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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年，我生于约克市的一户体面人家。我们不是本地人。我父亲是来自不来梅
的外邦人，他先是住在赫尔，做生意发了家，后来金盆洗手，搬到了约克市，在那里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娘家姓鲁滨逊，是当地大户。这么一来，我的名字就起成了“鲁滨逊·克罗伊茨拿”。但是，由于英国人常发讹音，我们就被叫成了“克鲁索”，不只如此，现在连我们自己也这么称呼，这么拼写了。我的朋友们也总是这么叫我。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佛兰德斯英国步兵团的中校，他在敦刻尔克附近跟西班牙人打仗时阵亡了。要知道，这个步兵团的指挥官曾经是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至于我二哥混得怎样，我一无所知，就像我父母对我后来的下落毫不知情一样。
作为家里的老三，我打小就没正经学艺，老是心猿意马，一心想着云游四方。我的父亲业已老迈，但还是让我享受了不错的教育，既在家里受教，又到免费的乡村学校读书，并且计划让我去攻法律。但我除了航海，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对航海的兴致使得我极力反对父亲的意愿或命令，不顾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告。在我的天性中，似乎潜伏着某种致命的东西，直接让我陷身于苦难之中。
我父亲是一个睿智而又庄重的人，他预见到我的计划后，就提出了严肃而精到的反对意见。一天早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卧室——他因患有痛风病而不能走远——就此问题十分恳切地规劝了我一番。他问我，除了喜欢四处瞎逛外，我还有什么理由离开祖国和父母之家呢？而我在家乡本可以经亲友引荐，在社会上立足，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发家致富，过上舒服安逸的生活。他告诉我，航海是为那些要么穷途末路，要么发财心切的人准备的，他们远赴海外冒险创业，靠不走寻常路而扬名立万。这些对我而言，要么是“过”，要么是“不及”。我正好处在中间位置，亦可称为中产阶级。以他长期的经验，中间位置是世上最好的位置，对人的幸福来说最适宜的位置，既不会陷入体力劳动者的不幸与艰辛，劳累和苦难，也不会受累于上层阶级的傲慢与奢侈，野心和妒忌。他告诉我，我可以从这么一件事来判断这一位置的幸福，那就是，别的人都羡慕这一位置。君王们常常哀叹生于帝王之家的不幸后果，宁愿处在卑微与高贵两端的中间。智者也把中道当作适宜的标准，祈求自己既不贫穷也不富裕。
他对我说，只要我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总是共同分享了生活的灾祸，而中间阶级灾祸最少，也不会像上下层那样荣衰不定。并且，他们的身心不会陷入形形色色的焦躁不安，像那些过着邪恶生活且挥霍无度的人，或者像那些辛苦劳动而缺衣少食的人，这都是由其生活方式自己招来的。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有一切的美德和享受，平安和富足就如仆人一般，常伴着中产之家。节制、中庸、安宁、健康、合群，所有令人喜爱的消遣，人人渴望的乐趣，都是中产阶级可以享受到的福分。这样的生活方式，使人平静安稳地度过一生，舒舒服服。不必劳心劳力，为每天的面包发愁，沦为生活的奴隶；也不必为窘境所迫，身心都不得安顿；更没有妒火攻心，或被野心搅扰。而是在安逸的环境里，平顺地在世上度过，有滋有味地享受着生活之甜，没有一丝苦楚。他们感到幸福，随着时日的流逝，他们越发地体会到这一点。
