方面，诸如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城市地理、社会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特征。由于北京自远古以来在中华民族的发源及历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在漫长的民族发展历史中，其人文景观所表现出的地域特色不但没有被时代的风雨所磨灭摧损，反倒被深深地嵌入历史的年轮，世代延衍积淀着，至今依然鲜明醒目。虽然这些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有所演化，但作为其基本的内核却依旧符合着它质的特定性。上述地域化的人文景观在京味小说中最普遍地作为艺术对象而出现的是北京的人、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和北京的民俗文化。不少京味小说家都说过，自己的小说就是用北京话写北京的人和事。故此，目前文坛上也多以“用提炼过的北京话，写北京的人，北京的事”作为对京味小说最浅显简明的概括。

京味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北京人，在这一点上，京味小说家们是不言而喻，并把握得十分严格的。不是说京味小说不写北京人外的人物，而是只把外地人作为北京人的陪衬，老舍《牛天赐传》中的私塾先生王宝斋，《四世同堂》中的尤桐芳，邓友梅《烟壶》中的刘妈妈，韩少华《少管家前传》中的张作霖等，可作为人物主体形象和群体形象的，永远是北京人。北京人，构成了京味小说的人物形象体系。

“北京人”的概念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在小说的词典里，“北京人”与“北京居民”之间却不能完全画等号。京味派之外的小说家也未尝不写到北京和北京的人，然而，京味小说中的北京人却更具其鲜明独特的“北京人”的表征，它有着不同于单纯户籍的特殊意义。京味小说中的“北京人”，不但在京城有相当年代的居住历史，而且多是生于斯、长于斯、祖祖辈辈生活于斯的“老北京”。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其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都与独特的北京文化传统相契合着，即是说，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在传统的、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北京文化环境中铸就的。

具体地说，作为京味小说艺术对象的“北京人”是由哪些人口成分组成的？他们身上体现着“北京人”的哪些特点呢？

从历史上看，北京的人口结构具有与国内其他大城市迥然不同的特点。其特点之一是：皇亲国戚、宗室贵族、官僚士大夫及其后裔多。他们是北京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自辽代起就已成为陪都（时称燕京）。金代更将皇都钦定于此，改名中都，成为与南宋并立对峙的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元世祖忽必烈建元后，北京便第一次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并改称大都。明、清两朝的封建统治者，都继续以北京为都城，自此奠定了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如果从统一的元代算起，六百余年的皇都历史将各朝各代的王族宗室、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拥进了北京的皇宫宝殿、豪门贵府、深宅大院，成为北京人中的最高贵者，第一等级。例如，元代至和二十年，新扩建的元大都竣工后，皇帝曾明令：皇室、贵族和公府官宰等爵尊位高的大户全部迁入都城居住。清入主中原后，满族皇室、贵族、军政重臣也全部迁徙北京，再加上朝廷及各官署衙门中的命臣群僚，北京人口中宗室、贵族和官僚的比重是全国任何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他们的后裔代代繁衍、分布在北京四城各处。由于他们特殊的阶级地位，这类北京人往往都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以龙种、天骄自居。他们崇拜权势，信守森严的等级制度，官本位是他们价值观念的核心。他们讲究排场，酷爱面子，崇尚礼仪，事事都有礼，凡事绝不能越礼，奉封建礼法为天条。他们爱享受，会享受，有权利享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精神享受更不厌其新巧高雅。北京人中这一特殊成分从人口总比例上看虽然数量不多，但由于其炙手可热的权势而在各方面所处的统治、支配地位，使他们在北京人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却非同小可，对“北京人”文化心理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作为历史上北京人生活的主宰者，今日北京人生活中尚存其“遗风”者，他们成为京味小说的艺术对象正在情理之中，也充分显示出京味小说艺术对象的政治地域特点。老舍《正红旗下》中的定大爷、大舅、大姐公公，韩少华《少管家前传》中的中堂大人、摄政王府长史大太监、翰林院编修，邓友梅《烟壶》中的端王、载九爷等人，可谓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从京味小说家笔下的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北京——那里有护卫着封建皇权的森严厚重的红色宫墙，有覆盖着皇家宝殿的交相辉映的黄绿琉璃瓦，有庄严肃穆的五坛八庙，有奇光异色的皇家苑林，有朱栏玉砌王侯公府，富丽豪华的贵族宅邸；有宣召圣旨的威严，有公卿华宴的排场，有豪官交往的礼仪，有贵族生活的操典，有“高贵者”“生活的艺术”，有“卑贱者”屈辱的人格。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部北京的历史——那里有前朝后代的更迭，有国势民运的盛衰，有政治风云的变化，有朝野人物的进退，有宗室贵族的浮沉，有朝纲礼纪的兴废。这些过时的古董人物赖以生存的环境背景、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所构成的文学的对象世界，处处充溢着古老北京皇城帝都的风情。这种由政治地域的因素而形成的皇城帝都风情正是京味小说之“京味”的重要来源之一。

