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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托雷斯的唐·托马斯在他的《爱情诗集》之序言中说，“Con tal que las costumberes de un autor，sean P.ras y castas，imP.rtómuy P.co que no sean igualmente severas sus obras”——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这意思就是，假若一名作家自身道德高尚，那何为他作品的道德寓意就无关重要。我们可以假定唐·托马斯因下此断言而进了炼狱。而且为了诗的公道，一个明智的做法就是让他待在那儿，直到他的《爱情诗集》售罄绝版，或等到他那些诗集因无人问津而被束之高阁。每一篇故事都应该有一种道德寓意，而且说得更贴切一点儿，批评家们已经发现每个故事都有这种寓意。菲利普·梅兰希顿三百年前曾写过一篇关于《蛙鼠之战》的评论，证明了荷马的宗旨是要唤起一种对骚乱的厌恶。皮埃尔·拉塞纳则更进一步，证明荷马的意图是要劝说年轻人节食节饮。正是这样，雅各布斯·胡戈也已经彻底弄清，荷马是以欧厄尼斯暗讽约翰·加尔文；以安提诺俄斯影射马丁·路德；以食忘忧果的民族
挖苦全体新教徒；以哈耳庇厄揶揄所有德国人。我们更现代的训诂学者同样也深刻。这些先生证明《洪水之前》中有一种隐藏的意义，《波瓦坦》中有一则道德寓言，《知更鸟》中有一个新的观点，而《小拇指》中则有超验论。一言以蔽之，只要一个人坐下来写作，就不可能没有一个深刻的立意。一般说来，这样作家们倒省了不少麻烦。譬如说，一位小说家用不着去担心他的寓意。它就在那儿，也就是说它就在什么地方，寓意和批评家们能自己照料自己。时机一到，那位小说家想说的一切和不想说的一切都会在《日晷》或《新英格兰人》等杂志上曝光，另外还会加上他本来应该想说的一切，以及他显然是想说而没有说的一切，结果，寓意那东西到最后全都会老老实实地出来。
因此，那些不学无术的家伙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对我横加指责，说什么我从未写过一篇道德小说，或说得精确一点儿，是从未写过一个含有道德寓意的故事。他们并不是上帝派来使我扬名并启发我道德感的批评家——那是秘密。不久，《北美无聊季刊》就会使他们为自己的愚蠢而感到羞耻。与此同时，为了阻止对我的伤害，为了减轻对我的非难，我献出这个附加的悲伤故事——一个其道德寓意无论如何都毋庸置疑的故事，因为任何人只消瞥一眼，就能从这个故事的副标题中看到寓意。我应当因这一安排而受到赞扬，一个远比拉封丹之流更有智慧的寓言家，他们总是把想法保留到最后一刻，到寓言故事的末尾才揭示其寓意。
“别让死者受到伤害”是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之一戒律，而“替死者讳”是一项极好的禁令，即便被提到的死者是微不足道的小民。所以，我的意图并不是要诽谤我死去的朋友托比·达米特。他曾是个无赖，这一点儿不假，而且非常悲惨而可耻地死去，但他不应该为他不道德的恶习受到责备。那些恶习之养成是因为他母亲身体上的一个缺陷。当他还是个婴儿之时，他母亲就尽其全力用鞭子对他进行教育，因为履行义务对她那井井有条的头脑来说总是件乐事，而婴儿就像咬不动的牛排，或像现代希腊的橄榄树，当然是多打更有好处。但是，可怜的女人！她不幸是个左撇子，而用左手去打孩子那还不如不打。地球的旋转是从右向左。打孩子万不可从左向右。如果说从正确的方向一鞭子可以抽掉一种不良倾向，那可以推测从相反的方向一鞭子会抽进同等量的邪恶。托比受惩戒时我常常在场，甚至从他蹬腿踢脚的方式，我就能看出他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坏。最后我终于两眼噙着泪花看到，那个恶棍已完全无可救药。有一天，他挨耳光一直到满脸发黑，黑得别人会以为他是个非洲孩子，结果除了他扭动着昏了过去，那顿耳光没产生任何效果。我不能容忍再这样下去，只好立刻跪倒在地上，提高嗓门，预言了他的毁灭。
