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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高了，穿过狭窄的走廊，
我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我那如凝胶一般的思想被刺穿了，
我那如凝胶一般的心脏被凝固了 1 。
12岁的我，因为机灵聪明而颇受老师们的喜爱。四年级的时候，一位老师给我报名参加了“神童大赛”。课堂上的我总是反应敏捷且自信满满，只要不是在大街上或在少年棒球钻石联赛上，我都乐于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整个班级中，除了加里·霍克（Gary Hoke），我就是最厉害的那一个，好在霍克转学去了克利夫兰（Cleveland）。种种事实让我相信，学习于我而言易如反掌。但学习真的是件需要付出努力的事，譬如要从头到尾认真地读完每一本书，而我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是靠着小聪明在学习上敷衍了事。
我强烈地认为自己是一名犹太人，甚至是带着些许挑衅意味来下的这个定义，因为我的脑海中并没有留下任何正面的相关回忆。种族意识肯定不会出现在美好的时光中，它在我的灵魂深处已经深深地留下了烙印。我是犹太民族的一员，这个民族曾在某个时期因某些特殊原因备受迫害。作为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处处面临着危机。或许我们会在午夜时分被突袭，然后被押上车送到毒气室里。那时，我还是一名胆小如鼠的犹太人，不像我在希伯来语学校的老师们那般傲骨铮铮。我们家的左邻右舍大多数是天主教徒，虽然他们也带有种族意识，但他们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敌意，反而持包容接纳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我从没被人污蔑为“肮脏的犹太人”，但这并不能削弱我潜意识中的偏执。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尤其是每个礼拜日，我们家与其他人家的不同还是显而易见的。我的父母几乎从不与非犹太人来往，而且与改革派的犹太教朋友不一样，我们家也从来不过光明节。
总而言之，我当时属于社会的下等阶层。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父亲把我送到一座宏伟的乔治王时代建筑大楼的环形车道尽头，车道两旁榆树成荫，四周环绕着绿油油的网球场和橄榄球场。我没有被允许踏上由白色大理石铺就的石阶、从大楼的正门进去，而是被引到了侧门，从那里进入了一间“食品储藏室”。这间“储藏室”如大洞穴一般又大又深，天花板很低，地面铺着木地板。我坐在一把长条凳上，眼前是一张油亮发光的实木桌子。大概有50个与我年岁相仿的男孩和我坐在一起。时间一到，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一本小册子、一支铅笔和一张空白的答题纸。这是奥尔巴尼男子学院的入学考试，其实（我现在知道了）这只是一场智商测验。我轻轻松松地做完了全部的试题，比其他男孩都要早几分钟交卷。
几周之后，父母告诉我，我将在1955年的秋季就读奥尔巴尼男子学院二年级
。父亲极为骄傲，在他和母亲看来，为了我的前程，就算是做出巨大的牺牲，他们也毫无怨言。父亲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担任书记员，税前的年收入不到7 500美元，而我每年的学费就高达600美元，这还不包括校服费、午餐费、校车费和其他杂费。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牺牲呢？不仅是因为第16学校的老师们误人子弟，大学的招生考官也对第16学校嗤之以鼻。在奥尔巴尼公立学校，即便是最优秀的毕业生代表，如果想要进入公立学校所有学生的终极目标——康奈尔大学，拼尽全力也不一定能如愿，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对公立学校的学生而言更是遥不可及。贝丝被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
录取，但我的父母不愿为女孩支付高昂的学费，所以贝丝只能先去免费的罗切斯特大学就读一年，之后再回到奥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师范学院。相比于公立学校，奥尔巴尼男子学院不时有优秀毕业生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我想到了外祖父被维也纳艺术学院拒之门外，想到了百万富翁伯特伯父，想到了经济大萧条中前途暗淡无光的公务员父亲，我觉得自己身上肩负着打破家族桎梏的重任。
当然，当时并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甚至也没有人告诉过我贝丝被拉德克利夫学院录取的事情。
时光往后推至1998年，那一年我的儿子达里尔（Darryl）4岁。我的夫人曼迪（Mandy）和我告诉达里尔，他需要做一次探查性的结肠活检。达里尔被吓得够呛，有点不知所措，于是跑出厨房，坐在院子里的矮墙上，一遍又一遍地抓起一把石头放在自己的手里，然后松开，再抓起来。一个小时里，达里尔一直重复着这个动作，之后他走了回来。
“我准备好啦。”达里尔说道。儿子的这句话犹如一道光，照亮了我脑海深处的某段记忆。
1955年8月的最后一天，我记得自己也被吓得够呛并且不知所措。那一天，我将搭乘校车去奥尔巴尼男子学院上学。学校里不仅全都是男生，而且只有男老师，学生们都穿着统一的校服待在军营里，我的同学都是富家子弟，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从早上到下午5点，我都要待在那里。再过两个月就要给我举行犹太教受戒礼了。我身体的每一处在那段时间里都不断发生着变化。灰蒙蒙的细雨中，连续两个小时，我不停地投着篮。伴随着篮球一次次碰触篮板所发出的砰砰声，我童年时期的阴霾也渐渐消散了。
“我准备好啦！”我大声地喊道。
奥尔巴尼男子学院。
Photo from Cue, 1960 yearbook.