历史上北京人口结构的另一特点是具有广大的、成分纷繁复杂的市民阶层。他们作为京味小说较之宗亲显贵普遍得多、重要得多的主要艺术对象，更加鲜明地显示着地域化的特征。诚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我国绝大多数城市人口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的都是市民阶层；然而从历史上看，北京的市民阶层更有其不同一般的特点。旧北京的市民阶层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麇集着一批前清的遗老遗少。这在其他大城市中是很少有的，至少是没有北京这样高度集中。他们多是由皇室、贵族、官僚败落蜕变的旧派市民。这些人不事任何生产，没有任何职业，专靠祖上留下的遗产过着闲逸的生活，如被称为“吃瓦片”的房产主，梨园行中“玩票的”票友，文物行中造假、倒卖的贩子，还有那些玩鸟的、养鸽子的、泡茶馆的……多是些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只会吃喝玩乐的八旗子弟，如老舍《茶馆》中的松二爷者流。这些旧派市民在政治上已经失势，在经济上也已经败落，然而精神上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他们已逝去的天堂之中。摆豪华、讲排场的物质基础垮掉了，然而空架子、虚面子却必须保持，生活秩序——包括一切繁文缛节却丝毫不能改变。正所谓“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因循、恋旧、好虚荣、爱面子，善于夸口而又无所作为是他们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正红旗下》中的大姐夫多甫，身为一名武官（骁骑校），却当官而不当差，称“武”而不会骑射，只会领饷银，穷讲究，最擅长的就是吃喝玩乐。在他看来，生活的意义就是每天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哪个年节该吃什么，该玩什么，该买什么，该逛什么，他是绝对一点儿也错不了。赊账，典当，借债，也不能错了他按节令和吉日享受的规矩和习惯。他们在血缘上和精神上都与封建贵族一脉相通，在生活上却又接近于普通市民，因此成为二者之间的中介和纽带——封建贵族的一些思想意识往往经过他们带到了民间，普通市民的某些风俗民习也通过他们传入了上层社会。京味小说中写到的这类人物确实为数不少。有的研究者曾经指出过：京味小说善写“闲情”，这成了其追求风格优雅的一种特选情境。这说得确实不错。然而，闲逸情境何自来？如果单就创作客体而论，它来自具有闲逸心态、闲逸生活方式的闲逸的旧派北京市民，以及在他们生活方式影响下所形成的北京人特有的观念习尚。所以，从根本上说，艺术对象浓郁的北京地域特色——北京老式的旧派市民中前清遗老遗少的麇集，赋予京味小说某些特定的风貌和品格，例如闲逸。当然，不仅是闲逸。

在旧北京成分纷杂的市民阶层中，老派市民固然显眼，但作为主体的还有广大的城市小生产者，包括小业主、小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从政治经济地位、思想性格特征上看，他们具有中国一般的市民阶层所具有的一切特点，然而，北京独特的人文地域环境又使他们独具一些外埠，例如上海、天津，或广州、青岛等地市民阶层所不具有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最能显示北京地域特色的便是崇官与重礼。

北京作为历代国都，政治中心，国家的各种官署机构难计其数。以元代而论，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在京的官吏和大都留守司、大都路总管府的官吏总数就达三千四百八十一人之多。而清代在京的中央大、小官署（尚不包括北京地方官署）即有近二百处，官员之众就可想而知了。清末民初军阀统治时期，官制混乱，官场更加黑暗。因人设官、以钱买官的现象更为严重。所以，北京城历来官署衙门林立，公府私宅毗连。就像《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那样，一些达官显贵的府第竟占据了半条街。仕宦人家的各种婚丧仪式、节日盛典，声势浩大，气派非凡；影响之大，几可倾城。北京的各大饭庄、茶馆、戏园、妓院等，几乎成了为官宦显贵们专门开设的享乐胜地。因为官多，官场活动多，应酬多，官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私生活，必然要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各类人等，官场的秘史传闻（如今谓之“小道消息”者）就通过各种渠道（例如前所述之旧派市民）流入了民间。这对生活平静、乏味的市民阶层来说，无异于一服最富刺激的精神十全大补药，所以，传播和打探宫廷隐秘和官场小道消息，乃是北京市民具有悠久传统的一种特殊嗜好，也是他们在外埠人面前一种特殊的骄傲。这样，官场动态便成为北京市民精神上一个特殊的敏感区，对达官显贵的羡艳以至崇拜便成为北京市民阶层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居京所处的环境和生活经验使他们建立起了比国都以外的平民百姓更强的官本位意识。这种官本位思想在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北京城的生活现实每天都在提醒着他们：居京而又议书，必须能够当官，才是最光彩、最体面的前程。于是，惨淡经营以谋取官职和升迁，便成了这些市民知识分子的生活目标。

当然，北京市民阶层绝非是人人想当官，但他们在待人处事中往往以是否符合“官派”作为标准。老舍在《牛天赐传》中写牛老太太凡事就都要用是否“官派”来衡量一番——她希望丈夫是个“官样”的丈夫，儿子也须是个“官样”的儿子；吃饭得合乎“官样”，喊仆人时也得有“官派”，对儿子留下的唯一遗嘱是“做个一官半职的”。官本位思想在北京市民阶层文化心理中长期积淀、发酵，乃至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会形成一种恶性膨胀。《四世同堂》中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祁瑞丰等卖国求荣、弹冠相庆的群丑升官图且不必说，就连本分的祁老人在忍受着亡国奴痛苦的日子里听到二孙子瑞丰当了长，“喜欢得什么似的”。而绝非好虚荣的天佑太太也为此感动骄傲，“因为‘官儿子’是他生养的”。随时代的变迁，北京人崇官意识的表现形式显然不断地有所变化，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的历史积淀，它仍深深地潜伏于北京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80年代的京味小说家对这一点有着极为敏锐的发现。例如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写十年动乱时期锅炉工韩德来当上了“工宣队”，还到中南海吃了国宴，跟毛主席握了手。这在当时比当官还有权势的殊荣引来了全院，甚至全胡同人的敬仰崇拜。人人都抢着握那毛主席握过的手，“巴望沾点子仙气儿”。特别是写到冯寡妇韩德来如神般的信奉敬仰，对“中南海里扫厕所的都起码是处长一级的干部”的断言，更把北京市民阶层官崇拜心理中所融合着的封建宗法观念，权势崇拜以及长期生活在“天子脚下”所形成的顺民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可不谓于幽默诙谐中显露犀利批判锋芒的妙笔。鲁迅曾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对北京人和上海人做过这样的对比：“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且置当年鲁迅对文坛上“京派”“海派”的具体评价不论，鲁迅的话一语破的地道出了地域文化，特别是地域政治文化与地域经济文化特点对人们文化心理形成的深远影响。诚然，官本位意识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绝不仅止于地域文化影响这一因素，它在具有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我国普遍存在有着更深刻、更切近本质的原因，然而，北京人，尤其是北京市民阶层特殊的官崇拜意识和讲求“官样”的行为准则，却不能不说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地域文化特产。这种充分地域化了的艺术对象在京味小说那里找到了最能与之契合的艺术形式。

