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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五一”的时候，我乘火车过九江，听江声浩荡，不由得想起隋文帝来。
当年，隋朝的大军就是在这里集结，准备过江的。那些从蒙古草原、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将士们，面对这汤汤流水，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缔造一段崭新的中国史？还有，他们的统帅，隋文帝杨坚，是否足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决策的历史价值呢？
那个曾经叫普六茹那罗延的孩子，沾染了一身胡气，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拼命想建立一个理想政府，想要像自己心目中的圣君一样，君临天下的皇帝啊。因为理想高远，所以他克己复礼、励精图治，这让他远远地超越了侪辈，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的英主之一，也让他的王朝能够凌驾于乱象丛生的魏晋南北朝之上，和唐朝一起，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以功业而言，这是一个配得上“千古一帝”称号的皇帝。
但是，这只是隋文帝的一面，正如惊世的武功、焕然的典章、干云的豪气，也只是隋朝的一面一样。隋文帝的另一面，大概是冷硬与无趣吧。隋文帝有一点音乐素养，谱过两支曲子，一支叫《天高》，另一支叫《地厚》。曲子的具体韵律当然早已无从知晓，但是，其精神基调，据说是在赞美帝王之道与后妃之德。
这样的艺术品位与生活情趣，争如唐朝的风流天子李隆基！当年，李隆基潇洒地对大臣讲， “吾得贵妃，如得至宝” ，一曲《得宝子》由此诞生。一个一脸严肃，另一个满面春风；一个谆谆教诲，另一个浅吟低唱，谁能阻止我们私心爱慕李三郎呢！甚至连他和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我们都能拔高为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的千古绝唱，而隋文帝终其一生，和老妻独孤伽罗同眠同起，言笑晏晏，反倒成为怕老婆的笑柄。唉，人啊人。
但是要注意，我并非一味地给隋文帝鸣不平。我知道，人们不太喜欢隋文帝，并不真的因为他为人过于严肃，更不是因为他坚守一夫一妻的道德原则，而是因为，他的内心缺乏一种柔度，缺乏一种对人的真实同情。他有理想，就要求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有理想；他有道德，就要求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有道德；而且，在内容与程度上都不允许有任何差异。这种信念过了头，就把人变成了机器。
这种机器一般的感觉，体现在他苛责儿子，不教而杀上；也体现在他为了确保仓库的存粮量，宁可和百姓一起逃荒，也不肯开仓放粮上，甚至还体现在里坊森列，严整如棋局般的大兴城上。他建立了那么多好制度，却没有真正弄清楚，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人服务的。
恰恰相反，他一心希望把所有的人都约束在规范之下，而当这个规范无限大的时候，人就会被压缩得无限小，小到如同蚂蚁一般，这不就成了时代之殇吗？
这样的价值取向，让隋文帝可以成为有为的君主，但不会是有道的君主，更不会是有情的君主。这样的统治方式，也使整个大隋王朝陷入了一种只有气度而没有温度的迷局。这是隋朝如流星般焕发出瞬间光彩的依据，同时也是它如流星般瞬间陨落的根源吧。
由隋文帝，我又不免想到隋炀帝。
我觉得，隋朝最有魅力的两位男士，一位是隋炀帝，另一位是隋炀帝的功臣——杨素。
谁不知道风尘三侠的故事呢？红拂女、李靖和虬髯客，多么迷人的武侠经典！问题是，如果没有杨素放行，身为杨府家伎的红拂怎么能夜奔成功呢？谁又不知道破镜重圆的故事呢？落魄的徐德言、已经沦为侍妾的乐昌公主，如果不是杨素慷慨玉成，单凭一块破镜、一段痴情，怎么敌得过世事沧桑、陵谷变迁！隋炀帝就更不用说了，那样的美男子，那样的大诗人。他的《饮马长城窟行》，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慷慨质朴，直逼魏武帝曹操。难怪他会自负地说： “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天下都说我是因为我爸是皇帝才当上皇帝的，其实不然，如果让我和天下文人士大夫比才学，我还是皇帝！这样的霸气，这样的才情，再配上东狩西巡、倚红偎翠的事迹，谁能否认他的魅力呢？
可是，就是这样两位潇洒倜傥的美男子，就是这些熠熠生辉的风流佳话，却也拖着那么浓厚的阴影！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杨素的慈悲时，会不会想起他的敢死队中，那些只许进、不许退的普通战士？或者，当我们陶醉于隋炀帝的风采时，会不会想起在他改天换地的急政之下，那些扔下锄头、离开家乡、开河筑堤、转死沟壑的平凡农夫呢？慷慨悲歌的英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很难发出声音的愚夫愚妇吧！但是，一旦他们发出声音，那可就是惊天动地的呐喊了。