随后，他态度诚恳地以最慈爱的方式劝我，不要闹小孩脾气，不要自找苦吃。无论是从常理来说，还是从我的出身阶层来说，我都不会有这些苦恼。我无需为面包打拼，他会为我安排好一切，努力地使我过上他推荐给我的这种生活。如果我过得不顺畅不快乐，那完全是我的命或自作自受，与他无关。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知道我的行为将伤害我自己，并因此已警告过我。总之，如果我愿意如他所愿地待在家里，他就会尽力帮我。他从不鼓励我远走高飞，也因此跟我将来的不幸没有干系。最后，他告诉我，大哥可作前车之鉴。他也曾经同样诚恳地劝大哥不要去低地国家打仗，但说服不了他，大哥年轻气盛，还是参了军，在那里丧了命。虽然他说，他会一直为我祈祷，但他也敢说，只要我迈出这愚蠢的一步，上帝也不会保佑我的。以后当我孤立无援、吁求无门时，会有闲暇来自我反省，后悔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依我看，他谈话的最后一部分真是具有先见之明，尽管我觉得他自己并不清楚这点——我注意到他泪流满面，尤其是在说到我那丧命的大哥，以及以后当我孤立无援、追悔莫及时，他更是情难自抑，不得不中断了谈话。他说，他伤心得很，没法再说下去了。
我被这次谈话着实感染了。说真的，还能怎么样呢？我决心不再想远游的事，而要按照父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但是，哎呀，过不了几天，我就把自己的决心忘了个一干二净。长话短说，几个星期后，为了摆脱父亲的唠叨，我决定悄悄地离开他。不过，在我起意时，我并没有仓促行事，而是趁我母亲心情较好时找到她，说我一心一意想要出海看世界，除此之外什么事都下不了决心，父亲最好同意我，省得逼我离家出走。我现在年已十八，无论是去当学徒或当律师助手都已太晚。我敢肯定，即使去了我也会在做到满师前就逃走，逃到海边。倘若她跟我父亲说，让我乘船航海一次，如果我回家后不喜欢航海了，我就不会再远游了。我发誓，一定会以加倍的勤奋弥补我损失的时间。
这使我母亲非常气恼。她跟我说，她很清楚，这样的事情跟父亲说是没有任何用的。因为他对此事的利害关系太清楚，绝对不会答应我伤害自己。她还纳闷，在我跟父亲谈过话后，怎么还会想着这类事情，要知道父亲还从来没有跟我这样和蔼温和地谈过话呢！简而言之，如果我要自我毁灭，没人会帮我。我不用指望他们会同意我。就她来说，她不愿帮我自我毁灭，免得将来我说，我母亲促成了我的毁灭而我父亲没有。
尽管我母亲拒绝了我，但我后来听说，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了父亲。我父亲听了后很担心，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如果待在家里，兴许会幸福，但如果出海，却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惨的可怜虫。我不能答应他。”
此后不到一年，我逃了出来。在这段时间里，我继续固执地对要我干点正经事的提议置若罔闻，还时常向我父母游说，叫他们不要这么起劲地违逆我的癖好。有一天，我偶然来到了赫尔市，当时并没有出逃的念头。但是在那儿我碰到了一个朋友，他正要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他怂恿我跟他们一起去，说不用我花一分钱。这是他们用来诱人远航的常用招数。我既没同父母商量，也没有带一句话给他们，就离开了，心想他们总会听到消息的。我没有祈求上帝的保佑，也没有要我父亲的祝福，对环境和后果毫无考虑，就在1651年9月1日，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上帝知道，那是一个凶日！我相信，没有一个年轻人不幸的冒险经历，会开始得比我更早，持续得比我更久了。船驶出亨伯河不久，风就开始劲吹，波涛汹涌而来。由于我以前从没出过海，身体说不出的恶心，心里也被吓坏了。我开始认真地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因擅自离家，放弃义务而受到上帝的惩罚，这再正当不过。我父母所有的良言相劝，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恳求，一齐来到了我心头。我的良心尚未到冥顽不化的地步，它责备我藐视忠告，违背了对上帝和对父亲的责任。
风暴越发猛烈，海面越发高耸，尽管和我以后许多次见到过的相比压根算不了什么，甚至与我几天后见到的也不能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对于我这样一个啥都不懂的航海雏鸟来说，却已够惊心动魄的了。我觉得每一道波浪都会把我们吞噬，船每次翻滚到浪涡里时，我都以为它再也浮不起来了。在心灵的阵痛中，我发了许多的誓，下了许多的决心，倘若上帝在这次航海中饶了我的小命，让我的双脚重新登陆，我就会径直回到父亲身边，在有生之年再也不踏上甲板一步了。我会接受父亲的劝告，再也不让自己吃这样的苦头了。现在我看清了他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的观察是多么有益，他所有的日子是多么安逸、多么舒适，从未经受过海里的风暴或岸上的艰难。我决心像一个真正的回头浪子那样，回到父亲身边。
