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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积极心理学的“皈依者”，在2008年之前，我是不相信积极心理学的。
20世纪70～80年代，心理学领域掀起了一场认知革命。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是对人类非理性的认知误区的研究，诞生了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理查德·H.泰勒（Richard H. Thaler）。我的博士生导师理查德·E.尼斯贝特（Richard E. Nisbett）教授，也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这样的心理学大潮的影响下，我一直相信，帮助人类提高自己的理性和认知能力才是心理学应该追求的主流方向，所以我的主要研究兴趣一直是人类的高级认知，例如因果关系、虚假相关、价值观与行为不一致性、违背逻辑的“辩证思维”，以及文化对这些认知过程的影响等。
2008年，应清华大学的邀请，我回国主持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复建工作。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迅速，相较于我出国时的1988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在20年内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我也发现，我们面临的心理挑战有增无减，社会普遍存在一些急躁、烦恼、焦虑、担忧的情绪，我们一直在追求粗放的更大、更好、更高档次、更有面子的路上义无反顾，却没有用心去体会自己内心的感受——那些精细的情感、流动的美以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宁静与平和。在这样一种无比冲动的文化氛围下，焦虑症、抑郁症、躁狂症、自我封闭症等心理问题出现的概率逐年升高，并且越来越蔓延到更年轻一代的身上。是的，今天的这个社会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并不宁静，工业革命后几百年里人类社会的喧嚣甚至超过以往几千年所积累下来的所有喧嚣。处于这个现代化的颠覆性变革的世界中，似乎每种文化、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在努力去寻找着自己的“第二曲线”。增长成为全世界所有学科努力的方向与新的信仰。可是，到如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明确给出这种关于增长的新的信仰究竟是否合适的定论。
中国也没能幸免于那些现代化的陷阱。虽然我们5 000多年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中有那么多值得并且能够让我们淡定下来的基因，但是全球化的步伐、地缘政治、军事威胁、科技与社会的颠覆式创新、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等诸多力量累加起来的作用力，在推动着这个蓝色星球“旋转得越来越快”。显然，在此时此刻，那些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变革具备更强大的诱惑力。
然而，这种诱惑并不全都是积极的，其产生的很多结果甚至会导向人道主义的灾难。传统的心理学则非常像是一种应急的技术手段，自然而然地成为处理这些并不积极的心理结果的良方。的确，传统心理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这并不够。
从诞生之日起，心理学就不止有疗愈创伤这一项功能。它还有帮助人类心灵成长、认知提升与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追求最真实的幸福的功能。它也有造就不断适应未来的社会精英、激发人的优势潜能、改造人们的学习方式、丰富人类对世界和自己存在意义的探索的目的。无论如何，在一个更加多元、更加不确定、更加融合的新时代里，这些目的都显得如此重要。传统的心理科学和实践的研究，事实上已经不能满足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求了。如何从科学心理学的角度去帮助人们获得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也许需要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尤其是面对中国这个更加具体的全球发展引擎时，这种紧迫性更加突出。这时，我发现了积极心理学，并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奠基人马丁·塞利格曼的诸多颇有成就的研究工作。
塞利格曼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在家乡念书时，他喜好篮球运动，后因未能入选篮球队而开始研究学问。13岁那年，他开始专心读书，其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4年，塞利格曼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随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教授学习实验心理学。1967年，塞利格曼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并执教于康奈尔大学。1970年，他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该校的精神病学系接受了为期一年的临床培训后，于1971年重返心理学系。塞利格曼先是与布鲁斯·奥弗米埃尔（Bruce Overmier），后来又与史蒂夫·梅尔（Steve Maier）合作研究了狗在受到预置的不可避免的伤害后所表现出的被动性，这就是著名的动物的习得性无助研究。这项研究也被很多人视作改变心理学历史的“伟大心理学实验”之一。