与以前在第16学校上学时一样，我走出了家门。但与之前不一样的是，我要在一个街角等校车。那天，我穿着校服，黑色的毛衣塞在深灰色的羊毛西裤里。街角处，还有一位身着校服的男孩子也站在那里等车。
“嗨！我叫杰里·斯佩克特（Jerry Spector），”男孩说道，“你把毛衣穿错了，不能把它塞进裤子里。”我的脸唰地一下红了，我赶紧把毛衣从裤子里拽了出来。校车还没到，这时，一辆巨大的、带有尾鳍的凯迪拉克轿车停靠在了路边，我们获邀搭便车。杰里率先上了车，我也胆怯地随着杰里上了车。驾车的是泰特斯（Titus）先生，坐在前排副座的是他的儿子戴维（David），戴维与杰里是奥尔巴尼男子学院四年级的学生。
在新学校的第一天是在橄榄球场结束的。让我惊喜的是，我认出了鲍勃·奥尔科特（Bob Olcott）教练。1954年夏天，身材魁梧的鲍勃教练是我们斯特拉顿山（Stratton Mountain）童子军夏令营的游泳教练，他对我们非常友好。
“你好，鲍勃。”我向鲍勃教练打招呼，鲍勃教练则一脸惊愕地看着我，与此同时，所有在橄榄球场上听到我这句话的孩子们也都一脸愕然，面面相觑。
“请称呼我‘奥尔科特先生’，你还可以称呼我‘长官’。”鲍勃教练回应道。总之，我在奥尔巴尼男子学院5年的求学之路并没有一个完美的开始。
入学后的头两周，我交到了一些新朋友：一个是红头发的查利·威瑟雷尔（Charlie Witherell），在第一年的拉丁语课上，他坐在我后面，总是大声嚷嚷，而查利的哥哥是一名著名的滑水运动员；另一个新朋友是查尔斯·汤森（Charles Townsend），他是学校的一名明星球员。与查利一模一样的名字也出现在奥尔巴尼男子学院1927年的红木牌匾上，牌匾上列了过去140年以来优秀毕业生的名字。照此推测，那应该是查利父亲的名字。
有一个男同学在头两周莫名其妙地一直没来学校上课，可大家的态度都有点胆怯敬畏，只是小声地议论着他。因为这位男同学是一名优秀的学生、诗人和球队后卫，他的父亲在奥尔巴尼和特洛伊（Troy）市中心拥有大片的地产。连面都没见，我就已经成为这位男同学的粉丝了。
终于，这位男同学露面了，之前没来是因为他和家人去度假了。这位男同学英气逼人，左眼上方有一小缕浓密的棕红色头发，比起其他还没有步入青春期的同学，他显得更为成熟、超然脱俗而又神秘莫测。如果说奥尔巴尼男子学院二年级曾经出现如明星一般的人物，那一定非杰弗里·艾伯特（Jeffrey Albert）莫属。
带着这种崇拜之情，我专注于与杰弗里交往。我们提出了关于上帝、真理、意义和死亡的深奥问题（二年级的学生讨论这些问题还是为时过早，但还不至于对此完全不了解），因此我们都瞧不起那些不如我们思想深刻的同学。但是，在花钱、受欢迎程度、运动能力、剪裁讲究的制服、英俊的外表，以及吸引奥尔巴尼女子学院一群二年级女生方面，我比不上杰弗里，唯有杰弗里拥有上述所有的一切。
杰弗里住在一栋豪宅里。周日散步时，父母曾与我走到他家所在的那条街上，想象着另一类人所拥有的生活。
我受邀参加杰弗里家的晚宴。杰弗里家有一位全职的黑人女仆，她给我们每人端来了一整只加了葡萄干的珍珠鸡。我们在享用的同时不时小口抿着法国红酒。杰弗里的妈妈比阿特丽斯·艾伯特（Beatrice Albert）夫人主持着晚宴，她骨瘦如柴，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乌黑发亮的头发一看就是精心打理过的，艾伯特夫人操着一腔南方口音，说话很冲。席间的谈话是关于在科隆尼乡间俱乐部举行的高尔夫球赛，以及有关奥尔巴尼的传统犹太家族的八卦。那时我还不知道“暴发户”这个词，甚至对这个概念也一无所知。
杰弗里家的地下室里摆放了几碗新鲜的水果、一张台球桌、一张乒乓球台和一台弹球机。我当时并不知道艾伯特夫人是一步一步从贫困的南方地区挣扎出来，嫁给了奥尔巴尼最富有的律师的。艾伯特夫人迅速地感知到了我真实的社会地位，几乎是通过心灵感应把她对我的感知传递给了我，这让我面红耳赤，浑身不自在，好像自己不属于这个小群体。
