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去的作品，有点儿像看青年时代的照片。比着剪刀手，穿着过时的衣裳，乍一看几乎认不出来，自家几时有过这般可笑的模样？可是，再一看，那眉眼，那神情，不是自家又是谁呢？只不过是身形再细些，脸庞再鼓些，嘴角再翘些，看起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改变，却又是再高级的美颜相机也打造不出来的模样。

我们年轻的时候，只要不是过分自大的人，任谁听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最美，都不会轻易承认吧？我们总对自己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发型太丑，大腿太粗，笑容太野，这林林总总的问题，难道日后不会一一修正吗？我们都相信，修正了之后的自己才是最好的自己。殊不料，若干年之后，浓密的黑发委了地，肥厚的脂肪上了腰，浅浅绽放的笑容里也多了皱纹的加持——我们一直在努力，却终未长成自己理想的模样。非但没有长成，甚至还多了一点 “盛年不重来” 的惆怅。所以，人生究竟是用来经历的，还是用来修正的？修正了之后，真的就会更好吗？若并未更好，为什么我们还要汲汲于修正？

这些问题，在此次修正书稿的过程中都曾反复回旋于我的脑海，回旋之后，我的态度是保守的——只美颜，不动刀吧。所谓动刀，就是外科手术式的修正，腿短了接骨，腰粗了去脂，乃至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这样的做法放在书稿上，可能就意味着调结构，换立场，改结论， “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我固然佩服这样每日精进的锐气，却全无躬身践行的勇气，因为这套书出版近十年来，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整个隋唐史学界，对隋代的认识并无突破性进步，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伤筋动骨，实恐得不偿失。

尽管如此，美颜还是必要的。当日木兰凯旋， “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曾让多少伙伴惊喜交加：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确实，洗去十二年征尘的木兰，在伙伴的眼里，不也恍若脱胎换骨一般吗？把这动人的一幕置换到书稿上来，我也权做画眉张敞，弄粉调朱吧。

首要的“美颜”自然是洗其污垢。其中最大的“污垢”当属隋炀帝陵的位置。史载隋炀帝死后，辗转迁葬雷塘。隋唐时期雷塘的位置久已失载，清嘉庆十二年（1807），大学士阮元经考证，认定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的土墩墓即为雷塘隋炀帝陵，并请时任扬州知府伊秉绶立石书碑。阮元为一代学宗，其说一出，几成定论。本书初版之时，也沿袭此说。然天不藏道，地不爱宝，2013年，真正的隋炀帝墓在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发掘出土，千载之疑，至此冰释。此番修订，自当存真去伪，改用新说。除此之外，还有若干其他讹谬，此次修订也一并改正。盖史书之事实错误犹如美人之面上污点，这类修正，算是洗了污垢。

其次的“美颜”是增其华彩。原书稿脱胎于《百家讲坛》讲稿，以当时口语成书，虽有“如闻其声”之得，却也有“文不雅驯”之失。此次修订，一律润饰，冀少增文采。这类笔削，散在章章节节，字字句句，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才真正理解古人“推敲”之不易。盖文辞之简陋伧荒犹如美人之粗服乱头，这类修订，算是施了淡妆。

袁枚诗云：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想来阿婆白发皤然，纵使梳头，难夸云鬓。但洗面施妆，终是爱己尊人之举，其情可感。俾观者知之，不亦乐乎？

蒙曼
2020年3月23日 tava2r99wm4cCdn9xA150j5709sbBuJDdI0drbTtOELuohPn23HjzB6SyaU3LurC

2011年“五一”的时候，我乘火车过九江，听江声浩荡，不由得想起隋文帝来。

当年，隋朝的大军就是在这里集结，准备过江的。那些从蒙古草原、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将士们，面对这汤汤流水，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缔造一段崭新的中国史？还有，他们的统帅，隋文帝杨坚，是否足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决策的历史价值呢？

那个曾经叫普六茹那罗延的孩子，沾染了一身胡气，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拼命想建立一个理想政府，想要像自己心目中的圣君一样，做君临天下的皇帝啊。因为理想高远，所以他克己复礼、励精图治，这让他远远地超越了侪辈，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的英主之一，也让他的王朝能够凌驾于乱象丛生的魏晋南北朝之上，和唐朝一起，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以功业而言，这是一个配得上“千古一帝”称号的皇帝。

但是，这只是隋文帝的一面，正如惊世的武功、焕然的典章、干云的豪气，也只是隋朝的一面一样。隋文帝的另一面，大概是冷硬与无趣吧。隋文帝有一点音乐素养，谱过两支曲子，一支叫《天高》，另一支叫《地厚》。曲子的具体韵律当然早已无从知晓，但是，其精神基调，据说是在赞美帝王之道与后妃之德。