1976年，塞利格曼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出版了《习得性无助：沮丧、发展和死亡》（ Helplessness：On Depression, Development, and Death ）一书。1978年，他与琳恩·艾布拉姆森（Lyn Abramson）和约翰·蒂斯代尔（John Teasdale）一起，重新系统地阐述了习得性无助感的理论模型，并发现人是有习得性无助的：当坏事发生后，那些觉得做什么都不能改变自己困境的人往往会陷入心理上的无助境地。所以，塞利格曼早期享有盛名的工作主要是关于习得性无助、抑郁、悲观主义等负面情绪的研究。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美国应用与预防心理学会授予了他终身成就奖。
那么，为什么一个以研究人类负面心理出名的学者转眼便成了推崇积极心理学的大师呢？在他的自传中，塞利格曼讲了一个故事，那就是他和自己女儿的对话。
1998年，塞利格曼历史性地以最高票当选美国心理协会（APA）的主席。当选后的两个星期内，他一直在准备任职致辞。闲暇之余，他来到自己的玫瑰花园，收拾被忽视了一段时间的玫瑰花。他5岁的小女儿妮基也来到花园玩耍，不时把爸爸正在准备播种的玫瑰花籽扔到空中，引起爸爸的愤怒，受到大声的呵斥。
妮基一言不发地慢慢走开，过了一会儿，小姑娘回来郑重地说：“爸爸，我得和你好好谈一谈。”爸爸不解地望着自己的女儿。妮基说：“您可能还记得，从3岁到5岁，我一直是个爱哭的孩子，但是在我5岁生日的时候，我决定再也不哭了，我可以改掉爱哭的习惯，我觉得爸爸你也可以改改爱发脾气的习惯。”
女儿的一席话让塞利格曼感到震撼。多年来，塞利格曼一直在研究动物的无助和人类的抑郁。正如5岁的妮基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些工作使他变得阴郁、不耐烦和挑剔。
塞利格曼开始反省，如果他研究的是幸福而不是不幸，是成就而不是失败，是力量而不是疾病，是不是会对他、他的孩子，甚至对他的患者有完全不同的影响呢？在他的自传中，塞利格曼描述了他的个人变化。他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人，他广泛阅读，听古典音乐，并广交不同领域的朋友。为了放松，他打桥牌。在第一次婚姻失败后，他在1988年与曼迪·麦卡锡（Mandy McCarthy）结为夫妻。曼迪来自英国，她给了塞利格曼无条件的爱，又与他生育了5个孩子，这是他自认为的幸福的源泉。在遇到曼迪之前，他根本看不起“幸福”这个词，欣赏的是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观点，即“生活的目的是减少痛苦”。现在，他渴望“更快乐”，而不仅仅是“不要不快乐”。
与此同时，塞利格曼渐渐得出结论：弗洛伊德的治疗和药物并不能解决抑郁症的流行，它们可能会暂时缓解痛苦，但都不能让患者重获新生。他开始反抗心理学界对病理心理学的执着和对应用研究的蔑视。他开始反思，也许心理学可以减少对病理心理学的关注，减少对传统的心理治疗的依赖，相信人类积极心理的能力，培养自身的优势和美德，从人类内在的积极方向上去引导他们，启发他们，帮助他们，激励他们。他开始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科学地研究适应良好、快乐幸福的人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发现他们是如何兴旺发达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这些人的成功秘诀变成普通人学习的榜样呢？他写道：“积极的心理学召唤着我，就像燃烧的灌木召唤摩西一样。”
正是带着这种宗教般的激情，塞利格曼变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奔波于世界各地，不断向各种基金会、董事会、心理学同行、非专业团体，尤其是普通公众表达他的见解，介绍他的研究，推广积极心理学。在长达30年的不断努力的过程中，他发表了40多篇论文，撰写了5本畅销书——《活出最乐观的自己》《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真实的幸福》《教出乐观的孩子》《持续的幸福》，用精辟且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宣传他的理念，用独创和令人信服的新概念赋予了传统智慧新的意义。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设了第一个应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生培养项目，领导建立了国际积极心理协会和国际积极教育联盟（IPEN），并将积极心理学引入企业、学校、医学界、军队和政府部门。在他的领导之下，积极心理学已经成为心理学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三个国际积极心理学学术杂志也相继诞生，包括《幸福研究杂志》（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积极心理学杂志》（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幸福评估杂志》（ Journal of Well-Being Assessment ），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投身这一领域，发表了数千篇学术研究论文，出版了上百本关于积极心理学的图书。