北京市民阶层的崇官与重礼时常是紧密联系着的。京味小说特别重视发掘艺术对象所独具的这种北京人的特性，而这种特性的生成也与“崇官”一样，高度体现了北京地域文化在北京人，尤其是北京市民阶层人物身上所发生的影响。

作为首善之区，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在北京的土壤中是扎根极深、影响极广的。中国素称“礼仪之邦”，讲求以礼为本，以礼正国，同时把“礼之用，和为贵”奉为信条。北京人世代生活在这多礼的帝都，耳濡目染，尽受熏陶，“重礼”便成为他们共同的行为规范。北京平民百姓的“重礼”，自然与“正国”直接联系无多，它主要显示的是“和为贵”的实用品格，起着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父母、子女、亲友、邻里之间关系要“和”，就必须懂“礼”，有“礼”，重“礼”，所以重礼正是一种为人谦恭、和睦的表现。然而，北京人，特别是北京市民的重礼又绝不仅表现在这一种意义上，它的独特性更突出地表现在一个“多”字上。北京人口头上常挂着“礼多人不怪”这句俗语，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处所、不同的场合下，对不同的人物有各种不同的礼。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各有其礼，年节时令、生辰死忌礼数更多。北京人的礼不但多，而且内容复杂，过程烦琐，其中吸收模仿了不少贵族乃至皇家礼仪的繁文缛节，而且稍有差池便会被视为“越礼”遭人耻笑。这就使北京市民，特别是旧派市民，甚至也包括中下层普通市民的礼仪都多少显着些“官样”，透着些“例行公事”的应酬味道，有时还流露着一些好面子的虚荣心理。礼多，虚礼更多——这是北京市民独特的礼仪风貌。这种风貌因其与北京传统的民俗民情相关联而渗透着浓郁的京味。

京味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善于捕捉北京人独特的礼仪风貌所构成的溢满京味的对象世界，从而显示出其艺术对象的地域化特征。老舍的《正红旗下》描写昔日一个穷苦旗兵家庭孩子的“洗三”典礼：宾客们喝着羼水的酒，吃着简陋的饭菜，但“入席的礼却丝毫未打折扣”。一个“上座”，依礼让来让去，直到把菜都放凉了才算排好座次入席。苏叔阳的《我是一个零》描写今日北京四合院的邻里关系：“我”买了台录音机，全院挨家挨户都来参观。耽误了时间，耗费了精力，“我”，尤其是“妻子”心里明明已不耐烦，却还是笑脸迎送，热情演示——不能越过这个“礼”字去。总之，多礼的北京市民是京味小说特定的艺术对象，京味小说家笔下典型的市民人物，很少有不知礼、不拘礼或不重礼的。

由人文地域环境所造成的北京市民阶层人口结构中，除了包括上述主要由前清遗老遗少组成的闲逸的旧派市民和主要由小生产者及其知识分子组成的崇官多礼的普通平民外，还包括着一个庞大的、由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组成的下层市民聚合体。其中，占主要成分的是以下层个体劳动者为主体的城市贫民，如车夫、轿夫、粪夫、水夫、店伙、奴婢以及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赤贫，如苦力、拾破烂的、乞丐等。在这些下层市民中，还杂居着一些落魄的江湖人物，其中不乏卖艺的、练武的、行医的、卖药的、算命的，以及明妓暗娼、偷鸡摸狗，左门外道，无所不有。北京下层市民之所以特别呈现出这种七十二行行行俱全的特点，也与其人文地域环境有着甚为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它一方面适应着北京作为首都大城市机能繁多、生活复杂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隐现着北京作为封建帝都时代王公贵族、达官显贵们占有和驱使大批奴婢仆役的历史陈迹。以元代而论，据《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为兴建大都城，曾两次“籍江南民为工匠”，并在北方“籍人匠四十二万”，兴办了各行业的生产局院七十余所。这些工匠均为世袭，连他们未成年的子孙也被充为“童匠”收编。为了满足封建统治者享乐的需要，宫廷还从全国各地征选大批官婢奴仆，诸如养鹰、养狗的，庖厨杂役，陪嫁侍女、家奴，侍卫，医工药工，以及罪臣被降为贱民的后代竟达四万余人。此外还有从全国各地遴调的乐工、歌伎，也有上万人之多。至于官宦贵族所占的奴仆数量就更是大得惊人了。这些奴婢仆役们世代相袭地以他们的不同行当为公卿显贵们劳作着，即使随时代变迁而成为自由平民，也终因贫苦而卑微，继续操持祖业者居多。这种京都的历史陈迹成为京味小说家北京探幽的重要对象，在他们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老舍的小说五行八作的北京下层市民为艺术对象的占了他全部作品的一半多，而其他京味小说家的作品中也塑造了一大批北京下层市民形象：有宦门的奴婢，有天桥卖艺的、打草绳的，有木匠、棚匠、泥瓦匠、剃头匠，有拉洋车的、跑堂儿的、站柜台的、扛大个儿的、打执事的、撒纸钱的，还有解放后的炊事员、理发员、售货员、服务员、烧锅炉的、卖白薯的、看门房的、看公用电话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下层市民。他们除了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等方面具有上述普通市民相类似的特点外，还明显地表现出其地域行业特征。

