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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淳先生尝语韩持国曰：“如说妄说幻为不好底性，则请别寻一个好底性来，换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圣贤论天德，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义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义也；故常简易明白而易行。禅学者总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说，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犹患门人未能尽晓，故曰‘予欲无言’。如颜子，则便默识，其他未免疑问，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可谓明白矣。若能于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会禅，也非是未寻得，盖实是无去处说，此理本无二故也。”
王彦霖问立德进德先后。曰：“此有二，有立而后进，有进而至于立。立而后进，则是卓然 一作立。 定后有所进，立则是‘三十而立’，进则是‘吾见其进也’。有进而至于立，则进而至于立道处也，此进是‘可与适道’者也，立是‘可与立’者也”。
王彦霖以为：“人之为善，须是他自肯为时方有所得，亦难强。”曰：“此言虽是，人须是自为善，然又不可为如此却都不管他，盖有教焉。‘修道之谓教’，岂可不修？”
王彦霖问：“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忧’，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惧’，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尔，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忧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忧，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忧谓之知，不惑谓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达道之大也。”
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 一 作方。 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尽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无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有多少不尽分处。
先生常论克己复礼。韩持国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错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说道也。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也，更无别处。克己复礼之为道，亦何伤乎公之所谓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无可克者。若知道与己未尝相离，则若不克己复礼，何以体道？道在己，不是与己各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复礼，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实未尝离得，故曰‘可离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无真无假。”曰：“既无真，又无假，却是都无物也。到底须是是者为真，不是者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见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从事于斯”，“无是馁也”，“立之斯立”。
“佛学 一作氏。 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惧，易以利动。至如禅学者，虽自曰异此，然要之只是此个意见，皆利心也。”吁曰：“此学不知是本来以公心求之，后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来，故学者亦以利心信之。庄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杨、墨之害，在今世则已无之。如道家之说，其害终小。惟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旧尝问学佛者：‘《传灯录》几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无一人达者。果有一人见得圣人“朝闻道夕死可矣”与曾子易箦之理，临死须寻一尺布帛裹头而死，必不肯削发胡服而终。是诚无一人达者。’禅者曰：‘此迹也，何不论其心？’曰：‘心迹一也，岂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两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两脚自行。”岂有此理？盖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庄子曰“游方之内”“游方之外”者，方何尝有内外？如此，则是道有隔断，内面是一处，外面又别是一处，岂有此理？’学禅者曰：‘草木鸟兽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为生息于春夏，及至秋冬便却变坏，便以为幻，故亦以人生为幻，何不付与他。物生死成坏，自有此理，何者为幻？’”
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 一本此下云：“人与物但气有偏正耳。独阴不 成，独阳不生。得阴阳之偏者为鸟兽草木夷狄，受正气者人也。”
后汉人之名节成于风俗，未必自得也，然一变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语仁而曰“可谓仁之方也已”者，何也？盖若便以为仁，则反使不识仁，只以所言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则使自得之以为仁也。
“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 一作性。 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诚之不可掩如此夫”。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
富贵骄人，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
义理与客气常相胜，又看消长分数多少，为君子小人之别。义理所得渐多，则自然知得，客气消散得渐少，消尽者是大贤。
“兴与《诗》，立于礼”，自然见有著力处；至“成于乐”，自然见无所用力。 一本云：“‘兴于诗’，便须见有著力处；‘立于礼’，便须 见有得力处；‘成于乐’，便须见有无所用力处。”
若不能存养，只是说话。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杨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佗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如杨子看老子，则谓：“言道德则有取，至如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则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救时反本之言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自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言道德则有取”，盖自是杨子已不见道，岂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觉者”，谓我乃天生此民中尽得民道而先觉者也。既为先觉之民，岂可不觉未觉者？及彼之觉，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义理，我但能觉之而已。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
先生尝语王介甫曰：“公之谈道，正如说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者如此如此，极是分明。如某则戆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辛勤登攀，逦迤而上，直至十三级时，虽犹未见相轮，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要之须可以至也。至相轮中坐时，依旧见公对塔谈说此相轮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说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佗说道时已与道离，佗不知道，只说道时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 一 作言。 自分明，只作寻常本分事说了。孟子言尧、舜性之，舜由仁义行，岂不是寻常说话？至于《易》，只道个“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则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阴阳、刚柔、仁义，只是此一个道理。
嘉礼不野合，野合则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则死不墓祭。盖燕飨祭祀乃宫室中事，后世习俗废礼，有踏青，藉草饮食，故墓亦有祭。如《礼》望墓为坛，并墓人为墓祭之尸，亦有时为之，非经礼也。后世在上者未能制礼，则随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则祠堂之类，亦且为之可也。
《礼经》中既不说墓祭，即是无墓祭之文也。
张横渠于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殽乱桮盘之列”之语，此亦未尽也。如献尸则可合而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为一？
