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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中期以降，机械影像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问世以来，影像产品作为一种文献类型，便始终在“有价”与“无市”的天平两端摇摆。所谓“有价”，是指影像对于现实世界的形象记录与直观呈现，打破了符号化、抽象化的文字在保存与传承人类文化血脉中的垄断地位，因而具有公认的文献价值。所谓“无市”，是指长期以来，基于影像媒介的文献材料并未得到学界与社会应有的重视，不仅缺少专业的收藏、保存与传播机构，大量丧失新闻时效性的影音资料被视作废物处理销毁，更匮乏专业的科学研究力量，能够利用影音文献进行学术探索，并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因此，在传统的学术视野当中，影音文献始终是一种聊备一格，可资参考，却难以和文字文献相提并论的“辅助性文献”。直到当代，身处学术前沿的视觉人类学为影音文献提供了越来越坚实的理论与方法支撑，逐步构建起独立于文字文献的学科体系。
摄影与电影术的相继发明，为传统的基于文字书写的“文献”概念
提供了新的内涵与类型。一些早期的影像先行者，如法国人菲利克斯·路易·雷诺即指出“电影为我们研究的需要永远保存了全人类的行为方式”，并倡议建立人类学电影档案馆。
影像对现实世界的机械复制与呈现，使得这种基于视觉感受的媒介从一开始便带有和语言文字相异的信息交流功能，并在以文化记录、保存和比较为学术主旨的早期人类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电影发明之初，人类学家远赴异域从事文化调查的早期活动中，阿尔弗雷德·卡特·哈登、鲍德温·斯宾塞等学者都已采用电影记录方法，获得当地人种与文化的动态影像资料。同时期的一些影像工作者，如美国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亲身进入北美洲上百印第安部落，实地拍摄4万余张图片，完成了具有深远文献价值的20卷图文巨著《北美印第安人》；法国收藏家阿尔伯特·卡恩派遣多支摄影队分赴50多个国家，拍摄收集了大约7.2万张彩色照片，4000张立体照片以及超过18万课（约100小时）的电影胶片，他将这笔影像财富命名为“地球档案”，以此存续被现代文明侵蚀、消灭的古老文化。美国电影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亦于20世纪20年代陆续拍摄了《北方的纳努克》《摩阿纳》等“对日常生活事件进行视觉描述”的影片，英国学者约翰·格里尔逊称其“具有文献价值”。而“纪录片”的英文词汇“Documentary”即来源于此，可见此类影像作品与文献之间存在的本源关系。
作为运用影像媒介保存人类文化信息的试水者，上述先驱者们一方面付出卓绝的努力，完成了弥足珍贵的影像记录，另一方面，却因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特别是主流人类学研究从物质文化向社会结构与精神领域的范式转移，逐渐难以为继。这些记录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世界多元样貌的影像资料，除少部分传世外，大多湮没无闻，或直到近20年间才再度被发掘、整理，并被学界承认其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人类学界再次对影像的学术研究、教学与文献价值产生广泛兴趣，复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2年，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成立，将电影摄制与视听数据库的建设用于研究与教学之目的。该研究所创立的“电影百科档案”，至20世纪90年代已拥有3000多部生物、民族学和技术等科学的专题片，其中便包括“在世界各地的田野拍摄中，记录不同族群的有关物质文化的民族学事件”以及“记录有关精神文化的民族学事件”，“这些大量被收藏的片子代表了作为科学文化遗产的宝贵资料，它们作为档案被细心收藏，从而可用于多种用途”。
美国人类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后亦逐渐重视影像材料的收集与研究。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着重指出民族志影像素材的文献价值：“由于这些是正在消失的人类行为类型，所以我们需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加以保存：不仅允许被拍摄者的后代重新拥有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也将为我们理解人类历史及人类的潜能提供一个可靠的、可复制的、可分析的研究资料集成。”
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学校以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国会图书馆等机构，先后成立电影档案与研究部门，侧重于收藏和整理有关世界各国社会历史、族群文化的影像文献。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成本相对低廉的录像磁带逐渐取代电影胶片，其他国家也陆续建设人类学民族学电影资料库。1977年，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在大阪成立，其主要特色即是拥有一套可以播映录制好的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影片系统。“这个系统为参观者提供一个可以满足他们各自不同需求的服务项目，而他们要做的只是从一个可视的民族学各分类信息中挑选自己所要的内容”。