人口众多、结构复杂的北京市民阶层与京味小说结下了至为深厚的不解之缘。他们往往是小说的主人公，也常常以群体形象的形式在小说中亮相。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生活在独特的京都人文地域环境中的北京平民，而且更可以看到一个平民化的北京——那微血管般布满全城的小胡同，那“牵儿携女”般的四合院、大杂院，那熙熙攘攘的厂甸庙会，那色香诱人的瓜摊果市，那消闲听唱的茶馆，那消乏解闷的“大酒缸”：那七大姑八大姨的亲友礼尚往来，那二大爷三兄弟的邻里走门串户，还有那黑门暗娼的含泪的酸笑，那寒夜路灯下“倒卧”的呻吟……这平民化的北京与那皇城帝都的北京，对比是那样鲜明，反差是那样强烈，然而，这种现实的不和谐在京味小说家的笔下却神奇地展示为一个由浓郁的北京地域特色所统辖了的完整、统一的对象世界，从而形成了一种天衣无缝、水乳交融般的和谐的审美境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京味小说特定艺术对象的“北京人”，由于人文地域环境的影响，还呈现着多种民族成分混合杂居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北京地处汉族和北方、东北各少数民族居住区交会之处，这就天然地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提供了条件。由于北方和东北各少数民族多为游牧民族，生产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然而却十分剽悍骁勇，故而时常对北疆有所侵扰，即使是长城也抵挡不住他们的铁骑。而北京对他们来说是通向中原的战略要地，又有着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所以无论哪一个战胜民族攻下北京后，都要将自己本民族的人口大量迁入北京，如东晋末年鲜卑慕容氏占领北京（当时的蓟城）后，就曾将大批鲜卑人迁入；又如契丹族统治的辽代曾将北京作为陪都（称南京），将大量契丹人迁入；金朝入主中原后，也建都北京，改称中都，有大批女真人迁入，朝廷六部的高级官员均由女真贵族担任。元朝建立后，蒙古族皇室、贵族、商人、骑兵等也大量迁入北京；特别是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后，满族旗人更是大批迁入北京，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分住北京内城各处，汉、蒙、回等居民分住外城各处，这样，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北京城市格局便彻底形成了。北京人口结构中这种多民族共处的格局，包括由于北京作为首都接纳了不少国内其他地域人口及国际人士的特点，不但给北京的文化，如艺术、宗教、建筑、礼仪、风俗、习尚乃至饮食、器用等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注入了新鲜的因素，带来了新的特点，如北京人逢年过节吃饺子，除夕要守岁，新娘要“坐帐”、妇女穿旗袍（随后传至全国，成为典型的中国妇女服装），而且对北京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例如北京人思想上的重礼和行为上的多礼，讲究“生活的艺术”和追求闲逸的心理等，除了前面所谈到的一些原因外，受旗人文化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此可见，多民族杂居共处的人文地域特征，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京味小说的对象世界。

除了上述由人文地域特色而产生了鲜明共性的各阶层的“北京人”之外，京味小说最能显示其艺术对象地域化特征的莫过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了。其中，又尤以其生活的俗常方面为最。北京人最普通、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就像一座巨型的酿造车间，饮食起居这些最具生活原生态的基本“原料”在生活机器的运转中被酿造成最具北京地方风味的原汁，飘散着浓香的京味。

环境是人物赖以生存、生活赖以进行的外部条件，是文学作品艺术对象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活方式的形成，深深地受其生存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因此环境的地域化必然会给生活方式涂染上浓重的地域色彩。京味小说在表现北京人特别是北京市民人物的生活环境时，极重视对环境地域色彩的描绘渲染。具体地说，它很少直接描写广阔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环境背景，而特别注重将政治烟云、社会变迁、经济或军事的形势融汇于北京地域环境（包括自然地域环境与人文地域环境）的描绘之中去加以表现。因此，文学作品中常常容易流于一般化的政治形势、时代背景等环境描写，在京味小说中就不但能够免于其弊，而且常常因其浓郁的北京地域特色而更具真实性和典型性，从而倍增光彩，甚至平添出许多韵味，开创出别具情致的意境。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到北京的陷落，并没有直接叙写日本兵如何攻城、进城、占城，而是怀着浓厚的乡情描绘北京人最熟悉、最感亲切的环境景物：

玉泉山的泉水还闲适地流着，积水潭、后海、三海的绿荷还在吐放着清香，北面与西面的青山还在蓝而发亮的天光下面雄伟地立着；天坛公园中的苍松翠柏还伴着红墙金瓦构成最壮美的景色；可是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掉了往日的关系；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

景物依旧，然而北平已不归北平人所属，它属于那高悬在它上空的日本旗了！这蕴含于浸满故都地域特色的景物描写中的，是何等深的故国之爱，又是何等强的亡国之恨啊！

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中，对“四人帮”严密控制下人们敢怒不敢言，欲干四化而不能的政治环境用这样的描写来加以表现：

