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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味”其实是一种地方味、乡土味。按理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地方味、乡土味。鲁迅笔下的未庄，就飘散着浙东味。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就有独特的湘西味。而老舍先生所写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里，就充溢着浓郁的“京味”。然而，有此类作品产生并不等于能有同类文学流派形成。30年代在我国文坛上曾出现过所谓“京派小说”，不过这类小说其实同北京没有多少关系，更谈不上有什么“京味”了。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具有“京味”呢？我们以为它应当具备三个条件：
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
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
这三个条件实为三个层次，它们的深浅高低，大致也就决定了作品“京味”的浓淡醇薄。理想的“京味”小说，自然是能够达到第三层次的。
当然，所谓“京味”只是个模糊性概念。它的含义可以有大体的阐释，却不可能有截然确定的界说。这是因为我们所指的三个层次本身就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变易性和灵活性。不论是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还是北京人的气质、精神、性格，城里和郊区就大不相同。刘绍棠笔下的京东农民同陈建功笔下的城区市民大相异趣。同是城郊，东郊凭借一条大运河，沾上了不少水乡灵气，而西郊一溜矿山，民风就显粗犷豪悍。同是城里也有区分，东城多住王公贵族、达官士绅，南城就多天桥把式一类下层游民。这是就地域论。再从阶级、阶层说，中上层学者、商贾同下层苦力百姓的“京味”也大相径庭。汪曾祺写的京剧演员云致秋（《云致秋行状》）同苏叔阳笔下的裱糊匠（《傻二舅》）气度就不同。从民族来说，汉人同旗人（满人）风习差别也很大。邓友梅的旗人后裔那五，在北京汉人中就不好找。从时代来说，解放前的旧北京同解放初的北京，乃至今天的新北京，北京人的思想、观念、心理、习惯、欣赏趣味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浪潮的汹涌冲击，正有力地荡涤着旧的传统的观念、习俗。在现代北京人身上，“京味”正逐渐地融汇于时代的潮流中，而愈显淡漠了。所以，所谓“京味”，只能是人们心目中大致相近的印象，带有约定俗成的性质，有时，还有点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味道。一般说，“京味”，在解放前老北京的中下层市民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典型，这大约也正是老舍作品“京味”最浓的原因之一。
“京味”小说作为一个流派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心灵中的反映，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京味小说”派的出现也同这两方面因素密不可分。
首先，从客观方面说，北京的地方味，即“京味”，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百年风气自辽金”，北京作为五朝帝都，礼仪之邦，千百年来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封建的正统观念，民族的文化道德，在这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而老大自居的历史地位，闭塞保守的生活方式，加上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民风习俗，使北京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传统的精神气质和心理习惯。一方面，他们重礼讲义，待人接物有许多规矩礼数，另一方面又固守成法，囿于成见，显得保守、狭隘。这些特点，在北京长期封闭于京城之内、大杂院里的中下层市民里，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些“京味”特色是唯北京独有的，全国任何地区、任何城市都无法相比的。“京味小说”不但为中国读者所喜爱，而且深受外国人民的欢迎，恐怕是不奇怪的。这是“京味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没有社会生活中的“京味”，就不可能有小说中的“京味”。
“京味小说”派产生的主观条件是得力于一批谙熟“京味”、善于写出“京味”的优秀作家。这些作家不但熟练掌握北京的语言（包括方言俚语），了解北京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更重要的是能钻进北京人的“心”里，把握住北京人特有的质，特有的“魂儿”和特有的“味儿”。老舍先生就是这方面最杰出、最成功的代表，他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月牙儿》等名作正是“京味小说”优秀的奠基作。他是“京味小说”的开拓者。
在1980年前后，一大批有意无意师承老舍、题材相仿、风格相近的“京味小说”脱颖而出，他们的作者从四面八方云集到“京味小说”大旗下。50年代成名的中年作家邓友梅，跳出了“军事文学”的传统行当，写出了《那五》《双猫图》《话说陶然亭》等一系列京味作品，在反映“旗人”的生活情趣方面，达到了惟妙惟肖，令人叫绝的境地。以神童作家著称的刘绍棠，决心扎根家乡运河滩，用他那轻灵秀巧的妙笔，描绘出一幅幅京东风情画，使他的“乡土文学”终于找到了理想归宿。70年代崛起的陈建功，从京西的“骚达子”开始而树立起专写北京市井百姓的“谈天说地”系列小说的宏愿，并已取得可喜的收获。以写散文为长的韩少华，也加入到小说行列，写出了《红点颏儿》等“京味”十足的佳作。而年过花甲的老作家汪曾祺，凭借他客居北京近四十年的经历，以散文诗式的优美笔法，描绘出了《安乐居》一类京华小品。生活底子丰厚的浩然，以新的观念重写京郊农民的忧患美丑，与刘绍棠呼应，成为农村“京味”的代表。以《丹心谱》《左邻右舍》等京味话剧蜚声剧坛的苏叔阳，在从事戏剧、电影创作的同时，也涉足于京味小说的行列……这些作家尽管经历各异，创作思想有别，艺术风格也各具特色，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生动、入神的笔墨，纯粹、圆熟的京白，写出了北京的风情，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北京人的“魂”，都具有十足的“京味”。显然，一个实力雄厚，佳作丰茂的“京味小说”派的诞生是水到渠成了。
当然，我们说这些作家云集到老舍举起的“京味小说”旗帜下来，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而已。流派的出现可以有多种方式，有的是以有组织、有纲领、有刊物的自觉联合形式，如五四时代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有的是以一两个作家为核心，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者或师承者自然形成的，如散文中的“桐城派”；有的是因一些作家文艺思想相近，创作方法一致，题材风格相近而被别人联系在一起的，如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等。“京味小说”派显然不属于第一种，这些作家之间并无有意识的结集（尽管他们都互相熟识），更无什么社团、组织、纲领、口号，他们主要是属于第三种，是被广大读者所公认、所喜爱的风格相近者。它们同第二种流派形式有一点相似，即老舍先生是这一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这恐怕是没人反对的。尽管其中不少作家师从的是别人，如汪曾祺师法沈从文，刘绍棠师从孙犁。
原载于《中国文化报》198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