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思想在风暴持续期间一直未曾停息，甚至在风暴过后一段时间还继续存在。第二天，风力减弱，海面稍平，我开始适应。不过，我整天都心情沉重，还有一点点晕船。到了晚上，天气清朗，风也平息了，傍晚美丽迷人。太阳清清楚楚地落下去，第二天早晨又清清楚楚地升起来。海面平静无风，或几无风声，太阳照耀。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愉悦的景致了。
晚上我睡得很好，也不晕船了，精神也振作了。看着前一天还翻滚不止的可怕大海，这么快就变得如此平静而悦目，我心里有些惊异。怂恿我上船的朋友，似乎怕我坚定决心，向我走来。“喂，伙计，”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现在感觉如何？昨晚吹了点风，我保证你一定被吓坏了吧？是不是？”“吹了点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风暴？别犯傻了，”他回答说，“你叫它风暴？哦，这根本算不上啥。只要船只良好，海面宽阔，像这样的一丝风根本不算什么。不过伙计你是刚出海的新手，也怪不得你。来吧，我们弄碗甜酒，把一切都忘了吧！看这天气多好啊！”为少提伤心话，我们走上了水手的套路：甜酒调好了，我喝了个半醉。那晚我纵情胡闹，抛弃了我所有的忏悔，对过去行为的所有反省，以及对未来的所有决心。简而言之，当风暴一过，海面重又风平浪静，我思想的纠结也就告终，我对被大海吞噬的恐惧担心也就烟消云散，往日的渴望又卷土重来，完全忘记了在危急中发下的誓言。不过，我有时也发现，某些反省和严肃的想法还会竭力冒出头来。但我会摆脱它们，就像从瘟疫中逃脱出来一样，令自己重新振作。我酗酒，找朋友做伴，很快就控制住了这些我所谓的“冲动”，不让它们死灰复燃。五六天下来，我就像那些决心不再受良心纠缠的年轻人一样，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为此我还要遭受另一次磨炼。上帝的旨意，就像在大部分情景里所显示的那样，决定让我再也找不到任何逃避的借口。既然我不将这次脱险视为上帝的拯救，那下一次风暴就会非常凶猛，连我们中间，为人最坏、心肠最硬的家伙都得承认陷入了危境，祈求上帝的仁慈。
我们在海上的第六天到达了雅茅斯港的锚地。风一直在逆着吹，天气倒是平静。我们在上次风暴之后只走了少许的海程。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抛锚停泊。七八天后，风仍是逆着吹——这是西南风——在此期间，大量来自纽卡斯尔的船也到了这同一个锚地，把它当作公共港口，在这里等到顺风后再驶入河道。
我们不该在这里停得太久，本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但那时风势强劲，在我们停泊了四五天后，吹得更猛。然而，由于锚地优良，一直被视同港口，泊位安全，我们的装备也颇为结实，我们的人也就麻痹大意，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危险，照旧寻欢作乐，悠闲度日。到了第八天早上，风力大增，全体船员都动了起来，一齐动手拉下了中帆，把船上物件都捆紧扎好，让船尽可能地安泊。到了中午，海浪高涨，船头好几次钻到水中，似乎涌进了好几个大海。有一两次我们还以为脱了锚，船长命令把备用大锚放下，这样我们就在前头放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