“四人帮”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边缘的日子里，虽是百业萧条，却也有几处应运而兴，发达得邪乎的所在。比如说北京的公园。除去上了锁的北海，其余的都透着格外热闹。每天从开门到静园，人一直像稠粥似的。细看一下，游客随着时间更迭，也作有规律的变换。早晨开门到八点半钟是锻炼身体的老人、喊嗓子练腰腿的演员和候补演员们；八点到午后，主流是背着大黑塑料包的各省外调、采购人员；太阳西斜，就换为成双成对的男女青年，远远看去像二路纵队的分列式游行。

写的是北京公园游客如潮的生活场景、文化环境，真实、琐细、普普通通、平平淡淡，太生活化了，太北京化了；然而，恰是在这生活化、地域化了的环境描写之中，极真实、极典型、极深刻地将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心态状写了出来。

除了在表现政治风云、社会变革等重大的环境背景时善于抓住北京的地域特色，使环境背景的特点融于寻常的北京景物与生活场景的描写之中外，京味小说在表现艺术对象所涉及的一般环境时更普遍地注意突现其北京地方色彩极浓的生活的俗常方面。这不仅是指京味小说写到了大量在北京尽人皆知的寻常街巷、地方风物，如前门、东单、西四、北海、鼓楼、护国寺、天坛、地坛、雍和宫、陶然亭、颐和园、圆明园、香山、西山、八大处等，更主要的是它最善于将日常生活中的北京展示给读者——北京的大马路、小胡同、护城河、立交桥、四合院、大杂院、新住宅区楼群、体育场馆、百货商店、小摊、小铺、小酒馆、大宾馆、老字号等等，甚至一般人认为不能登文学殿堂的大杂院里的小厨房、小胡同里的公共厕所等，也都被摄入京味小说家的艺术视野，共同组成了京味小说的对象世界。

北京是一座姿态纷呈的综合城市，从不同的角度有所侧重地去表现北京的环境，会显示出北京不同的特点：巍峨的天安门城楼、壮丽的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的党政机关大楼显示着它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特点；栉比鳞次的各国使馆显示着它作为外交中心的特点；俯视全城的经贸公司、集团的摩天大楼和数不清的工矿厂房，显示着它作为经济中心的特点；古色古香的旧都建筑和风格各异的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各种文化设施和高等学府，显示着它作为文化中心的特点……而最能显示北京地方特色的，则莫过于四合院等与北京市民更为贴近、更为密切的俗常生活场景。它构成了北京人尤其是北京市民的生活舞台，展示着北京市民的生活天地。且不说邓友梅的《那五》中写到的内务府和韩少华《少管家前传》中写到的中堂府如何反映了帝都特色，单是老舍笔下的厂甸、大钟寺、白云观庙会，东单、西四、鼓楼前的灯会，长安街上“满是汗味的电车”和“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就带着独特的色彩、气味和音调绘出了旧北京市民的生活环境。至于像汪曾祺笔下那只卖一角三分钱一两的酒和三四角钱一只的兔头的安乐居小饭馆，陈建功的《找乐》里那抬头就见房椽子，顺墙根摆满长条凳的街道文化站和《辘轳把胡同9号》中“搂儿抱女”的大杂院，以及刘心武《钟鼓楼》中穿得讲究一点就得套上旧裤子、换上旧鞋再去光顾的胡同公用厕所，还有被老槐树荫遮蔽着或是飘着枣花香的小院儿，背风朝阳的天坛、地坛坛根……这些地地道道北京市民们日常饮食起居、谈天说地、娱乐休息的生活环境，以它们独特的北京风光成了京味小说典型的艺术环境。

注重日常生活中与北京市民生活贴得最近的风物环境相关联的是，京味小说艺术对象中的“北京事”。它作为生活方式的直接体现，更其依赖于从市井生活、日常小事中获得地域特色和浓厚悠长的京味。

从老舍的京味小说到80年代的京味小说，很少有直接猎取重大社会事件作为对象的，几乎都是写北京市民最普通、最凡常的生活事件。即使是表现重大题材和主题，也多是以俗常生活为对象，透过其生活的世俗化表象来揭示其深邃的底蕴。老舍的《四世同堂》或许是他小说中最为壮怀激烈的一部，其中写到了不少惨烈的事件，然而，它依旧主要是描写小羊圈胡同几户人家在沦陷期间的日常生活，围绕着一些普通生活事件而展开情节的。像祁老人过生日，中秋节买兔儿爷，冠家大、小老婆吵架拌嘴，小崔打媳妇，小文夫妇吊嗓子，程长顺收破烂儿，钱家出殡，长顺娶亲……这一切事件都笼罩在深沉的悲色之中，但却仍不乏浓郁的北京地域风味，于京味中展示出在日寇蹂躏下切切实实的北京人的生活和抗争。80年代的京味小说中，像《四世同堂》这样表现重大题材的，如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表现反对“四人帮”的主题，作者的笔也不直接描写天安门广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四五”革命斗争，而是通过极细小的日常生活事件——几位老人在陶然亭锻炼身体来侧面表现的。