塞利格曼也是中国积极心理学的支持者和引路人。他派出了他的学生赵昱鲲、曾光、安妮来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完成博士学位教育，同时也成为中国积极心理学最早的宣传者。他也是第一届和第五届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的演讲嘉宾，并以70多岁的高龄来中国宣讲。每一次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他都积极参与我们组织的中国论坛并出席讲话。更重要的是，他相信中国的积极心理学是国际积极心理学领域能够领导世界潮流的力量，甚至是积极心理学影响社会的最重要的实验地，能产生影响人类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他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以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社会发展指标的观点极为欣赏、支持，并认为这一观点与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一脉相通。可以说，塞利格曼不仅是世界积极心理学之父，也是中国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塞利格曼是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但本质上，他更是人类积极心态的专业研究者。他一如既往地应用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方法，探索曾经被认为是哲学甚至是神学研究的种种话题，我个人认为其突出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4个重要领域。
对幸福研究的科学探索
积极心理学得到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幸福这一古老话题的科学探索。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不仅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人心的主观感受，因此幸福感是可以被定义、测量、传授和提升的，提高人的主观幸福感可以使个人更加充实，家庭更加和谐，公司更有生产力，士兵更有战斗力，学生更好学，婚姻更幸福。问题是，这些承诺真的能兑现吗？与以往其他学科对幸福的探索不同，塞利格曼认为，幸福的积极意义是有客观证据的，幸福也是可以被科学研究的。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如调查方法、纵向研究、聚类分析、动物实验、大脑成像、激素测量和案例研究，对人的幸福感进行了系统研究。例如，塞利格曼及其团队是世界上最早对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的文本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发现人的幸福感的变化与健康、财富、学习、成就、婚姻等美好生活的指标密切相关。
心理学界对负面心理的加工强势效应一直怀有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也被很多研究证实，例如，我们更容易记住未解决的问题、遇到的挫折和痛心的失败，以及没有得到的金钱、地位、爱情和快乐。2019年，心理学家约翰·蒂尔尼（John Tierney）和罗伊·鲍迈斯特在专著《坏的力量》（ The Power of Bad ）中，总结了这方面的大量研究。还有不少人把“幸福”看成“愚蠢”的近义词，认为一谈论幸福就显得人肤浅没有深度，毕竟悲观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根深蒂固，门徒众多，大多数人相信，悲伤、痛苦、愤怒产生智慧，快乐则让人愚蠢。塞缪尔·约翰逊的结论是：“我们不是为幸福而生的。”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坚持认为，在人的内心深处，侵略性和冲突性是本质，幸福是不存在的理想。
但塞利格曼坚持认为：与悲观做斗争，记住好的一面，感恩自己的幸福，专注于自己的优势，重塑人看待现实和生活的方式，是一种进化选择出来的人的竞争优势，是对石器时代人类的先祖所常备的灾难性思维的一种升华。他认为，人类社会需要减少对GDP的关注，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国民福祉。2000年1月，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在《美国心理学家》（ American Psychologist ）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宣言，其中讲道：“心理学不仅仅是一个与疾病或健康有关的医学分支，它的规模要大得多。它关乎工作、教育、洞察力、爱、成长和幸福。”这份宣言正式宣告了积极心理学的诞生。
对人类积极品德的科学探索
塞利格曼本质上是很有哲学家气质的，但他的哲学是基于证据的、实证的、科学的理论。
心理学家的书架上通常都有一本《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这本书列出了人的各种精神疾病的种类。但塞利格曼觉得，为什么不能写一本人类心理的“健康手册”？为什么不能有关于人类美德的分类呢？从2000年开始的3年时间里，塞利格曼和他的团队仔细研究了从孔子和苏格拉底到惠特曼和弗洛伊德的文章，以及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最终编撰了一本814页的百科全书，书名是《性格优势与美德》（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书中列举了智慧、勇气、人性、正义、节制、超越等六大核心美德，以及24种性格优势。其中的优势包括勇敢、谦虚、坚持、活力、好奇心、社会智慧、灵性、领导能力，以及专家们经过多次辩论后认同的幽默。
