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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暮春，我和家人正驱车穿行在黄石公园里，突然，我收到了一条足以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消息。我通过一部公用电话，得知自己当选了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主席。自彼时起，直至今日，这依然是我一生中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
数月后，作为下下届当选主席（第二年我将成为候任主席，第三年方上任就职），我出席了在多伦多举行的APA年会。年会上，我被告知学会理事会并没有我的席位。尽管多数学会会员待我很友好，甚至有些过分热情，但学会的权威大佬们个个都很冷漠，因为在学会主席的竞选中，我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他们所指定的候选人。离开多伦多时，我非常沮丧，不知道自己在这样一个国家级的平台上能否有所作为。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顿悟了。
“赶紧干活去，妮基·塞利格曼（Nikki Seligman）！”我不耐烦地咆哮着。那时，多伦多年会已经过去三周了，我依旧情绪低落。当时，家里正忙着除草，可妮基玩得正欢，她不停地跳着、唱着，还把杂草抛向空中。听到我的怒吼，妮基又惊又怕，连忙转身跑开。过了一会儿，她又慢慢地走了过来。
“爸爸，我可以跟您说会儿话吗？”
我点了点头。
“爸爸，您还记不记得，5岁前，我一直是个爱哭鬼，每天都哭个不停？”
我又点了点头。
“那您有没有发现，从5岁生日以后，我就一次都没有哭过了？”
我再次点了点头。
“在我生日那天，我下定了决心，以后再也不要哭哭啼啼的了。后来我做到了，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事。所以，如果我都能做到不哭，您肯定也可以做到不发脾气。”
我听得目瞪口呆，因为妮基说得对极了。
首先，那时我脾气不好，还为此扬扬得意。但我破天荒地第一次意识到，我以往之所以会成功，或许并非因为自己拥有所谓能够觉察每一个瑕疵的“关键能力”，而是这种能力没有影响我取得成功。如果妮基能够改变自己，我应该也能。所以，我决定做出改变。
妮基·塞利格曼与作者，摄于1996年。
Photo courtesy of Mandy Seligman.
其次，我的这种“矫正”式的育儿观是错误的。如果我能够纠正孩子所有的错误，比如通过训斥让妮基不再懒惰，那我理应培养出一个完美无瑕的孩子才对。不过，这真是一派胡言。相反，我应该挖掘妮基的长处。正如我所了解的，妮基善于洞察人心，我应该对这一点大加赞许，这样能够帮助妮基扬其所长，而不必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弥补她的短板上。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我悟到了在今后始终激励自己的信念：在构建美好生活方面，心理学应该发挥显而易见的作用。现行的心理学科学和理论实践还不够成熟。心理学始于这样一个前提：“没做错”等于“做得对”。可是，如果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消除世间所有的弊病，诸如精神疾病、偏见、无知、悲观、孤独等，那么人类的生活理应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弊病的消除并不等于幸福的降临。 心理学不应该仅仅是一门用于化解悲伤和忧愁的学科，还应该是一门呈现幸福和快乐的学科。
所以我要再次强调，“没做错”并不等于“做得对”。
1997年1月，我以APA候任主席的身份开始任职。与此同时，创办一门名为“积极心理学”的新学科的想法也在我脑海中酝酿起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上我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任期内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于是在上任的那一天，我先迅速启动了另外一个没那么冒险和激进的计划。我去拜访了斯蒂夫·海曼（Steve Hyman）。海曼年轻有为，时任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所长，但他绝非寡淡无趣的华盛顿官僚，而是一位世界级的才子，曾任哈佛大学神经精神病学教授。我和海曼均热衷于一种治疗方法：循证治疗。
“海曼，”我说道，“我赢得了APA史上最多的选票，我现在肩负着一个使命。我们如今有机会改变APA的航向，让我们共同启动循证心理治疗的计划吧。”
“如果你能搞定APA那帮顽固不化的老家伙们，马丁，”海曼回应道，“我就负责筹集4 000万美元来支持你的这项研究计划。”