总览京味小说，写重大题材的为数不多，绝大多数是从反映北京人的生活、心态上着眼，因此，在事件的选择上就更特别注重于生活的俗常方面，主要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邻里关系等方面。这些俗常生活一般属于人生最基本生存之必需的范畴，因此带有极大的恒定性——世代相袭，成为一种习尚，甚或一种传统。例如北京人重视吃。“民以食为天”，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更把“吃”发展成了一种饶有传统的地域饮食文化。皇帝、贵族、达官、富豪讲究吃，平民百姓也讲究吃——自然不配像贵人那样吃所欲吃，然而，在填饱肚子之外，他们也讲究吃得有滋味些，吃得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能获得更多的满足，于是就有了北京不同阶层的人关于“吃”的各种各样的讲究。即拿最普通的平民来说，冬天吃热汤面，夏天吃过水面，正月初二吃春饼，腊月初八吃腊八粥，腊月二十三吃糖瓜，除夕夜吃饺子等等已成定例，人人皆爱而又吃得的风味小吃有豆汁、芸豆饼、驴打滚、豆腐脑、炸焦圈、炒肝等，磨牙占嘴儿的零食有“半空儿”（花生）、“穷人磨”（葵花子）、糖稀、酸枣、铁蚕豆等。“吃”对北京人来说是那样重要，以至人们见面时都要和颜悦色地问一声“吃了吗？”以代替问好。因此，日常生活中的“吃”这一大宗，就格外受到京味小说家的青睐。当然，其他如穿、住、行、婚、丧等等，在世代传承的北京人的生活中也形成了各种具有相当稳定性的积习，表现出极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苏叔阳的短篇《爆肚》，写老工人韩永利临死前强烈地想吃爆肚的欲望，以及韩大爷死后热心的街坊们用爆肚祭奠他，冯四海的妻子蘸着佐料喂韩大爷“吃”爆肚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真是把北京地域饮食文化最深层的内涵写透了，写绝了。谁读到这里，能不为这深蕴于京味中的道德文化观所强烈震撼呢？《辘轳把胡同9号》中写“文革”动乱后赫老太买到了多年久违的麻豆腐和洋尾巴油，这在一般人眼中恐怕属于最低档位的食品却是老北京市民最喜爱的风味菜肴。麻豆腐做好后，街坊四邻都来参观品尝，吃上一小口，说几句吉祥话儿。这浸透了地道京味的俗常生活小事涵盖了从哲学上难以说得清的北京人的生活追求和价值观念。

京味小说从俗常生活、日常小事中去显示对象的地域特色时，更其注重于民俗的开掘和民俗事象的描绘。由于民俗作为相沿积久而形成的风尚和习俗，要受制于自然地域和人文地域条件，所以，地方性是民俗的显著而重要的特征之一。注重俗常方面的独特生活视角，使京味小说家自觉地把目光投向了丰富多彩、京味十足的北京民俗，从中摄取了大量的艺术对象。婚俗、丧俗、养俗、诞俗、祭俗、庆俗、饮食起居、服饰冠履、往来应答、岁时节令、游艺竞技、占卜禁忌、信仰崇拜等多方面的民俗都在京味小说中得到了表现。不少京味小说因其这一特点而获得了“民俗小说”的称谓，有的京味小说家也干脆就称自己的小说为“民俗小说”。

尽管如此，京味小说之写北京民俗，与一般民俗小说还是有所不同的。它的目的不是为展览民俗，而是通过民俗以探讨北京文化，研究北京人生活的文化史，剖示北京人的文化心理素质。例如邓友梅的《烟壶》中写到北京7月13日的盂兰盆会悼念亡灵，把法华寺门前新扎的法船、龙凤、楼台、龙女童男、罗汉金刚等民俗事物和斋僧拜佛、和尚舞钹以及平民百姓点篙杆星星灯、荷叶灯、莲蓬灯、西瓜灯等民俗事象状写得惟妙惟肖。这并非是为宣扬民俗而写民俗，其根本目的在于表现北京人注重世俗享乐的文化心理素质。即世代沿袭着这哀悼死者亡灵的民俗，却不肯放弃从中享受人间现世的欢乐，于是“整个京城变成了欢乐世界，竟忘了这个节日原是为超度幽冥世界的沉沦者而设的”。这种文化心理素质符合着作为我国文化基本类型的乐感文化重视现世人生幸福追求的特征，同时又带有极强的北京地域文化色彩。故此，因了这些出色的民俗事象描绘，京味小说的世俗生活味便愈足，京味也便愈加香浓，愈加独到了。