2013年5月末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华盛顿公园里的郁金香争相斗艳。这一天是奥尔巴尼男子学院成立200周年的纪念日。我荣获杰出校友奖，并获邀发表演讲。奥尔巴尼男子学院的校长介绍我是“自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 以来最为重要的毕业生”。我有些飘飘然，于是决定来一次奥尔巴尼回忆之旅。我步行了将近5公里，最后走到了杰弗里的家。他家楼的西边又修了一栋侧楼。我抬头凝望着这座巨大的建筑物，那一刻我真想按响门铃，跟艾伯特夫人说说梅尔维尔和我的事。
我站在那里足足一分钟，全身颤抖着，最后我慢慢转身离开了。比阿特丽斯·艾伯特夫人，她的名字我一生都无法忘却。
我的犹太教受戒礼不同寻常，因为我不得不与格里·谢伊（Gerry Shay）一起受戒。基比·科布伦茨一伙从父亲手中夺取了“以色列圣殿”教会的控制权，他们复仇心切，更是不把即将卸任的“以色列圣殿”教会前会长的儿子放在眼里，借此向外界传达他们获胜的信息。几十年后，姐姐贝丝告诉我，父亲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出现在纪念“以色列圣殿”教会前几任会长的牌匾上。
没有人告诉我发生的一切，但我能够察觉到父亲的沮丧和无助……更糟糕的是，一种要爆炸的感觉一触即发。
虽然宴会呈现了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境况，但是热情洋溢的我却做了一件傻事。我不仅邀请了第16学校和童子军夏令营的老友，还邀请了奥尔巴尼男子学院的新朋友。因此，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富家子弟与寒门子弟、当地的名门望族与新搬来的平民同时出现在宴会上。参加宴会的姑娘们也来自各个阶层，除了漂亮的女孩吸引了一两个愿意为爱情冒险的男孩之外，宴会上的其他人基本互不沟通。新朋老友几乎不在一起跳欢快的吉特巴舞，也不在一起跳慢舞，这真是一个尴尬的下午。奥尔巴尼男子学院的男孩和女孩都看到了艾伯特夫人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东西：我不属于他们这个阶层。
那天晚上，母亲问我是否会继续接受犹太教育。我郑重其事地告诉她，这将是我在犹太教会的最后一天，我不信仰上帝。那天深夜，我听到母亲在隔壁卧室里轻轻地抽泣。
1955年，父亲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这对赶上过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年轻新婚夫妇选择了一条安稳之路：做公务员，端上有终身就业保障的铁饭碗。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惊讶地发现经济开始复苏并蓬勃发展，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经济萧条并未卷土重来。那些被父母称为“笨蛋”的同龄人并没有成为笨蛋，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变得越来越富有，把我们家甩在了身后。但好在当时政府机构曾承诺会提拔那些才华横溢的律师，而父亲也的确颇具才华。父亲那时49岁，有一份重要的工作机会近在咫尺——担任纽约州最高法院的书记员。从事这份工作的话，父亲还很有可能成为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那时，一切都如晴空万里般美好，父亲稳操胜券，因为几乎没有人能与父亲的天赋和能力相抗衡。
在我的受戒礼举行之后不久，有一天中午，父亲回到家里，表情阴郁，几乎快要失声痛哭了。父亲没有得到爱尔兰一派的支持。奥康奈尔麾下的一位宠儿取代父亲得到了晋升。就像小时候一样，父亲选择了逃避，他因“感冒”而在家里待了好几周。