这呐喊声最后消失在唐朝，消失在唐朝初年的仁政里。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唐承隋制。唐朝保留了隋朝所有的好制度，只是增加了一条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的深刻认识而已。常常听人议论唐朝的豪迈气象，但是我倒觉得，隋朝是刚，唐朝是柔；隋朝是骨，唐朝是肉。刚柔并济、骨肉相连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段——隋唐盛世才真正诞生。千载之后的我们，面对这段历史，除了惊叹与艳羡之外，是否还可以有更深的思考呢？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深感幸福，探索历史的幸福。历史总让人升腾起理想，又让人产生回到现实的力量。就是这深邃而厚重的历史让我们知道，不管理想有多高远，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得一步步走过，不能跑，更不能飞；也是同样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高远的理想，我们甚至连下一步都无从落脚，只能在歧路徘徊。
蒙曼
2011年6月于京西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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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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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九年（589），隋文帝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异常顺利地打败陈朝，统一南北。但就在第二年，陈朝的旧境全面发生叛乱，隋朝又被重新卷入战火之中。江南为什么会发生叛乱？先前的顺利和此时的反弹之间有什么关系？隋朝的统治者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让江南人民无法接受？
一
隋朝仅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陈朝的统治，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整个战争进行得顺风顺水，让隋文帝君臣很是得意了一把。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平陈之后不到两年，也就是开皇十年（590）年底，一场席卷陈朝旧境的叛乱全面爆发，重新把隋朝拖入战乱之中。
江南为什么叛乱？
首先，因为隋朝在江南处置失当，失了人心。
根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把陈后主俘虏到长安之后，每次宴会都叫上他，让他享受三品待遇。奏乐的时候，怕他听到家乡的音乐伤心，从不当着他的面演奏江南音乐。听说他整天喝酒，隋文帝先是想劝他少喝，后来又怕他不喝酒更苦闷，就让有关部门敞开供应。这样体贴入微，让陈后主心情非常轻松。
南方是鱼米之乡，陈后主到长安之后也入乡随俗，不吃鱼，改吃肉了。他特别爱吃驴肉，想来一定打心眼里认同“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的说法。生活幸福了，陈后主还主动跟隋文帝要官做，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这正是全拜隋文帝所赐。
可能读者会疑惑，隋文帝的安抚工作做得挺好啊，怎么还会失去人心呢？隋文帝对陈后主确实不错，但是，对江南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好了。
举个破镜重圆的例子吧。陈后主有一个妹妹，被封为乐昌公主，嫁给太子舍人徐德言为妻。夫妻俩郎才女貌，非常恩爱。徐德言是一个有政治眼光的人，他看到陈后主昏聩，国事衰微，预感到陈朝可能会被隋朝吃掉，就对乐昌公主说，一旦国破家亡，凭着你的才气容貌，一定会被掳入豪门。咱们夫妻恩爱一场，倘若情缘未断，还望有相见之日，到时候应该有信物为凭。什么样的东西做信物好呢？两人一商量，就把一面铜镜破成两半，夫妻俩各拿一半，约定以后如果夫妻分离，就每年正月十五去市场卖半面镜子，用这种方式给对方发信号。
后来，隋朝灭陈之后，乐昌公主果然作为战利品，被赏给了大将军杨素当小妾，跟杨素到了长安。而徐德言则天涯落拓，亡命江湖。
杨素很宠爱乐昌公主，但公主心里还是想着徐德言，每年正月十五都让老仆人到市场上去卖镜子，而且故意要价很高，当然从来无人问津。
过了好几年，徐德言终于漂泊到长安，正月十五这天，他也怀揣半面镜子去了市场。到那儿就看见一个老头在高价卖半面镜子，徐德言把自己的镜子往上一对，严丝合缝。爱妻终于找到，徐德言当然非常高兴。赶紧向老头打听妻子的下落。老头讲，乐昌公主现在杨素府上。杨素可不是一般人，徐德言一下子就心凉了半截。怎么办？思来想去，他没敢贸然前往，就在镜子上写了一首诗： “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无复姮娥影，空留明月辉。” 当年镜子和人一块儿离开了我，现在镜子回来了，可是人却回不来。我再也不能在镜子里看到我妻子像嫦娥一样的身姿了，镜子里只留下一片明月的光辉。
徐德言让老仆人把题了诗的镜子带回去给公主。公主一看丈夫的笔墨，顿时泪流满面。一连几天都郁郁寡欢。杨素问怎么回事，乐昌公主据实相告。杨素一听，居然还有这样的奇事！一时心动，就派人找到徐德言，请他吃饭。夫妻两人终于又坐在一起了，泪眼相望，原来风流倜傥的徐德言已经两鬓斑白，而金尊玉贵的乐昌公主也已经成为他人的小妾。夫妻相对，真是恍若隔世。
