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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持续大热后，京味文学近年已悄然变为外热内冷了，即从商业与美学的双热转变为商业性外热与美学上内冷并存的奇特格局了。尽管被冠之以“京味”的种种书籍（含小说、散文、回忆录等）、影视作品、旅游项目及产品等仍有其不可否认的市场卖点，但京味文学在美学上的创作与接受毕竟在锐减，渐渐化为如烟的往事。如何把握京味文学的这种新变化？在此之前，有必要对京味文学这个容易引起歧义的关键概念稍作说明。我的所谓京味文学，是指一种回瞥故都北京地缘文化景观的文学或文艺活动，是定位于故都北京、定时于它的现代衰颓时段、借助具体的北京人情风俗、通过回瞥方式去体验的一种地缘文化景观。这种意义上的京味文学至今出现过三代：第一代为20世纪20至40年代以老舍写作为代表的文学，在语言、形象和风格等方面都奠定了现代京味文学的初创形态，其故事的主要发生场是北京胡同，辅助场是街道、集市，主要人物是故都下层平民；第二代为80年代以林斤澜、邓友梅、汪曾祺、韩少华、陈建功等为代表的文学，表现处于现代性进程中的故都平民生活及民俗残韵，主要发生场仍为北京胡同及街道、集市，人物既有故都下层平民还有旧朝遗民、当代精英等；第三代是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王朔、刘恒、冯小刚、王小波、刘一达等为代表的文学及影视活动
，表现在政治缝隙中纵情狂欢、在社会转型中重求生路的北京大院景观，主要人物是“顽主”及其变种。
首先需要追问的是，京味文学是在怎样的文化语境中兴盛的。老舍被公认为现代京味文学的源头或第一代代表，但实际上，他的这一地位只是追认的，因为他生前并不曾自觉或明确地提出京味文学的美学主张。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渐兴的文化“寻根”热潮，为京味文学的兴盛提供了有力和有效的文化语境。随着对“文革”的政治反思迅速深化为对中国过去更长时期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审美反思，对行将衰败的故都北京风情的寻觅与追挽，就成为长期定居北京的作家如林斤澜、邓友梅、刘绍棠、汪曾祺、韩少华、陈建功等人不约而同的选择。当这批作家寻觅与追挽故都北京生活为主调的新创作已蔚为大观，需要从美学上加以合理化阐释时，就诞生了京味文学，即一方面有“京味文学”（或“京味小说”）这一美学新发现和新命名，另一方面出现了对老舍这一源头和第一代地位的追认及有关第二代京味文学的承认（与京味文学第二代同时并存而属于文化寻根热的还有“第三代诗”“寻根文学”“第五代”电影“85美术新潮”“中国新音乐”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置身于80年代文化寻根热潮中的京味文学第二代作家，以其充分的美学自觉和卓越的语言创造，对京味文学的兴起和鼎盛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把老舍开创而有待于命名和发展的京味文学潮推向了后人难以企及的美学高峰。不过，京味文学第二代把京味文学热主要局限在美学内部或文学圈（尽管其政治性等综合效果不容置疑），而远远没有延伸到商业或日常生活中。这是由20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热的性质本身及更为根本的经济生活语境等社会状况所决定的。
真正把京味文学从美学热潮引向商业热潮的，显然应归功于王朔及其他京味文学第三代人物。王朔的以“顽主”和“调侃”为主要特色的小说及影视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达到商业旺销与美学击赏的高潮，既标志着京味文学第三代勃然兴起，也意味着京味文学前所未有地被推举到商业热与美学热的双热巅峰。王朔的双重成功当然应取决于他高超的个人美学与商业策略，但也应看到，他确实比他的两代前辈更幸运，赶上了好时候：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为他的商业与美学双热铺平了道路。假如没有这一点，他就还可能会重复京味文学第二代作家仅限于美学内部或文学圈的宿命。全球化一方面在经济上为王朔们缔造了畅销书得以持续热销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为读者品位濒临消逝的中国故都情调提供了旺盛的心理欲求。所以，不仅王朔等京味文学第三代作家骤然间大红大紫，而且连带着使得京味文学的第一、二代长时间持续热销，甚至还造成“京味”从文学、影视扩展到日常生活、旅游业、饮食业、国际交往中的盛况，衍生出京味休闲、京味旅游、京味美食等众多热门“京味行业”。当然，还包括一些作家或作者以更自觉的姿态，写作或制作出带“京味儿”的虚构或非虚构作品，如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回忆录、剧本、图片、景观等。