与20年代文坛上一些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和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相比，同样是摄取民风民俗作为艺术对象，京味小说的表现民俗却与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它不像20年代某些乡土文学作品如废名的小说那样追求世外桃源般的超脱隐逸，对宗法制农村民俗文化采取静观的态度；也不像沈从文的小说那样，热衷于对荒蛮的湘西边陲化外之风的展示和对充弥着野味的古老民俗的礼赞，因而，也没有那样强烈的浪漫气质和抒情色彩。而寻根小说的表现民风民俗，基本上是循着废名、沈从文等人的路子，描写几近原始状态的荒蛮土著或穷乡僻壤的古旧民俗，只不过融入了作者更多的现代意识，从中寻觅人性，探求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京味小说则与之不同。它在将北京民俗摄入艺术对象时，无论是对遗风成俗，还是对变风新俗，都绝无超脱现实、搜奇猎异之心，而是注重于民俗得以酿就、产生或传承、变异的现实生活土壤，把民俗的描写与现实生活的表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京味小说中所写到的民俗绝不给人以世外桃源的隐逸感或蛮野洪荒的旷漠感、神奇感，而使人感到充满今世人生的现实感和浓郁的俗常生活的温馨气息。民俗在京味小说家的笔下，不是一块失去了现实鲜活生命的、闪烁着奇光异彩的僵死的化石，甚至也不仅是一块传递着民族或社区文化发展历史信息的“活化石”。它是现实生活——北京人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系着北京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现实生存形态的纽带。老舍在《正红旗下》中写一个穷兵除夕守夜的情景，对包饺子这一民俗事象做了极为细腻的描绘：先写胡同里与花炮声汇成怒吼狂潮般的各家各户剁饺子馅的巨响，再写剁馅声中突然闯入的讨债敲门声。在这一片交响乐伴奏的背景下，主人公独自一人守着刚生产的妻和“老儿子”在包着“素馅饺子”。虽然没钱买猪肉而必须用素馅，但他却因平时省吃俭用不必为讨债门声担惊受怕而心安理得，每个饺子都细心地捏上花边。北京人除夕夜守岁包饺子这传统的风俗完全被融入了平凡琐细生活的描写之中，充满了现实感。特别是写到他一时兴起，要包一个铜钱作馅的饺子，以便测验谁会吃到它而得到终年顺利的好运时，更给这古老的民俗注入了无穷的世俗气息和现实感。民俗和小说中情境的规定性是那样自然地吻合着，将人物为壮年得子而充满希望的喜悦心情在充分地域化的氛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苏叔阳的《爆肚》写邻居们用爆肚祭奠韩大爷。从为死者装殓，到码摆祭品，到边给死者喂爆肚，边对死者哭诉告慰，这一笔笔的精描细画，饱蘸着浓郁的北京生活底色，绘出了一幅独具京味和现实感的地域风俗画。老舍、苏叔阳笔下的这样的民俗风情画面，在京味小说中比比皆是。这些民俗画不奇不异，貌似寻常，却贮满了现世人生的悲欢炎凉，也俗味十足。从而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界分——京味小说中所反映的北京民俗是一种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地上的民俗”，而20年代某些乡土文学与80年代寻根文学中所写到的民俗则是一种离现实生活很远的“天外的民俗”。“天外的”景象，自然使人感到生疏奇特，从而因审美距离的拉开而产生美感效应；贴近生活，自然使人感到熟悉亲切，从而因其与现实生活的贴近而无形中缩短了读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使读者身不由己地投入作品所展示的生活情境之中。这种投入，不是由奇风异俗诱发的猎奇心理，也不是由民俗的浪漫品格而激起的情感波澜，更不是从对民俗所显示的传统文化的审视中而带来的哲学思考。作为京味小说艺术对象重要组成因素的民风民俗之所以能吸引读者投入，主要靠的是作家对北京民俗生活底蕴的发掘，对传统民俗在现实日常生活中充满鲜活生命力的存在形式所生发出的世俗美的发掘，对土生土长的北京民俗地域特色的发掘。它使读者于欣喜的静观中投入，既感受到现实美，又感受到艺术美。

京味小说注重民俗现实性的表现，正在于它切合了北京文化所具有的注重人伦日用、注重物质文化的实用品格的一面。而这种品格的确立是与北京的自然地域条件和人文地域条件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北京作为历代国都、世界名城，三面环山，腹接华北大平原，地处永定、潮白两河流域之间，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它城市建设严整规秩，人烟稠密，市面繁华。密如蛛网的街道胡同，套环连锁般的四合院、大杂院是广大市民生活的空间范围。这样的空间对于饮食起居等物质生活是必须的，从某种角度看或许还是适宜的。然而，它却因此而充溢着现实的世俗气，而绝少荒漠僻野的浪漫诗意。这就自然地发展了民俗的现实实用性一面，而轻忽了它的浪漫抒情性一面，例如，在婚恋方面，北京民俗突出的是“婚”。各种烦琐复杂的婚俗世代传承，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做着花样翻新；而在“恋”这一方面，北京民俗中就很少有所反映。这当然与封建礼教在京城顽固、有力的统治有关，但也未始不因北京民俗文化更多地发展了其实用品格，例如成家立业、传宗接代而使然。就人文条件而论，首先，北京的政治环境使其天然地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堡垒。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礼，又偏重于礼之“用”的特点。不但封建统治阶级以此为治国之本，广大平民百姓也重视礼仪，特别重视其在人伦道德方面调整人际关系的实用品格。因此，北京地域民俗文化更加自觉地发展了它有关人伦日用的一面，表现了极强的世俗性和现实感。其次，各方面都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在长期奢侈豪华、养尊处优的生活中，追求物质享受的物欲不断膨胀，几趋极致。这便将独具地域特色的北京物质文化，诸如饮食文化等也推向了发展的极致，其精、其细、其繁多、其讲究、其规矩，不可胜言。这种建立在贵族宗室手中的物质文化不断地流入民俗，在平民百姓生活中被吸收，被改造，被发展，长期沿袭，更使北京民俗的现实实用品格得到了加强。更重要的是，北京具有强大的市民文化，市井胡同生活的世俗性质直接决定了其风俗习尚的注重于饮食起居等现实实用，偏重于物质生活层面的特点。可见，北京民俗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性实用品格，正是为北京的地域特点所派生出来的。而京味小说家在反映北京民俗时对这种现实性实用品格所表现出的特别浓厚的兴趣，则更鲜明地显示了，京味小说在摄取北京民俗为艺术对象时，是特别属意于它的地域特色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京味小说的艺术对象，包括人物、事件、环境、民俗等客观的对象世界，其独特性即在于，它们是充分地域化了的，即充分北京化了的。“京味”之“京”先是一个地域概念，这就是说，“京味”首先是一种地域风味。因此可这样说：没有充分北京地域化了的艺术对象，就没有京味小说。京味小说艺术对象的地域化特征，是其“京味”由以产生的重要渊源之一。

“京味”作为一种地方风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品位？它又是由哪些味素所组成的呢？具体地说，“京味”的基本京味，是一种雍容大雅和圆通俗化相结合，相融汇，升华而成的独特品位。它是北京的地域环境主要是人文地域环境内在品格与外在风度凝聚而成的。