北欧各国也致力于合作建设人类学影像资料库。“北欧人类学电影协会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人类学电影档案馆以用于教学、研究和提供信息。目前这个坐落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档案馆包括约90个类目，协会的成员机构可以选择不同规格的屏幕为学生或参观者服务”。
综上所述，在全球范围内，建设人类学影像档案馆，保存、研究与传播影音（视听）文献，是各国影视人类学界的基本共识之一。
1980年，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2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保护与保存活动图像的建议》，使得影音文献（即活动图像）的保护与保存工作在联合国的国际公约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该建议基于以下几项共识：
1.活动图像是各国人民文化特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且由于其教育、文化、艺术、科学和历史价值已成为一个国家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活动图像是新的表现形式，特别具有今日社会的特征，因而证明是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不断发展的部分。
3.活动图像还为记载事件的发展情况提供了基本手段，并从而在一个新领域成为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方式与文化以及宇宙进化的重要实证，而且往往是独特的实证。
4.活动图像作为世界各国人民间交流和相互了解的工具，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通过在全世界传播知识和文化，活动图像对教育和丰富每个人的生活产生广泛的贡献。
《关于保护与保存活动图像的建议》首次在国际公约框架下承认活动图像的国家文化遗产地位，以及它在20世纪至21世纪人类文明当中重要、独特的文献价值。但是，这种文献极易遭受时间损耗和不当条件破坏，使这种遗产无可挽回地日益稀少，亟需各国根据国际法规定所承担的义务，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和保存活动图像，以保证为后代保护和保存其文化遗产中特别易遭损坏的部分，就像保护和保存能丰富当代和后代生活的其他形式的文化财产一样。
为纪念《关于保护与保存活动图像的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通过将每年的10月27日定为“世界音像遗产日”的决议，以举办周年纪念日的形式，促进各国官方与民间对影音文献的重视与保护。在联合国致力保存与保护的音像遗产中，人类学影音文献因其记录世界文化多样性之核心宗旨，显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大多数人类学影片难以参与商业流通，无法通过市场手段盈利并获得存续的能力，更需要在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尽可能得以保全，对此，《关于保护与保存活动图像的建议》与“世界音像遗产日”无疑起到了呼吁和传召的作用。
中国对于图像文献有较为悠久的记录与收藏整理，在机械影像诞生之前，以手绘图画形式呈现的“图册”，如《皇清职贡图》《苗蛮图》等，早已被视为官方典籍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由于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电影制作力量弱小，且多集中于商业故事片领域，尽管有人类学者与纪录电影工作者赴湘西、西康等地摄制人类学动态影像资料，却数量稀少，不成规模与系统。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影音文献事业才有了起步与发展的空间。
1.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
1957年，中国政府委托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及相关电影机构，陆续对黎族、傣族、独龙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民族文化与社会历史影像拍摄，并将所拍摄的16部影片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时任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的齐燕铭提出：“我们要在几年内把国内在社会制度、社会生活上正在迅速变化的少数民族的历史面貌真实地记录下来，便于科学研究。少数民族不可能不变地等着我们去拍电影，他们要发展、要进步，就要迅速变化，天天在变化着，这就要我们赶紧抢救。”