但父亲从无助的黑暗当中走了出来，他又有了另一个抱负：参与竞选公职。这不是一般的竞选，而是竞选审计长，这是纽约州排名第二的最高权力机构的职位。父亲是一名天生的政治家，我看过他在卢泽恩湖畔工作时的情形，父亲不时地与路人沟通着，向他们征询一些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已有答案，但父亲这样做可以让这些民众滔滔不绝、各抒己见。15分钟后，父亲便会与这些民众结为好友。他向这些新朋友募集竞选资金，并着手成立了一家竞选基金会。那时的父亲很容易就会激情澎湃起来，对各类社会活动都极为热衷。
我在学业方面的表现一直很出色。在我们学校，A是一个很少见的成绩，但我拿到手软，即便是美国历史课，我也拿到了A。
但我在社交方面却没有那么得心应手。我鼓足勇气邀请到了玛丽·费希尔（Mary Fisher）去看电影。一切看上去还不错，玛丽的母亲还告诉我母亲，说我是一个“完美的绅士”。一个月后，玛丽举办了一场大型派对并邀请了“所有”的人，这可是那个秋天最为盛大的社交活动，而我被玛丽直接点名不能参加。除了那场即将降临在我身上的厄运，这是我在二年级时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不仅如此，我与男同学的相处也不融洽。我是个“吃货”，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在校时间里，在学校食堂吃白面包配棕色鸡骨肉汁的午餐，无疑是最为幸福的小憩时刻。我会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快乐地哼哼唧唧。一个严寒的冬日中午，我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午饭，突然感觉整个食堂其他人都鸦雀无声了。我环顾四周，发现每个人都在盯着我，听着我哼哼唧唧。随后，身边那些稍年长的男孩们恣意大笑，我满脸通红，恨不能马上死去。
二年级还有一位新同学与我的情况很相似：他拥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出自寒门，聪明机灵，没有运动特长，爱玩，父亲是公务员。这位新同学叫罗伯特·凯泽（Robert Kaiser），他的父亲是州长助理。罗伯特与我无话不谈，我们总是在周末一起玩。州长长得像个长柄扫帚，僵硬呆板，说起话来小心翼翼，有一次我到罗伯特家吃晚饭时见到了他，那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显要人物。
罗伯特家有一个有点破旧的农庄，农庄有一大片空荡荡的牧场。罗伯特和我东拼西凑了50美元，弄到了一辆1948年出厂的绿色福特汽车。我们在牧场上弄出一条椭圆形的赛道，围着那条小小的赛道全速开着车，度过了一个如神仙般美妙的下午。在星期六的晚上，我们还参加了汽车加速赛。
在5月那个完美的周六，父亲驾驶着我们家那辆1950年产的黑色雪佛兰车，载着罗伯特和我去上高尔夫球课。途中，父亲随口说起他的左胳膊没有知觉了。我听到父亲紧张地笑着，而我整个下午一直忧心忡忡。但父亲来接我们的时候，我发现由于他一下午都忙于竞选，气色看上去还不错。
后来，父亲去了街角处的诊所。他的血压高得吓人：高压300mmHg，低压180mmHg！大夫开的处方是“放轻松”。
第二周的星期五放学后，我留宿在杰弗里家。第二天早上我步行回家，当走到家附近街道的拐角处时，我看见自家门口有一盏红灯闪烁着。我冲过去，看见父亲躺在救护床上，被抬进了救护车。我能够听见父亲在说着话，但无法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很明显，父亲试图装作自己没什么事，而医护人员也配合他，假装在笑。很快，救护车发出刺耳的笛声，飞驰而过。
父亲中风了，他得了脑血栓症，尽管很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去医院探望过父亲之后，我害怕极了，事实上我被吓傻了。我无法接受父亲被疾病击倒的事实。伯特伯父从曼哈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在医院陪了父亲两个小时。母亲听到了他们在病房里大声地争吵，随后伯特伯父冲出了房门并扭头离开。母亲冲进病房，发现父亲已经不省人事。父亲遭受了第二次中风，这次中风面积更大且不可逆转。我们永远不知道父亲和伯特伯父究竟为了什么而大动干戈。