事实是，他恶习的早熟令人不寒而栗。五个月时，他就常常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不可能咬清楚字眼；六个月时，我曾目睹他咬坏一副扑克牌；七个月时，他就养成了抓扯和亲吻小女孩的习惯；八个月时，他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在戒酒誓约上签字。就这样，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他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他满一岁的时候，他不仅坚持要蓄胡须，而且染上了赌咒发誓的恶习，并用打赌的方式固执己见。
正是由于最后这个卑鄙下作的习惯，我所预言的毁灭最后终于降临到托比·达米特头上。那个习惯“随他成长而成长，随他健壮而健壮”，所以待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几乎是不打一个赌就说不出一句话。这并不是他真正下注打赌——不。我得替我的朋友说句公道话，他要真正下注，保管彻底输光。对他来说，打赌仅仅是一句套话，仅此而已。他在这一点上的言辞表达没有丝毫意义。那些话很简单，如果并非全是虚词——一些用来完成句子的富有想象力的措辞。当他说“我和你赌什么什么”，从来没人想到接受他的打赌，但我仍然不禁认为制止他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习惯，我这样告诉他。这是一个卑俗的习惯，我请求他相信这点。社会一致反对赌博，在这点上，我说的全是实话。国会明令禁止赌博，在这点上，我绝对无意撒谎。我规劝告诫，但无济于事。我举例论证，但徒费口舌。我苦苦哀求，他一笑置之。我动情央告，他哈哈大笑。我晓之以理，他冷嘲热讽。我威胁恫吓，他赌咒发誓。我踢他，他叫警察。我扯他的鼻子，他趁机擤一擤，并与魔鬼赌他的脑袋，说我再也不敢劝他改邪归正。
贫穷是达米特的母亲特有的生理缺陷，是留给她儿子的另一种恶习。他穷得叮当响，毫无疑问，这正是他打赌时闪烁其词而很少真正下注的原因。我不敢说，我曾听到过他使用“我跟你赌一美元”这样的措辞。他通常使用的措辞是“我跟你赌你想赌的”，或“我跟你赌你敢赌的”，或“我跟你赌句废话”，要不然就还是那句更有实际意义的“我跟魔鬼赌我的脑袋”。
这最后一种赌注似乎最中他的意。这也许是因为他承担的风险最小，因为达米特已经变得非常吝啬。万一有人接受他打的赌，他的脑袋本来就小，因而他的损失也就不大。不过，这些仅仅是我的个人想法，而我不敢肯定我这样想他是否正确。总之，那句话越来越成为他的口头禅，虽然把脑袋当作钞票来打赌极其不妥，但这一点是我朋友倔强的脾性不允许他去理解的。到后来，他完全抛弃了其他形式的打赌，决心只说“我跟魔鬼赌我的脑袋”，他这种专一的顽强性和排他性使我感到的不快，不亚于给我造成的惊奇。凡是我说不清原因的事，总使我感到不快。难以理解的事总逼着人去思考，而思考有损于健康。事实上，达米特先生在说出他那句无礼之言时，脸上总有某种东西（他发音吐字方式中的某种东西），这在一开始还显得有趣，但后来令我感到非常不安。由于眼下尚无确切的术语为这种东西命名，请务必允许我把它称为费解。不过，柯勒律治先生会把它称为玄妙，康德先生会把它称为泛神，卡莱尔先生会称它为歪曲，而爱默生先生会称它为超验。我开始完全讨厌那种东西。达米特先生的灵魂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我决定要发挥我雄辩的口才去拯救他。我起誓要像《爱尔兰编年史》中所记载的圣帕特里克为一只癞蛤蟆尽力那样为他尽力，这就是说要“唤醒他对自己处境的一种意识”。我立即着手履行这项义务。我再一次对他进行苦口婆心的劝告，竭尽全力进行最后一次直言诤谏。