基于性格优势和美德研究，塞利格曼还开发出了包括一项行动价值观（VIA）的显著性优势调查，调查对象超过1 100万人。这项测试对一个人的性格优势进行排列，并能引导他们进行自我认知和职业指导。它被广泛应用于商业、教育和治疗。这本书是一本密集而富有启发性的概要，提升了塞利格曼的学术声誉，吸引了更多的“皈依者”。
对习得性乐观主义的探索
塞利格曼认为，人的乐观主义的态度是可以培养和学习的。他自己也从一个悲观主义的心理学家，变化成一个积极心理学家。他相信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在变得更好，习得性乐观将使人类快乐幸福、兴旺发达。他同意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
的论点，即人类的暴力在减少，寿命在增加，人道主义在上升，舒适性和便利性在提高，女性地位在提升。50年前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研究冲突、压力和支配的学者很多；如今，女性占主导地位，研究合作、积极情绪、参与、信任和人际关系的学者越来越多。
塞利格曼还利用乐观主义预测收入、关系、成就甚至总统选举，得出结论：乐观主义突出的人有竞争优势，甚至作为总统候选人时通常也会获胜。他预言，人类社会会越来越好。但是，塞利格曼也提醒我们要小心盲目乐观主义带来的伤害，例如股市的非理性繁荣往往是由过度的乐观主义导致的，忽视和包容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容易让社会的不公平合法化，盲目的乐观主义往往也是独裁者惯用的宣传伎俩。
对人类憧憬未来天性的探索
塞利格曼认为，人的大脑中有一个“希望回路”，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智人（Homo Sapiens）——学习经验，利用工具，解决问题；我们更像是计划人（Homo Prospectus）——我们不是由过去的经验决定，而是由未来召唤。他认为，很多心理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其实都与未来认识有关，例如人的主观性反映的是每个人对未来的想象不一样、意义判断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所带来的分析和行为不一样。人的自由意志无非是我们期望、模拟、比较将来的各种可能性，然后在这些不同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人类的大脑最大的用途并不是用来判断过去信息的对或错，而是让人思考如何去说服和影响别人，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
他的研究发现，心理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对过去问题的一种困扰和纠结，也是对现在或未来的困扰和纠结。所以，那些经常憧憬未来的人的身心更健康，学习习惯更好，成绩更好，不良习惯更少（抽烟、酗酒、吸毒的行为都较少），锻炼更多，更想存钱，有投资。有意思的是，他还发现，健康、年轻、富有的人喜欢谈未来，年老的人和有病的人则喜欢谈论过去。
因此，积极心理学是未来导向，它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原生家庭原罪学说、出身论等学说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说塞利格曼是积极心理学之父，并不是说他的观点以前没有人提过。人本主义大师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第一个提出了积极心理学这个概念，并以爱因斯坦和梭罗等心理健康人士来代表心理健康的人。亚伦·T.贝克（Aaron T. Beck）普及了认知行为疗法，这一方式提供了基于证据的策略来对抗灾难性思维。
积极心理学是一门贴近普通民众的科学。因为一般的知识精英，包括我的心理学同事们，其实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一个阶段，在心底都不是特别看得起这门新兴的学问。也有不少积极心理学的批评者经常说，积极心理学说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格言，和典型的心灵鸡汤有什么区别？我们真的需要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要快乐、要活在当下、要锻炼吗？这些道理，连健身教练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这些所谓的积极心理学家真的就比健身教练更懂健康吗？
这当然是这门新兴学科面对普罗大众时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在中国推广积极心理学10多年的亲身经历让我发现，那些需要心理学家关怀的有心理问题的人，那些每天努力工作但感觉“压力山大”的上班族，那些被无聊的工作、没有感情的婚姻、没有意义的娱乐等烦恼所困所累的芸芸众生，真的是需要积极心理学的。因为积极心理学是研究如何给人们希望的科学，是研究如何让人们走出人生冰河的科学。它是科学，是温暖的科学，是带着心灵温度的科学，是有着丰富人文关怀的慈悲的科学。这门学科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它对美好生活的表达一样激动人心，一样充满感情。所以，很多人会误认为积极心理学是心灵鸡汤。但事实上，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心灵鸡汤味道挺好，我们却不知道里面是对人没有太大益处的鸡精添加剂，还是真的炖了几个小时的鸡肉；而积极心理学是科学，每一项看似心灵鸡汤的结论都有着严谨的科学实证支撑，并经历了岁月与文化的种种检验。而这些，也是人类2 000多年以来的哲学所推崇的纯逻辑式的演绎法所提供不了的事实证明。