这样的艺术品位与生活情趣，争如唐朝的风流天子李隆基！当年，李隆基潇洒地对大臣讲， “吾得贵妃，如得至宝” ，一曲《得宝子》由此诞生。一个一脸严肃，另一个满面春风；一个谆谆教诲，另一个浅吟低唱，谁能阻止我们私心爱慕李三郎呢！甚至连他和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我们都能拔高为“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的千古绝唱，而隋文帝终其一生，和老妻独孤伽罗同眠同起，言笑晏晏，反倒成为怕老婆的笑柄。唉，人啊人。

但是要注意，我并非一味地给隋文帝鸣不平。我知道，人们不太喜欢隋文帝，并不真的因为他为人过于严肃，更不是因为他坚守一夫一妻的道德原则，而是因为，他的内心缺乏一种柔度，缺乏一种对人的真实同情。他有理想，就要求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有理想；他有道德，就要求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有道德；而且，在内容与程度上都不允许有任何差异。这种信念过了头，就把人变成了机器。

这种机器一般的感觉，体现在他苛责儿子，不教而杀上；也体现在他为了确保仓库的存粮量，宁可和百姓一起逃荒，也不肯开仓放粮上，甚至还体现在里坊森列，严整如棋局般的大兴城上。他建立了那么多好制度，却没有真正弄清楚，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人服务的。

恰恰相反，他一心希望把所有的人都约束在规范之下，而当这个规范无限大的时候，人就会被压缩得无限小，小到如同蚂蚁一般，这不就成了时代之殇吗？

这样的价值取向，让隋文帝可以成为有为的君主，但不会是有道的君主，更不会是有情的君主。这样的统治方式，也使整个大隋王朝陷入了一种只有气度而没有温度的迷局。这是隋朝如流星般焕发出瞬间光彩的依据，同时也是它如流星般瞬间陨落的根源吧。

由隋文帝，我又不免想到隋炀帝。

我觉得，隋朝最有魅力的两位男士，一位是隋炀帝，另一位是隋炀帝的功臣——杨素。

谁不知道风尘三侠的故事呢？红拂女、李靖和虬髯客，多么迷人的武侠经典！问题是，如果没有杨素放行，身为杨府家伎的红拂怎么能夜奔成功呢？谁又不知道破镜重圆的故事呢？落魄的徐德言、已经沦为侍妾的乐昌公主，如果不是杨素慷慨玉成，单凭一块破镜、一段痴情，怎么敌得过世事沧桑、陵谷变迁！隋炀帝就更不用说了，那样的美男子，那样的大诗人。他的《饮马长城窟行》，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慷慨质朴，直逼魏武帝曹操。难怪他会自负地说： “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天下都说我是因为我爸是皇帝才当上皇帝的，其实不然，如果让我和天下文人士大夫比才学，我还是皇帝！这样的霸气，这样的才情，再配上东狩西巡、倚红偎翠的事迹，谁能否认他的魅力呢？

可是，就是这样两位潇洒倜傥的美男子，就是这些熠熠生辉的风流佳话，却也拖着那么浓厚的阴影！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杨素的慈悲时，会不会想起他的敢死队中，那些只许进、不许退的普通战士？或者，当我们陶醉于隋炀帝的风采时，会不会想起在他改天换地的急政之下，那些扔下锄头、离开家乡、开河筑堤、转死沟壑的平凡农夫呢？慷慨悲歌的英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很难发出声音的愚夫愚妇吧！但是，一旦他们发出声音，那可就是惊天动地的呐喊了。

这呐喊声最后消失在唐朝，消失在唐朝初年的仁政里。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唐承隋制。唐朝保留了隋朝所有的好制度，只是增加了一条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的深刻认识而已。常常听人议论唐朝的豪迈气象，但是我倒觉得，隋朝是刚，唐朝是柔；隋朝是骨，唐朝是肉。刚柔并济、骨肉相连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段——隋唐盛世才真正诞生。千载之后的我们，面对这段历史，除了惊叹与艳羡之外，是否还可以有更深的思考呢？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深感幸福，探索历史的幸福。历史总让人升腾起理想，又让人产生回到现实的力量。就是这深邃而厚重的历史让我们知道，不管理想有多高远，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得一步步走过，不能跑，更不能飞；也是同样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高远的理想，我们甚至连下一步都无从落脚，只能在歧路徘徊。

蒙曼
2011年6月于京西寓所 tava2r99wm4cCdn9xA150j5709sbBuJDdI0drbTtOELuohPn23HjzB6SyaU3Lu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