这次可真是刮起了可怕的风暴。这次我在水手们的脸上都看到了惊恐的表情。船长尽管警觉地保卫着船只，他在舱房进进出出时，我却也听见他自言自语：“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要完蛋了，都要没命了！”在最初的纷乱中，我茫然无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位于船头的船舱里。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我不会像第一次那样忏悔，我已经践踏了它，并且狠心违逆了它。我以为死亡的苦涩业已过去，这次也只不过像第一次一样。但正如我刚才所说，当我听到船长经过我身边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我还是着实被吓坏了。我从船舱里走出来向外看去，海面上满目凄凉，前所未见。海如山高，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倾倒一次。我四下观望，周围一片惨象。两艘停在我们旁边的船，由于载货太重，已经砍掉了船侧的桅杆。我们的人大喊起来，原来，一艘停在我们前面一英里外的船沉没了。另有两艘船被风吹得离了锚地向海里飘去，船上的桅杆一根也不剩了。倒是轻舟境况要好点，在海上行驶没那么吃力，不过也有两三只轻舟被风刮得只剩下一张帆，从我们旁边飞掠而过。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让他们砍掉前桅，船长却不愿意。水手长抗议说，如果他不愿意砍，船就会沉没。船长只好同意了。他们砍掉前桅后，主桅失了平衡，船晃得厉害，他们只好把主桅也砍掉了，这样甲板上就变得空荡荡的了。
谁都可以设想一下我在这种情况下的心情。我只是一个航海新手，不久前那次风浪就把我吓了个半死。现在若有人要我描述当时的想法，可以说，我害怕自己一再反悔，重又回复内心的斗争，这种恐惧相当于对死亡之恐惧的十倍。这种恐惧加上对风暴的恐惧，让我对当时情境难以描述。但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风暴越刮越猛，就连水手们都承认，这么大的风暴前所未见。我们的船只很好，但吃水太深，在海里颠簸不定，因此水手们会时不时地大叫船要沉了。我的一个好处是，还不明白“要沉了”是什么意思，问过别人后才知其意。风暴剧烈，我看到非同寻常的一幕，船长、水手长和其他较别人敏锐的人都在祈祷，时时刻刻都感到船有沉到海底的危险。在半夜里，更是雪上加霜，一个到船舱底去巡视的人大喊船底漏水了，另一个人则说舱底积水已有四英尺了。所有的人手都被叫去抽水。一听到这话，我就感到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从坐着的床边摔了下来，倒在了船舱里。还好有人把我叫醒了，并告诉我，虽然我以前什么也干不了，现在却可以跟别人一样去抽水。听了这话我来了精神，到了抽水机边，非常用心地工作起来。正当大家忙碌时，船长看到几艘小煤船因为经不起风浪，不得不向海里漂去，在它们靠近我们时，船长就下令鸣枪，作为求救的信号。那时我对此丝毫不懂，还以为船身破裂，或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总之我受惊过度，晕死过去了。在这种时候，人人都只管自己的性命，哪有心思来管我的死活。有一个人走到抽水机边接替我的位置，他以为我已经死了，就把我一脚踢到边上，任我躺在那里。过了好一阵子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排水，但水越积越深，显然，船就要沉了。尽管风暴势头略减，船却不可能撑到驶进港口了。船长只得不断地鸣枪求救。有一艘轻舟从我们前面顺风漂过，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小艇冒了最大的危险来靠近我们，但我们无法下到艇上，艇也靠不到我们船边。最后，小艇上的人全力划桨，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们，我们的人则从船尾抛下一根缆绳，绳子上带有浮标，尽量把绳子放长。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抓住了缆绳。我们慢慢地把他们的小艇拖到我们船尾旁边，全部人都登了上去。这时，无论我们还是他们，谁都别想再回到各自的大船上去了。大家一致同意，就任小艇随波逐流，只是尽可能把它向岸边划去。我们的船长向他们承诺，如果小艇在岸边触礁，他会给他们船长赔偿。我们的船就这样半划半漂着，一直向北方驶去，最后差不多到了温特顿岬角。