京味文学在第三代被卷入商业大潮的事实堪称一把双刃剑，一刃向外成功地劈开商业市场，引来京味文学三代同台竞销的繁荣盛景；一刃却反向刺入它的美学发动机心脏，导致它的原创力趋于衰减和衰竭。我们不得不冷静地看到，当京味文学飞腾到双热新高度时，它作为一种地域文学的危机和衰落却已悄然而至了。似乎可以说，正是在京味文学第三代这里，京味文学已无可挽回地以天鹅绝唱般的辉煌方式走向终结。这一点与其说取决于京味文学的演变逻辑本身，不如说更根本地取决于京味文学所生存的文化语境的转变以及当代北京人对这座城市的生存体验的演变。我们不得不正视京味文学特有的文化语境和生存体验场正在逐渐消失的事实。
第一，置身于当今“后”语境中的中国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文化界，没有为京味文学的持续兴盛或创新准备好充足的美学资源或营养。正像赵园所指出和区分的那样，京味文学的一大共同“旨归”是“展示北京文化”，但相比而言，老舍的是“自觉地指向‘文化改造’的预定主题”，既有“文化展示”也有“文化忧虑”，形成两者的大体平衡；而“不少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却意别有属，把兴趣中心转移到非批判性的文化呈现上了”
。可以说，在第二代京味文学那里，高涨的文化寻根热催生了有关故都京味的非批判性和纯欣赏性文化展示，这既是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弥漫全国的古典文化与民俗文化批判大势的一种强大反弹的结果，也是对这种面临衰颓的古典文化与民俗文化传统的惋惜和怀旧心境的一种美学表达。然而，到了京味文学第三代盛行的90年代，上述文化寻根热已然退潮，而代之以新的来势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原有的对故都北京残韵的非批判性和纯欣赏性文化体验与展示的动力源在耗竭其最后的能量后趋于干涸。而事实上，王朔、刘恒、王小波、冯小刚等第三代作家、导演也确实没有了第二代拥有的那份故都雅兴，而是集中关注当代北京大院中新时代弄潮儿“顽主”的生活体验与前景。丧失了应有的美学资源，京味文学在其第三代走向衰败是必然的。
第二，随着北京人所生存于其中的胡同和大院在一次比一次更坚决和堂皇的拆迁中轰然倒塌，京味赖以生存的原生物质型情境——北京场的最基本部分，就从北京城区地图上一个一个地被永远地抹去了。胡同和大院相继拆除后，拔地而起的是一幢幢无法辨识个性的摩天高楼居民区，或一个个欧式公寓或别墅小区。这种旧空间场的消除和新空间场的建立，对于京味的生存来说不啻构成了致命一击：如今分居于单门独户的高楼或小区公寓里的居民，已经不可能再度制造出胡同或大院居民们在其朝夕相处的生存碰撞中才能造就的京味了。正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所描述的那样，随着张大民从大杂院拆迁搬进了公寓楼房，原有的大杂院生存状况以及邻里关系等就不再继续了。我不禁想起汪曾祺老人1993年的一段生动描述：“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随着一条条辉煌“大道”的建成，胡同和胡同韵味带着一种“怀旧”和“伤感”远去了，残留在少数老人的记忆中、某些读者的想象中。汪曾祺睿智地预言：“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再见吧，胡同。”
只是汪老很可能未曾预料到，胡同、胡同文化及其承载的京味文学会如秋风扫落叶般地在我们这个新世纪初年迅速走向凋零。
第三，当地道的北京话被越来越多的外地普通话融会或覆盖时，京味文学特有的语言媒介日趋衰落。毋庸讳言，往昔出自胡同、大院或大杂院的地道北京话，如今正在被标准或不够标准的普通话以及种类繁多的外地土语——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干部、军人、民工等发出的南腔北调所融化。没有了地道北京话，京味往何处附丽？