过了几天，父亲苏醒了过来，但他身体左侧完全失去了知觉，医生也断定他没有什么生存的希望。尽管病情如此糟糕，父亲还是活了下来，并在奥尔巴尼医院接受了两周的治疗，随后他被转到了一家私人疗养院，在那里又住了两个月，但没有任何好转。
父亲再也没有康复过来。到了夏末，他被送回了家，依旧瘫痪在床，依旧情绪多变，完全丧失了昔日的活力。
罗伯特·凯泽在《纽约人新闻》（ Knickerbocker News ）看见了一则广告，他们要招聘一些13岁以上的男孩。那时我们家急需钱，母亲召开了家庭会议。她告诉我们，疗养院的费用几乎耗尽了家里的所有存款和保险赔款，现在父亲回家后还需要全天候的护理。贝丝急切地建议我转回公立学校，这样可以节省将近1 000美元，母亲勉强同意了。如果在一年前，我肯定会泪如雨下，但现在我是个男人了，是家里的顶梁柱了，所以我悄悄决定与罗伯特一起去找份工作。
罗伯特和我在奥尔巴尼下城区的一栋破旧办公楼的5层参加了面试。其实没什么面试，到场的所有男孩都会被当场录用。这份工作没有薪水，只有佣金，一单成交价是36美元，给我们4美元的佣金。我们挨家挨户地兜售杂志，说服客户订阅4种三年期的杂志。
罗伯特·凯泽干了一周就烦得辞去了这份工作。而我卖了40张卡片，拿到了8张20美元的钞票，160美元啊！这比父亲从最高法院工作一周拿到的薪水还要多，要知道父亲可是法学博士。就这样，5个暑假里，我都在打这份工，一直到中学快毕业时，我拿到了驾照，并且还有了自己的销售团队。卖杂志让我赚了很多钱，以至于在成为副教授之前，我一直都希望重操旧业。
1956年9月下旬，奥尔巴尼男子学院开学了，校长哈里·E. P.迈斯拉恩（Harry E. P. Meislahn）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将被授予全额奖学金。贝丝和我的朋友杰里·斯佩克特之前拜访过他，告诉他由于家境贫寒，我不得不退学。尽管在午餐时间我得负责洗盘子，但如此一来，加上我卖杂志的钱，我终于得救了。
彼时，我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我依旧不自信，甚至非常自卑，这是因为父亲的无助影响了我，这种影响让我无法摆脱。我雄心勃勃地想要获得学校的最高荣誉，成为学生军的一名少校，最起码也是一名上尉。三年级时，大约会有8名学生晋升为上等兵，他们都是富家子弟。
后来，罗伯特·凯泽转学去了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学校，因为他的父母在那儿人脉更广。罗伯特走后，丹·希罗（Dan Chirot）取代了他，成了我的密友。
丹·希罗是学校里最具异域情调的孩子。他是法国人，顶着一头乱糟糟的金发，说起话来带有一点儿口音。丹的父亲是特洛伊市的麻醉师，尽管出自中产阶级家庭，但丹相当傲慢。不知何故，当丹“屈尊”与我交谈时，我会备感荣幸。甚至连比特阿丽斯·艾伯特夫人都被丹唬住了。那天，丹和我一起去马里恩大街的豪宅参加晚宴，艾伯特夫人看见丹时，眼睛都发光了，并给了丹一个大大的拥抱。艾伯特先生开了瓶波尔多红酒，邀请那时刚14岁的丹试饮，“味道相当不错。”丹说道。
而我，则是无关紧要的小卒。
丹超级聪明。奥尔巴尼男子学院的最高分是A，而丹的法语成绩一下子拿到了A+，并受到了公开嘉奖。在四年级期中，丹成了建校140年来取得全科A+成绩的第一人，《鱼和南瓜报》（ Fish and Pumpkin ）的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我的成绩也不错，但没有超过丹，没过多久，我成了奥尔巴尼男子学院第二个拿到全科A+的孩子。
丹加入了杰弗里和我的“知识分子”小组。丹饱览群书、知识面极广。他阅览《法国世界报》（ Le Monde ），告诉我们这份报纸有注释说明。电影《日瓦戈医生》（ Doctor Zhivago ）刚刚上映，他就看过了。他对拿破仑的流亡和法国的社会主义也了如指掌。由于我们俩的优异成绩，我们可以免修自习课，而且作为“书呆子”，我们不会去玩橄榄球，每天都下国际象棋。丹看了很多棋谱，我则横冲直撞、毫无章法，所以经常是输多胜少。