雍容大雅是旧京帝都特有的气质和风度。京味小说在对北京的山川景色、城市风貌、建筑格局、名胜古迹等的描绘中，处处有这种雍容大雅气质充溢其间。宫殿楼阁的崇杰辉煌，祭坛庙宇的庄严肃穆，园林建筑的古雅阔落，市容街巷的严整规秩，都充分地显示出北京作为历代国都仪态的雍容、风度的大气和气派的中正古雅。这种仪态、风度和气派不仅充溢于北京城市环境与景物的描写之中，而且也经常融合在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的描写之中。且不说豪门府第的几进院落、回廊跨院、假山园林，仅只一株浓荫匝地的大槐树、影壁下一排吐露幽香的白玉簪，或庭栽或盆栽两株火红的石榴树，或案头或檐下两盆傲然怒放的秋菊，就足以把这种雍容大雅的风度气韵浓缩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中呈现出来了。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京都雍容大雅的气质作为京味的“原味”，在京味小说中并非单纯地作为一种天然素质表现在环境景物的描写之中，而且还活泼泼地融汇流动在北京人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之中。北京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所表现出的从容稳妥、不急不迫、彬彬有礼、儒雅大方，作为一种气质风度，一种“北京文化性格”（自然还有其他构成因素），不仅从那些高士雅人的行为谈吐中流露出来，而且也从那些胡同平民甚至三教九流人物身上显露出来。且不说封建朝廷的中堂大人待客时的雍容大度、恭谨礼让（《少管家前传》），就是拉了一辈子三轮车的老车夫在海外游客面前也是那么从容大气，不卑不亢（《红点颏儿》）。京味小说家笔下的北京人和北京人的生活，都带着这么一种雍容大雅的风貌气度，流露出作为北京人的自信、自重和自豪。这可以称作京味的第一构成要素。

由地域色彩而酿就的京味的第二构成要素，是由北京文化，特别是市民文化和民俗文化所濡染熏陶而酿就的圆通俗化品位。这种圆通和俗化，在京味小说的许许多多形象身上都有所反映和流露，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共性。北京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圆通做派和世俗味，很容易与社会上流行的“京油子”之说相混淆，实际上二者之间由于“度”的不同显示出一种本质的区别——圆通绝不等同于油滑，世俗绝不等同于庸俗。那是一种由古老的北京地域文化所磨砺塑造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由于北京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国都的地位使它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故此，它的文化，经过数百年的淘洗演化变迁，已经十分完备成熟，甚至熟得过透。这种文化的过熟现象一是表现为精益求精，一是表现为全上加全。所谓精益求精者，如一只小小的鼻烟壶上要雕花镂字不算，还要将笔尖伸进去在内壁上画出精巧的“内画”，其他就不用说了。所谓全上加全，是指从精神文化到物质文化，几乎无所不备。不但极其微妙地渗透到人伦和人际关系的所有方面，而且还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细微末节之中，连吃饭时怎么下筷子，怎么咀嚼都有一定之规，甚至无形中形成一种规章化，制度化。某种文化事象既经流传，某种文化事物既已定型，便成为一种既成不变的“法”，不准有些许越轨。北京人的生活，包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紧紧地包裹在这过熟的文化氛围之中，自然养成了对世俗生活细节的特殊重视。他们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中精心地开创了“生活的艺术”这块天地。这样，世俗味便和北京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是最讲求“脱俗”的学者文人，也以一种近乎鉴赏艺术品的态度贴近世俗生活，以精通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种规矩和讲究为高雅的情趣。另一方面，文化的过于完备、熟烂，又使北京人形成一种恒定性极强的普遍心态——容易知足，希望维持既成定规的生活方式，宁肯以“忍”来求得平和安定。这种普遍心态使具有高度文明修养的北京人很自然地形成了为人处世灵活随和、不固执、不拘泥的圆通作风气派。老舍《正红旗下》中的二哥身上所表现出的圆通和世俗化气息，还有他的雍容大雅风度，使他成为京味小说人物画廊里极其醒目的一位。他待人的礼貌周全、善解人意，他办事的灵活得体、左右逢源，当然还包括他那一口“轻脆快当”的漂亮北京话，就融成一种独特的北京韵味。

艺术形象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中所呈现出的圆通与俗化，不仅局限在人物形象身上，还辐射扩展到作品的整个对象世界之中，京味小说对俗常生活事物与场景的特别重视和描绘的惟妙惟肖、特别迷人，如街市上的各式摊贩、具有北京特色的商品货物，店铺门前各式的招牌幌子，茶馆、酒铺里的环境气氛，四合院里邻居间的礼尚往来，等等，都不但散发着浓郁的世俗味，而且都笼罩着一层融通、和睦、亲切、随和的氛围。这种世俗风味与圆通随和的色调带着北京特有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与旧京帝都的雍容大雅风度气质，当然还缺少不了那清亮脆生的北京话，它们自然天成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京味那又纯又浓的“原味”，又纯又浓的“底色”。

可以这样说，“原味”也好，“底色”也好，究其源，都是由北京这独特的地域所给予的；或者说，京味最原始、最基本的品位，就是一种地域风味——纯粹的、地道的北京地域风味。

本文在前面已经申明，作为对京味小说气韵风味一种概括的“京味”，确切地说来是一个模糊概念。京味不是单纯的一种品位。它是复杂的，其内涵有着极大的丰富性。因此，由地域性所酿就的一些风味，绝不是“京味”的全部。要想把京味的五味瓶完全打开，全面地品尝到它的酸、甜、苦、辣、咸，还需要从更多的视角全方位地探讨京味小说的艺术特征，而这只有留待另一篇文章中去研究了。

原载于《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k2D9nBKw1GeQr4/OsFhPtD9vO06BQBwAjl9qtHWojhLeCib3yoeSdMjWvmXWja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