这也强调了这批民族志纪录片作为国家级影音文献的基本定位。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志电影实践，在中国人类学历史上第一次为16个少数民族建立了影像档案，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基石。如学者郭净所言：“民纪片在民国与当代纪录影像（包括民族志影片和新纪录片）之间，承担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的拍摄实践，它所跨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是未曾有过的。”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干扰，原规划中涵盖中国主要少数民族的电影拍摄计划并未完成，而这16部影片也被长期封存，仅作为内部观摩的资料片有限播映，其文献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2.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影音文献贡献
在1953—1993年，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国营电影制作机构承担了中国影音文献摄制与保存的主要任务，既拍摄了《百万雄师下江南》《中国人民的胜利》等大量新闻时政类纪录片，也拍摄了《凯里的苗家》《瑶山即景》《今日鄂伦春》等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纪录片，“在涉及共和国的重大活动、历史事件等方面具有最权威的拍摄地位，创作了大量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最具文献价值的新闻纪录片，现保存约4.2万本胶片，42万分钟长度的纪录电影资料，已经成为共和国的历史影像档案馆”。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机构制作收藏的新闻片和专题片，曾是电视普及前中国民众获得国内外影像资讯的主要来源，记录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线，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与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因其在国家政治体制中承担的特殊使命，以及在市场经济导向下的经营性理念，公众并不容易从中获取影像资料。这种由传统行政体制与商业运营法则交织构成的障碍，也是中国影音文献事业裹足不前的主要困境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上以胶片或磁带进行影像摄制与存储的影音系统被颠覆，数字影像以高质量的音画品质以及便捷易用、低成本、高容量的优势，成为影音记录与保存的主要手段。一度因成本高昂难以获取的影音拍摄、制作与存储设备，近年来也广泛普及，成为许多高校、博物馆、研究机构或民间团体进行调查、科研与数据采集的得力工具，这也使得影音文献得以在更为多元的体系中建设和传播。
1.文化部主导的节日、史诗“影像志”项目
在当代中国的影音文献体系当中，由文化部主导的“中国节日影像志”与“中国史诗影像志”是目前规模较大、层次较高、具备一定学术理论与方法规范的影音文献项目。“中国节日影像志”于2010年启动，旨在通过影视技术手段记录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第一次系统地进行传统节日拍摄记录的研究项目，目前已立项拍摄100个节日，积累了超过3000小时的一手影像资源。“中国史诗影像志”在2012年底开始运作，通过拍摄各民族史诗艺人表演与生活的方式，记录史诗及其语境关系，迄今进行了40多部史诗的立项拍摄，素材累计超过500小时，不仅包含经典英雄史诗，也包括濒危或首次发现的民族史诗。
与贯彻国家意志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不同，中国节日与史诗影像志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创作主轴，而是基于节日仪式或史诗演述本身的脉络，如实呈现主要事象，特别是强调文化主体的主位观点。“要将仪式的解释放归当地语境，应以当地文化持有者和文化参与者为第一位，全方位地收集分析他们的见解、感受和诉求，而学者的解说是第二位的。学者应保证客观公正地将他们的观点传达出来，捍卫当地文化持有者的权利，同时对各种观点都应保持尊重”。
“影像志”项目为影音文献创制做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它较为宏大的体量与日益丰富的拍摄实践，还在于它制定了较为详细、科学的拍摄规范。如《中国节日影像志体例》既强调影像志“客观、真实、完整”“须以田野调查、实地拍摄为基础，完整反映节日现状，兼顾历史源流”以及“文化尊重”的原则，又提出“围绕节日的具体发生地进行拍摄”“采录场景同期声”“场景须为实拍”“注意集体与个体视角的双向记录”等具体要求。此外，还详细提供节日影像志的参考要素、影片制作技术规范与影像资料场记规范等。
该体例完整、清晰地展现出“影像志”项目的学理依据、人文关怀与技术标准，为当代中国影音文献的理论与方法建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2.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影像文献计划