墓人墓祭则为尸，旧说为祭后土则为尸者，非也。盖古人祭社之外，更无所在有祭后土之礼。 如今城隍神之类，皆不 当祭。
家祭，凡拜皆当以两拜为礼。今人事生，以四拜为再拜之礼者，盖中间有问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诚意则当如此。至如死而问安，却是渎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谢神等事，则自当有四拜六拜之礼。
古人祭祀用尸，极有深意，不可不深思。盖人之魂气既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则不飨，无主则不依。故《易》于《涣》《萃》，皆言“王假有庙”，即涣散之时事也。魂气必求其类而依之，人与人既为类，骨肉又为一家之类，己与尸各既已洁齐，至诚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飨之。后世不知此， 一本有道 字。 直以尊卑之势，遂不肯行尔。 古人为尸者，亦自处如何，三代之末， 已是不得已而废。
“宗子继别为宗”，言别，则非一也。如别子五人，五人各为大宗。所谓“兄弟宗之”者，谓别子之子、继祢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须令每有族人远来，则为一会以合族，虽无事，亦当每月一为之。古人有花树韦家宗会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类，更须相与为礼，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为不相见，情不相接尔。
世人多慎于择婿，而忽于择妇。其实婿易见，妇难知，所系甚重，岂可忽哉！
吁问：“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无事时，如何存养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此，独有理义之养心耳。但存此涵养意，久则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养意。言不庄不敬，则鄙诈之心生矣；貌不庄不敬，则怠慢之心生矣。”
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杨雄，规模窄狭。道即性也。言性已错，更何所得？
汉策贤良，犹是人举之。如公孙弘者，犹强起之，乃就对。至如后世贤良，乃自求举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对，欲直言天下事”，则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贵，则得志便骄纵，失志则便放旷与悲愁而已。
《周官》医以十全为上，非为十人皆愈为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则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为上。
有人劳正叔先生曰：“先生谨于礼四五十年，应甚劳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佗人日践危地，此乃劳苦也。”
忧子弟之轻俊者，只教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丧志。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
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
孔子曰：“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盖人有疑孔子之语，《中庸》又直指郊禘之义以发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虽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为道，故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又掠下教人。
尧夫尝言：“能物物，则我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则我为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与吴师礼谈介甫之学错处，谓师礼曰：“为我尽达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为是。如有说，愿往复。此天下公理，无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则必有益于我。”
人以料事为明，便骎骎入逆诈亿不信去也。
射中鹄，舞中节，御中度，皆诚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养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与音义气理相通。除其他有体质可以指论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为天，天未名时，本亦无名，只是苍苍然也，何以便有此名？盖出自然之理，音声发于其气，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听声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吁言：“赵泽尝云：‘临政是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谓著心勉而行恕则可，谓著心求恕则不可。盖恕，自有之理，举斯心加诸彼而已，不待求而后得。然此人之论，有心为恕，终必恕矣。”
诚者合内外之道，不诚无物。
持国曰：“凡人志能使气者，能定其志，则气为吾使，志壹则动气矣。”先生曰：“诚然矣，志壹则动气，然亦不可不思气壹则动志。非独趋蹶，药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动气者多，气动志者少。虽气亦能动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国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则气住，气住则神住，此所谓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终食之顷未有不离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国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为利而欺，则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类欺者，在所察。”
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与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与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论性曰：‘岂有生为此，死又却为彼？’仅似见得；后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时见物大，食物美；后不能然者，物自尔也，乃人与气有盛衰尔。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 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灭若敖氏之类。 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此何烦人力之为也？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如此，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则疾清，用力缓怠则迟清，及其清也，则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将清来换却浊，亦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此理，天命也。顺而循之，则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则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无加损焉，此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须爱养精力，精力稍不足则倦，所以临事皆勉强而无诚意。”接宾客语言尚可见，况临大事乎？
尝与赵汝霖论为政，切忌临事著心。曰：“此诚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浩然之气，天地之正气，大则无所不在，刚则无所屈，以直道顺理而养，则充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气皆主于义而无不在道，一置私意则馁矣。“是集义所生”，事事有理而在义也，非自外袭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盖不知义也。 杨遵道所录 伊川语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语。
壹与一字同。一动气则动志，一动志则动气，为养气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坚定，则气不能动志。
北宫黝之勇，在于必为；孟施舍之勇，能于无惧。子夏，笃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约者也。
“必有事”者，主养气而言，故必主于敬。“勿正”，勿作为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长”，乃正也。
“北方之强”，血气也；“南方之强”，乃理强，故圣人贵之。
人患乎慑怯者，盖气不充，不素养故也。
忿懥，怒也。治怒为难，治惧亦难。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
侯世与云：“某年十五六时，明道先生与某讲《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处，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为一句，心勿忘勿助长为一句，亦得。’因举禅语为况云：‘事则不无，拟心则差。’某当时言下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