待我讲完我那通鸿篇大论，达米特先生的态度显得非常暧昧。他一时间一声不吭，只是好奇地打量我的脸。不久，他就把头扭向一边，高高地扬起两道眉毛。然后，他摊开手掌并耸了耸肩头。然后，他眨了眨右眼。然后，他用左眼重复同一动作。然后，他把两只眼睛紧紧闭上。然后，他把眼睛睁得很大，以至于我非常担心其严重后果。然后，他用拇指顶住鼻端，并认为理所当然应该用其余指头做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动作。最后，他交叉起双臂，屈尊俯就地开始回答。
我只记得他那番回答的开头几句。如果我能闭上嘴，他将对我不胜感激。他并不需要我的忠告。他鄙视我那些拐弯抹角的暗示。他已经是成人，能自己照料自己。难道我依然把他当作三岁小孩？难道我唠唠叨叨是想改变他的天性？难道我想侮辱他？我是否是一个白痴？总而言之，我母亲是否知道我当时不在家？他见我是个老实人才向我提出那最后一个问题，他坚持要我就此问题做出回答。他再一次要求我不隐讳地告诉他，是否我母亲知道我外出。他说我的慌张使我露了馅儿，并说他非常乐意把脑袋押给魔鬼，赌我母亲不知道我外出。
达米特先生没有给我回答的机会。他非常下流而轻率地转身离我而去。他那样做也许有他的道理。我的感情已受到了伤害，甚至我的怒火也已经开始中烧。我破天荒地第一次愿意接受他那个侮辱性的打赌。我宁愿替魔王撒旦赢下达米特先生那颗小脑袋，因为事实是，我母亲当时完全知道我那仅仅是短暂的外出。
然而正如伊斯兰教徒被人踩了脚时所说，Khoda shefa midêhed——安拉解忧。我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时受到的侮辱，我是作为一名男子汉蒙受耻辱。不过现在看来，我已经为那个可怜虫做了我能够做的一切，我决定不再用我的忠告去使他烦恼，而把他留给他自己和他的良心。尽管我能克制自己不再用忠言去逆耳，但是我完全不能放弃他的友谊。为此我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竟然迁就他某些并非完全不可饶恕的不良倾向。有几次，我还发现自己被他的恶作剧逗笑，还像讲究饮食的人吃了芥末，眼里充满了泪水。他那些邪恶的话语，使我感到了深深的悲哀。
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俩手挽手外出闲逛，道路把我们朝一条河的方向引去。河上有座桥，我俩决定跨桥而过。那是一座能遮风蔽雨的拱形廊桥，由于窗户不多，桥廊里黑乎乎的，黑得使人感到不安。一进桥廊，桥外的阳光明媚和桥内的阴沉昏暗所产生的对照，顿时使我感到精神极其压抑。可不幸的达米特没有那种感觉，他用他的脑袋跟魔鬼打赌，说我患了抑郁症。他当时看上去心情异常的好，兴致格外的高，以至我认为我并不知道有什么可不安的。他感染上超验症并非不可能。不过，我对超验症的诊断不是很精通，尚不足以一针见血地马上确诊，偏巧当时桥上没有一个我《日晷》季刊的朋友。但我还是想到了这个念头，因为一种严重的小丑主义似乎迷住了我可怜的朋友，使他把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小丑。对出现在路上的任何物体，他都扭动着身子钻过去或跳过去；一会儿扯开嗓子，一会儿大着舌头，呼喊嘟囔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小字眼和大字眼，却一直保持着一副这世上最严肃认真的面孔。