第四，当京味文学的主导性传播媒介——机械印刷媒介已让位于以影视和网络媒介为主导媒介的更丰富而多样的泛媒介场时，京味的足以令人回味的媒介渠道就趋于断裂了。京味更多的是依靠对于语言的阅读和品评而生成的，其主导媒介原来是机械印刷媒介的三种——报纸、杂志和书籍。由于语言文字便于反复阅读和理解——回味，因而京味往往就在这种回味中产生出来。这从京味文学第一代到第二代都是如此。但到了京味文学第三代，电影和电视的影响力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神奇速度、强度和广度迅速崛起，给予公众以远比印刷媒介更为巨大的影响。今天的公众大多是在看过电影《顽主》《阳光灿烂的日子》及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后才去阅读小说原著的。影视的影响不仅把原由印刷媒介所打造的京味通过改编给变异了、融化了，掺进一些异质的新东西，而且还由此规定了公众回头阅读文学原著所必具的特定视角和口味。于是，文学成为必经影视媒介过滤的文学或“电化文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京味变味了，变得似是而非了。
此外，就京味文学第三代内部演化来看，当擅长小说的王朔被以电影著称的冯小刚淹没、当王朔笔下的善侃和贬损他人的顽主被冯小刚贺岁片系列中的狡黠而又不失善良本分的北京爷或后顽主取代、当王朔主人公的批判性被代之以冯小刚人物的搞笑性时，一些可能是重要的表征的东西已经赫然成立了，这就是：京味文学最后完成了从高雅文学或高雅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变，其原有的富于高雅文化品格的京味已经变味和败兴了。
在上述意义上说，作为一种以品位故都流兴或残韵为集中标志的现代地域文学现象，京味文学终结了。也许还会有某些新作或多或少带有“京味”、标举“京味”或“新京味”，但那可能不过是“京味”的绝妙仿制品或留给外来者凭吊的旅游纪念品、明信片，或者不妨称为“仿京味文学”“拟京味文学”或“后京味文学”之类的东西了。你可以继续用北京话、描北京场、讲北京事、写北京人、画北京风俗、道北京情等等，但一代真正的“故都京味”已经无法靠现在的人们打造出来了。尽管如此，我们毕竟有过京味文学，它还会向我们散溢出自身的“永久的魅力”。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化史注定了会永远记住并回瞥京味文学这美妙的一页，中国现代文化会因为它而留下一抹无可替代的丰富色调。
但是，我们不必悲观：我们毕竟还有北京城与北京人对这座城市的实实在在的生存体验。生活在今天和未来北京城的人们，无论是否属于正宗的北京人，无论是常住居民还是匆匆过客，无论是京城白领还是农民工，无论他们是否通晓京腔京韵，也无论他们是否懂得以往的故都及京味，他们都以自己的新生活去体验并书写这种新的京城体味，去创造具有新的京味文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京味文学第三代所标志的，与其说是京味文学的终结，不如说是它的换味而已
。或许可以说，第三代构成京味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继往开来的分水岭：一面让胡同中的故都残韵在大院中作最后的回光返照式盘桓，一面预示着从大院到小区的新京味的发生。
正如当年大院取代胡同一样，如今小区取代胡同和大院已成北京城不可逆转的城市变迁大趋势，小区已成为新京味的核心生长场了。它们的建成，一面标志着城市中心的强力外扩，一面代表了乡村急速城市化，从而引发一连串新的城乡生活问题。这既意味着北京城内涵的演变，导致城与乡发生新的地理错接，乡中有城，城在乡中，乡变为城，城乡互动加剧；同时又代表着北京人内涵的演变，使得北京市民与北京农民以及外地来京农民工，都由远而近地成为近邻，城里人与乡下人生活在同一小区中或小区附近，从而发生新的生活体验。与这种变化相连的是，北京人的话语也在变：北京话和普通话、北京城里话和乡下土话、北京话和外地口音等等混杂在一起，形成21世纪初特有的新的北京语言交响。
不妨预期，小区与胡同和大院的并存及小区与周边城镇或乡村的交错，多种多样北京人的交汇，形形色色北京话、普通话或外地方言等的交响，都注定了会成为21世纪新京味的有力的生长场。当故都流兴已成绝响，新京味何以发生？
不妨拭目以待。
原载于《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