这是四年级开学的第一天，学生军的晋升名单张榜公布了。我跑下白色大理石台阶，冲向地下室的公告板。班里应该有一半的同学会被晋升为下士，这是成为学生领袖的必经之路。我对自己的晋升十拿九稳，因为我是班里的班长，学习成绩也紧随第一名之后。我迅速扫视了一遍下士的名单，没有塞利格曼。这份名单肯定不对，但并没有错，在下士名单的下面，我的名字出现在上等兵的晋升名单中。对我而言，这或许是我一生当中最失望的一天。
35年后，我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校友联盟会。演讲嘉宾是厄尼·斯特克（Ernie Steck）先生和鲍勃·奥尔科特先生，他们两位都是传奇教师，现在都已年近耄耋。我邀请他们到我家里做客，两位老师欣然前来。第二天清早，奥尔科特先生还没有起床，斯特克和我共进了早餐。
“马丁，你是不是一直都很困惑，”斯特克先生开口说道，“为什么你在四年级的时候没有被晋升为下士？”
杰弗里·艾伯特、丹·希罗和我（从上至下）。
From Cue , 1960 yearbook. Photo courtesy of Ruth Andrus.
我大吃一惊，心想，斯特克先生怎么知道我这个一直秘而不宣的创伤呢？“实际上这件事令我颇为受挫，而且这么多年来也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对斯特克先生倾诉着。
“你可能不知道这所学校在20世纪50年代是多么反犹太主义啊。当时，我是艾奥瓦州刚刚毕业的一名新教师，比你早三年来到这里。桑蒂（Santees）夫妇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后来当上校长的哈罗德（Harlod）问我去哪所教堂做礼拜。我告诉他，我有时会去犹太教改革派的教堂。说完这句话，哈罗德立刻离开了餐桌，那天晚上他再没有出现。顺便说一句，马丁，这也是你被哈佛大学拒之门外的原因。”
我从来没有，甚至一次都没有想到过斯特克先生是一名犹太人。
毕业对我来说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丹是我们那个班级致告别辞的毕业生代表，50年过去后，我的朋友道格·诺思（Doug North）给我寄来了一份官方成绩单，上面写着我实际上是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诺思是1958届致告别辞的毕业生代表，也是如今的新校长。尽管我当时感觉自己胜券在握，但我并没有获得任何学术奖项，相反，这些奖项都被颁发给了那些富家子弟，可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在未来会给予学校更多财力上的支持与援助。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落荒而逃者，而非一个即将扬帆远航、征服新世界的志得意满者。
最终，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按理说这很值得庆祝一番，但光我们班就有4人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而我毕竟是哈佛大学的弃儿。贝丝和母亲在后院为我举办了一场我暗自觉得死气沉沉的派对，围着我们家的酸樱桃树摆放了几张桌子。我的表兄弟们、姨妈们还有舅舅们悉数出席，我则是一个装模作样的“僵尸”。我的父亲引人注目，他步履蹒跚，情绪起伏不定。父亲为我感到自豪，因为他的牺牲与付出获得了回报，而我也不再是进入奥尔巴尼男子学院之前的那个可怜的犹太小男孩了。
[1] 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著有《白鲸记》（ Moby Dick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