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有志于重鼓APA的士气，此番愿景同时在我的脑海中跃动。我申请出席个人实践与科学促进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rivate Practice and Science，CAPPS）的会议，该委员会曾在APA主席竞选中支持败于我的候选人，但于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向委员会阐述我的愿景。委员会惠允我做15分钟的发言，那是我首次与机构里的权威们正面交锋。
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
APA新落成的办公大楼奢华气派，会议室众多且设施齐全，在其中一间会议室里，大约有20位委员围坐在一张巨大的圆桌边，他们个个面无表情。APA的财务主管杰克·麦凯（Jack MacKay）明智地在华盛顿特区投资了房地产，使APA的市值达到了一亿美元。在当时所有的美国国家级专业组织中，APA或许是唯一一家盈利良好的协会。
我开始发言了。委员会的这帮大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仿佛我是一只来自外星球的奇怪大鸟。我的嗓门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大。大佬们还在盯着我，我没法让自己的声音多些柔和，少点尖锐。“这帮家伙讨厌我，”我思忖着，“我在竞选中打败了他们，他们一定会报复我的。”在我描述将心理疗法放置在一个持久的循证平台上的可行性时，大佬们的脸色愈发黯淡，眼神也愈发充满敌意。最后，我总结道，NIMH愿意投入4 000万美元来为这项工作提供资助，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
这本是能引起鼓掌喝彩的一句话，现场却是死一般的沉寂。最终，即将上任的下一届委员会主席斯坦·莫多斯基（Stan Moldawsky）用一个问题打破了沉寂：“如果出来的证据对我们不利，怎么办？”
会后，莫多斯基的得力干将罗恩·勒旺（Ron Levant）邀我出去喝了一杯。在一番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后，勒旺说道：“马丁，你小子麻烦大了。”
一生当中，我曾听过诸多金玉良言，但自学生时代起，能称得上良师益友的只有一位，那就是雷·福勒（Ray Fowler）。福勒曾担任APA的CEO，与那些走马灯式的主席不同，他对APA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自己最大的职责便是帮助APA培养最好的主席。在参加那次CAPPS的会议多年后，福勒悄悄告诉我，他最大的长处便是乐于与蠢人周旋，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人。
福勒来自亚拉巴马州，是当地著名的人格心理学家，曾对很多名人进行过人格分析，并在亚拉巴马州的大学担任过心理系主任，随后被选为APA主席。那个时候，APA遭遇了解体危机。由于为杂志《今日心理学》（ Psychology Today ）投入了重金，APA山穷水尽。当时，APA的整个管理层被解雇，福勒临危受命担任CEO。他的确不辱使命，拯救了整个协会，最终成为APA任期最长的CEO之一。
福勒极其诲人不倦、平易近人。在我竞选APA主席时，他是APA高层中唯一对我抱有希望并鼓励我勇于尝试的人。
如今，深陷困境的我找到了福勒，希望他能提供帮助。
“这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领导，”在耐心地听完我那场大溃败的故事后，福勒告诉我，“一种是锱铢必较事务型，另一种是大刀阔斧变革型。你不大可能把委员会的这帮人完全扫地出门。他们位高权重。与你相比，他们在如今的位置上会坐得更长久、更稳固。如果不想落败，你就必须成为一个‘大刀阔斧变革型’主席。马丁，你的职责就是要让美国的心理学从此走上新的道路。”
从我首次接触心理学到成为APA主席的30多年里，心理学领域的两个敌对派系——行为主义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始终处于对峙状态。虽然他们各执己见，但有着诸多相同的信条。二者皆聚焦于对痛苦的研究，却从未认真、严谨地考虑过“进化”这个概念；二者均笃信往昔，尤其相信童年创伤所带来的影响；二者皆把思考和意识视为梦幻泡影；此外，二者皆在幸福、美德、自由意志、意义、创造力和成功等诸多认知领域存在共同的盲点。简而言之，行为主义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都遗漏了让人生有意义的东西。
我本人见证了心理学的变革，并在诸多紧要关头引领了这些变革。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心理学否定了诸多假设，清除了四大认知盲点。第一，摒弃行为主义学派的戒律，接纳认知和意识；第二，接纳进化论并认识到大脑对人类学习的限制；第三，不再局限于对错误的一面予以治疗，还构建了引领人们走向正确与积极的体系；第四，着眼于未来，而非仅执着于往昔。
综上所述，这些内容构成了令人满怀憧憬与向往的全新心理学。
本书将讲述在过去50多年中，心理学领域发生的诸多巨大变化，并以我是如何改变的为例子，来讲述心理学这个领域是如何被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