我实在拿不定主意到底是该踢他还是怜悯他。最后，当我们就要穿过桥廊接近人行道时，我们的去路被一道多少有点儿高的旋转栅门挡住。我像平常一样推动转门，从容通过。但这种过法并不符合达米特先生的过法。他坚持要跳过那道转门，并说他还能在空中来一个鸽子拍翅的舞步动作。凭良心说，我认为他不可能做到这点。在跳各种风格的鸽子拍翅舞步的人中，跳得最好的是我的朋友卡莱尔先生。据我所知，连他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不相信他做不到的托比·达米特能做到。所以，我就对达米特说了两句，我说他是一个吹牛大王，他不可能说到做到。我后来理所当然地为那番话感到悔恨，因为他马上用脑袋跟魔鬼打赌，说他能够说到做到。
虽然我早已做出不再劝他的决定，但当时我还是打算再说几句，劝他改掉那个恶习。我正要开口，突然听到我身边传来一声轻轻的咳嗽，听起来很像在说：“啊哼！”我猛然一惊，抬眼环顾。最后我的目光落在桥廊的一个角落，看到了一位神态可敬的瘸腿小个子老先生。没有什么能比他的整个外表更令人肃然起敬，因为他不仅身着全套黑色丧服，而且他的衬衫纤尘不染，领子非常整洁地翻下压着一条白色领带，头发则像女孩子一样从前额向两边分开。他的双手忧郁地握在胸前，两眼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他头顶上方。
我再一仔细观察，发现他那身小号丧服外面还系着一块黑色的丝绸围裙，而这是一件我认为非常古怪的事。不等我对这如此奇特的事件发表任何评论，他就用第二声“啊哼”阻止了我。
对这个意见，我没有立即回答的思想准备。事实上，对这种简洁得几乎只有一个字眼的言论，人们几乎难以回答。我就知道有一家评论季刊被“胡说八道”这个字眼搞得狼狈不堪。所以，我并不为我求助于达米特先生而感到羞愧。
“达米特，”我说，“你在干什么？你听到了吗？这位老先生说‘啊哼’！”我对我朋友这么说话时，两眼严厉地瞪着他。因为实话实说，我当时非常尴尬，而当一个人非常尴尬的时候，他必须横眉倒立、怒目圆睁，要不然他看上去肯定会像个白痴。
“达米特。”我说，尽管这听起来很像在诅咒
，仿佛除了诅咒，我再没有别的意思。“达米特，”我说，“这位老先生说‘啊哼’！”
我无意在深奥这一点上为我的话辩护，我自己就不认为我的话深奥；但我一直注意到，我们的言辞所表达的意思，通常总是与那些言辞在我们眼中的重要性成反比。假若我当时用佩克桑炮弹
猛轰达米特先生，或劈头盖脸地给他大讲一通“美国的诗人与诗”，他几乎也不可能比听到我这几句简单的话更显得狼狈——“达米特，你在干什么？你听到了吗？这位老先生说‘啊哼’！”
“你不这样说？”他终于喘息未定地开口了，就像一条刚被一艘战舰追得惊慌失措的海盗船，“你完全肯定他是那么说的吗？那好吧，无论如何我现在已是骑虎难下，那我最好还是装作心中有数。瞧我的‘啊哼’！”
那位小个子老先生似乎对这一声“啊哼”非常满意，只有上帝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离开了桥廊里那个角落，极其庄重地一瘸一拐走上前来，抓住达米特的手，诚挚地握了一阵，并一直以一种世人不可能想象的最宽厚仁慈的目光，向上注视着达米特的脸。
“我相信这赌你一定能赢，达米特，”他带着一种最坦率的微笑说，“但你知道，我们不得不试一下，这仅仅是为了形式。”
“啊哼！”我朋友回答，随之叹一口长气脱下了外套，又在腰间扎了一条手巾，然后眼角一扬，嘴角一沉，表情顿时起了一种奇怪的变化。“啊哼！”顿了一顿，他又“啊哼”了一声，之后除了“啊哼”，我再也没听他说出其他任何字眼。“啊哈！”我不露声色地暗暗想道，“这对托比·达米特来说真是难得的沉默，而这无疑是他先前太唠叨的结果。一个极端常常导致另一个极端。我真想知道，他当时是否已忘记了我最后一次向他说教的那天，是否已经忘了他曾那么口若悬河地向我提出一大堆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他的超验症现在被治愈了。”