正尴尬之际，杨素令乐昌公主赋诗一首，公主应声说道： “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做人难。”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我的前夫和我的现任丈夫居然都到了眼前。面对这两个人，我哭也不敢，笑也不敢，这才体会到做人何等艰难！一首诗道尽了人生的辛酸。
杨素也是个风流人物，深受感动，就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交还给徐德言，还送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回江南终老。这就是成语“破镜重圆”的来历。
这个故事结局很美丽，问题是，有多少人能有乐昌公主这样的好运气呢？可以想象，在这么一个传奇的特例之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悲惨命运。
当时，上至王孙公主，下至平民百姓，肯定有无数江南女子被掠入北方，也肯定有无数江南士人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地位。到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按照《隋书》的记载， “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 ，这当然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动荡。
其次，隋朝对江南的社会改造太急了。南朝是典型的士族社会，皇权比较衰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比较宽松，世家大族、地方领袖乃至少数民族首领，都为所欲为。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陈朝占据长江以南那么大地盘，经济发展又那么好，居然只有二百万人口，看起来非常不合理。江南人为什么这么少？其实不是江南真的人少，而是大部分人都成了豪强大族的依附人口，国家根本统计不上来。
但是，到了隋朝就不一样了。隋朝皇权强大，怎么能够容忍江南士族为所欲为，跟国家争夺社会资源呢？所以，平陈之后，马上按照隋朝方式来改造江南社会。改造方式分为如下三种。
第一，实行州县两级制，撤销原来的郡级行政建制。
第二，州县长官都换成北方人担任，原来的官员或者押往北方，或者退职在家，基本不再留用。
第三，在乡村设立乡正、里长，检查户口。
这些措施对不对？从大的方向来讲是对的，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做得太急了，不仅触犯了官员和世家大族的切身利益，也让老百姓非常不习惯，这当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抗。
再者，隋朝对江南的文化政策太高压了。怎么高压？有两件事处理得很不得体。
第一件，限制佛教。隋文帝自己是佛教徒，在北方也一直弘扬佛法，但是，在江南就不一样了。江南佛教势力大，隋文帝害怕有人利用宗教蛊惑民心，所以，平陈之后，他宣布，每州只能设置两所佛寺，其余的都要废弃。杜牧的《江南春》说得好，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寺院林立，梵呗悠扬本来就是江南人司空见惯的样子，也是他们重要的精神寄托，现在每州只剩下两座寺庙，老百姓哪能接受呢？
第二件，信奉五教。隋文帝限制老百姓信佛，转而向他们推行五教。所谓五教，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项内容。平陈战争刚一结束，隋朝的文化专员就下江南了，给江南人民宣讲五教。而且，每一项都做了长篇大论的注释，还要求江南人人背诵。
平心而论，这几条伦理原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隋文帝也是希望百姓能够通过学习，移孝作忠，都成为国家的顺民。问题是，他的做法太夸张了。
自从南北分裂以来，江南一直以文化正统自居，文化水平比北方高很多，现在北方人居然到江南来推行文化，这不是班门弄斧吗？而且，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条目背后还有大量的注解，当然都是大肆宣传隋朝的好人好事，德音善政，宣传的味道过浓，宣传的方式又过硬，自然令人不快。不仅世家大族、知识分子反感，普通江南百姓也特别反感。
总之，可能正是因为平陈战争太顺了，所以，隋朝的统治者对江南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结果造成了统治政策的简单粗暴，因此也激起了江南人民的普遍不满。
开皇九年（589），隋军进入江南地区时，老百姓还望风迎降，转过年来，到开皇十年（590）年底，民间的风向就转了。老百姓纷纷谣传，隋朝不仅要把他们的官员、文人迁往北方，还要把普通老百姓也统统迁到北方去。
要知道，中国人安土重迁，故土难离。这个谣传一出来，马上，江南的造反也就开始了。大的队伍有几万人，小的队伍有几千人。一路攻城略地，见到隋朝派来的官员就杀，杀了之后还不解恨，还要抽他们的肠子，吃他们的肉，一边杀，一边骂： “更能使侬颂五教耶！” 我吃了你，你还能让我背五教吗？
这场起义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江南户籍人口一共才二百万人，其中三十多万人都参加了造反。这差不多就意味着全境皆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