我们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就看到它沉下去了。那时我终于明白了船在海上沉没是怎么回事。我必须承认，当水手们告诉我船在沉没时，我几乎不敢抬眼看。因为在那时，与其说是我自己爬到了小艇上，不如说是他们把我抛了进去，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一半是由于害怕，一半是由于想到前途未卜而顿生恐惧。
当此险境，水手们仍旧奋力划桨，试图靠岸。每当小艇被冲上浪尖时，我们就能看到岸边有许多人在沿线奔来跑去，想在我们靠近时救助我们。但我们的小艇寸步难进，难以靠岸。最后，我们竟划过了温特顿的灯塔。海岸在此向西通往克罗默，陆地终于挡住了一点风的威势。我们不无艰难地上了岸，总算安全登陆了，随后徒步去往雅茅斯。在那里，我们这些受难者受到了热情款待，当地长官为我们找了不错的住处，几个商人和船主给了我们足够的盘缠，随我们的愿或去伦敦，或回赫尔。
那时，我要是还有点头脑，就会回到赫尔，回到家里，就会很幸福，我的父亲就会像我们有福的救主所讲的那个寓言里的父亲一样，宰杀肥牛犊来迎接回头的浪子。
因为他听说我搭乘的船只在雅茅斯锚地遇难沉没后，过了很长时间才确认我并没有被淹死。
但是我的厄运一直固执地推着我走，无法抵挡。尽管有几次我也听到了理性的疾呼，我也在经过衡量后决定回家，但是却无力做到。这我不知道怎么说，也不想说，这是一种神秘的支配一切的定数，它驱使着我们成为自我毁灭的工具，即使毁灭近在眼前，我们也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往火坑里跳。确然，正是这一无可避免的劫数，使我无法摆脱厄运，使我违背清醒的推理和冷静的规劝，对初次航海中所遇到的两次教训充耳不闻。
我的朋友，就是船长的儿子，他曾帮我横下心来跟他走，现在却比我胆小了。我们被安置在几个不同的地点住宿，两三天后他才见到我，这是我们到达雅茅斯后第一次说话。我是说，他一看见我，我就注意到他的腔调变了。他神色忧郁，不时地摇头，问我怎么样了，他向他父亲介绍了我是何人，是怎么赶上这趟船试航一次，以便将来出海的。他父亲转向我，带着严肃和关切的口吻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出海了；你应该把这次的经历当作一个明确无误的凶兆，说明你不该当水手。”“怎么了，先生，”我说，“你也不再出海了吗？”“这是另一码事，”他说，“这是我的职业，因此是我的职责。但你这次试航，已经领教了老天爷让你品尝的滋味，你再坚持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也许由于你的缘故，我们这次才大祸临头，就像约拿上了开往他施的船一样
。”“请问，”他接着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出海？”于是我把自己的故事简略地跟他说了一下，他听到最后，忽然变得怒气冲冲。“我做了什么孽，竟招来你这样的倒霉鬼上了我的船？你即使出一千镑，我以后也不会再跟你同上一条船了！”我觉得，他这么说，是因为损失惨重，因此心烦意乱，在我这里发泄一通。他本来是没有权利对我发脾气的。不过，他接着又郑重其事地跟我谈话，劝我回到父亲身边，别再惹恼老天爷来毁了自己。他对我说，我应该看出，老天爷一只可见的手在跟我作对。“年轻人，”他说，“相信我吧，你如果不回家，不管你去哪儿，都只会受苦和失望，届时，你父亲的话将在你身上应验不爽。”
我们很快就分道扬镳了，因为我对他的问题很少回答，后来也再没见过他。他去了哪里我也一无所知。至于我，口袋里有了些钱，就走陆路去了伦敦；一路上我都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到底该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我是该回家还是去航海，到了伦敦这一斗争也未停止。
一想到回家，耻辱之感就立即抵消了归家之念，我马上就想到了邻居们会怎么笑话我，我不仅会羞于见到父亲母亲，还会羞于见到每一个人。从那时起我就常常观察到，一般人的脾气，尤其年轻人的，是多么的古怪无常，缺乏理性，也就是说，他们不以犯罪为耻，反以悔改为耻，不以犯傻为耻，反以迷途知返为耻。实际上，如果他们回头是岸，才会被人尊为智者。
这样的生活状态，我过了好一阵子。我不确定该干些什么，该走怎样的生活道路。对于回家，我极不情愿，深怀抵触。这样过了一段日子，对海难的记忆渐渐淡忘，本就微弱的回家念头也随之淡去，最后竟烟消云散，我重又向往起航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