“啊哼！”这时托比应答道，仿佛已经猜透了我的心思，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正在沉思的老教徒。
此时那位老先生拉起他的胳膊，领他退到桥廊更阴暗之处，离那道旋转栅门有好几步远。“我亲爱的朋友，”他说，“肯定是我的良心允许你多跑这几步。等在这儿，等我到栅门旁边去，以便我看清你是否跳得漂亮，跳得美妙，别忘了鸽子拍翅的花样。一个形式而已，你知道。我会喊‘一、二、三、跳’，请你一听到‘跳’就跳。”老先生说完，退到栅门旁边，停顿了一会儿，好像在沉思，然后抬眼向上望了望。我认为他非常不引人注目地笑了笑，然后紧了紧他那条围裙的束带，长长地看了达米特一眼，最后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喊出：
一——二——三——跳！
“跳”的声音未落，我可怜的朋友猛然起跑。那道栅门不算太高，就像洛德先生的大作；但也不算太低，就像洛德先生那些评论家的大作，但从大体上看，我确信我的朋友能够跳过。可万一没跳过将会怎么样呢？啊，那倒是该考虑的问题，即使没跳过又有什么关系？我说：“那位老先生有什么权利让另一位先生去跳？那个一瘸一拐的小老头！他是谁？如果他叫我跳我就不跳，绝对不跳，我并不在乎他到底是谁。”如我所说，那是一座拱形廊桥，其建筑风格非常荒谬，桥廊里总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回声——一种我刚才说出最后五个字时越发清楚地听见的回声。
但我所言、所思或所闻都发生在顷刻间。我可怜的托比起跑后还不足五秒钟，已纵身一跳。我看见他跑得非常轻捷，从桥面跃起非常壮观，他上升时两腿在空中交叉出最美妙的花样，正好在栅门之顶来了个鸽子拍翅。我当然认为他没有趁势过那道栅门，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整个跳跃过程就发生在眨眼间，我还来不及进行任何深刻的思考，达米特先生已直挺挺地落在了地上，是在他起跳的这边。与此同时，我看见那位老先生用他的围裙接住并包好了从那道栅门正上方的拱顶暗处重重地掉下来的一个东西，然后以他最快的速度一瘸一拐地离去。这一切使我大为惊讶，但我没有时间去思索，因为达米特先生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断定他的感情已受到伤害，现在正急需我的帮助。我飞快地冲到他的身边，发现他受到了一种可以称为严重的伤害。事实上，是他的脑袋不见了。我仔细地寻找了一番，也未能找到。于是我决定送他回家，并叫人去请顺势疗法
医生。与此同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际，我猛然推开最近的一扇桥廊窗户，顿时明白了这场悲剧的真相。就在那道旋转栅门正上方五英尺处，横过通道上方的拱顶，一根扁平的铁棍以平卧状态延伸，以此构成支撑整个桥廊结构的一部分。看来非常明显，我不幸的朋友在越栅门时，脖子刚巧撞上了那根铁棍平展的边刃。
他可怕的伤势使他没挺多久。那些顺势疗法医生并没有给他开出多少药，而开出的那点儿药他又不愿服用。所以他变得越来越糟，最后终于一命呜呼，这对所有浪荡之徒都是个教训。我在他墓前流了一通眼泪，并在他的家族纹章盾牌上加了一道不祥的横杠。至于说他葬礼的全部开销，我给那些超验论者送去了一张非常公道的账单。可那些卑鄙的家伙拒绝付账，于是，我当即把达米特先生从墓中挖出，并把他卖了做狗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