心理学，是经验主义的科学，它不接受没有实践，仅凭感受与想象，甚至是仅凭逻辑推理出来的结论。因为心理学在本质上从来都相信，并且只相信一种科学伦理，那就是只有那些能够被验证的假设才可以被认为是某种事关人类的事实。心理学也正一往无前地走在用科学方法为传统哲学中提出来的反思提供证实与证伪的路上。
2019年7月19日，第六届世界积极心理学大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人们用澳大利亚传统乐器演奏着悠扬的旋律，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1 500名积极心理学家。在开幕式上，塞利格曼教授进行了主旨发言。他在发言中提道：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有四次伟大的心智革命，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恰好顺应了这第四次心智革命。
第一次革命大约发生在3 000多年前。这次革命让人类首次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其实比力气和凶狠更有生存价值。
第二次革命大约发生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人类对世界的思考正式开始摆脱神的旨意而经由理性展开对世界与人性的全面理解。
第三次革命发生在19世纪初至2000年。这是一个科学与知识大规模发展的时代，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伦理学、文学、教育学等。它强调不受束缚、不加批判地使用理性，勇于质疑权威与传统教条，朝个人主义发展，强调人类的进步观念，促进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一次革命的成就是巨大的：近200年之间，人类赤贫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识字率上升，女性选举权得到发展，现代科技还让人类的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工作效率提高、福利得以改善。
第四次革命正在进行中。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人类的生存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物质生活的改变并没有改善人类的心理状况。抑郁症、焦虑症以及愤怒、自杀等的发生概率依然很高。因此，改善人类的心理体验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联合国宣布每年的3月20日为“国际幸福日”就是为了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人类的心理健康和幸福生活。
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一书中，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第一次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在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所发生的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大突破称为“轴心时代”。那一时期，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古代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在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在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那个时期，也就是塞利格曼认为第二次心智革命发生的时期。
塞利格曼还认为，第四次心智革命正在发生的现在，或许即将进入人类精神文明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这第二个轴心时代与第一个轴心时代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人类心理需求的三大变化上：从减轻痛苦到创造幸福，从自我主义到集体主义，从过去导向到未来导向。而积极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这第二个轴心时代提供理论指导。
塞利格曼让身在中国的积极心理学同行们坚定地相信：积极心理学并不是横空而来的，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选择，是科学发展的前沿学科，也有助于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我们的先辈们已经在第一个轴心时代引领了世界，处于第二个轴心时代的我们也应不甘人后，大步向前！
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够开创一项伟大的事业。塞利格曼对人类第二个轴心时代的憧憬，正是推动人类从思想启蒙向积极的科学心理启蒙的宣言，成为感召新人类的铿锵的倡议书！
这也许就是“塞利格曼幸福经典”系列图书出版的真正意义：让我们一起走向人类第二个伟大的轴心时代。这一次，参与者是全人类。
2020年8月
清华大学双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