作为国家级文献机构，中国国家图书馆传统上以图书典籍为主要的收藏、传播对象，而以音、视频直接记录历史的口述史、影像史，在其文献资源体系中长期处于缺位和空白状态。从2011年起，国家图书馆规划并启动“中国记忆”项目，以中国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专题，对口述史料、影像文献等资源进行采集、收集、利用和推广。迄今为止，“中国记忆”项目已建设东北抗日联军、中国家庭故事、当代著名学者口述史等20多个专题，收集了逾600小时的口述史料、影像文献和大量历史照片、手稿、非正式出版物等文献资源。
与惯常的文献收藏方法不同，“中国记忆”项目不仅收集、整理与保存文献，还主动“创造文献”，即项目成员对专题内容所涉及的地点与人物实地拍摄与采访，以获得第一手的影音文献资料。从2013年开始，“中国记忆”项目先后开展了中国年画、大漆髹饰、蚕丝织绣、我们的文字及我们的英雄五个文化遗产类专题的资源建设。“项目的特点是运用先进的影音技术，发挥图书馆文献保存与传播的优势，系统性、抢救性地进行‘以人为本’的记忆资源采集与收集。其成果将建成专题资源库体系，作为国家记忆资源在国家图书馆集中、有序、永久保存，并通过网络和实体方式发布与提供服务”。
3.其他影音文献类实践项目
中国影音文献的采集、管理与保护、传播于近年来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多种实践项目应运而生，尽管在理论自觉和方法规范方面未臻完善，但已显露出数字影像时代文献民主化、公共化的大趋势。目前已在实行的影音文献项目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博物馆等公立文献机构主持的影音文献项目
掌握较为丰富资源和渠道的国家、地方级文献机构，是影音文献项目建设的重要主体。由于定位与职能差异，各类机构在影音文献收集与利用方面各有侧重。如中国民族博物馆自2015年起开始举办“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双年展”，征集、评选、收藏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作品，这也是国家级博物馆率先在影音文献保存与保护领域的重要举措。馆长顾群认为：“少数民族的很多文化是无法仅仅依靠实物来呈现的，比如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影像却能够细致、丰富地呈现出这些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细节。所以，将影像与博物馆连接，是未来博物馆的必然选择；把民族志影像资料纳入民族博物馆的收藏展示空间，更是民族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2）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建设的影音文献项目
随着影像文本在学术研究与专业教学领域日渐显露出重要价值，国内社会科学研究院所与高校纷纷设立影像教研机构或档案库，进行影音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作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创作主体，自1980年之后，研究所下属的影视人类学研究室长期坚持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工作，制作了近百部民族志纪录片，是中国拍摄历时最久、藏品最为丰富的学术机构之一。
2015年，清华大学发起了“清影：当代中国真实影像收藏与研究计划”，尽可能多地搜集中国有影像以来的民间影像，主要包括历史影像资料、图片、民间纪录片、人类学影片及资料、家庭录像等，把所有当代有价值的真实影像包括进来，只要符合纪实标准，有收藏和研究价值，全部收录，建立数据库。
中国传媒大学成立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把崔永元团队收集到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面向传媒大学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个人免费开放。此外，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云南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均设立了级别与规模不同的影音资料库或人类学影像研究机构，逐渐将影音文献的采集、收藏与研究工作纳入科研与教学体系的主流之中。
（3）民间影音文献项目的价值与使命
近十年来，由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或企业主持的影音文献项目亦蔚为可观。它们更多侧重于某些特定的主题，以影音媒介进行历史、社会或文化内容的记录与收藏。
成立于2014年的广东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是较具规模的民间影音文献机构之一。该馆以“独立、中立、自立”为基本原则，以中国历史题材的影像资料为收藏及研究方向，深度挖掘“藏在海外的中国记忆”和“散落民间的深圳记忆”。执行馆长黄丽平认为：“以民间的角度办馆，可以更轻松地摒弃各种政治观点和政治身份，以图像本身记录历史。影像馆本身不对史料加以任何主观色彩，而研究的价值是对于研究者本身而言，我们只是尽量收集，有序整理，以填补历史资料的缺失。”
另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间影音文献项目，是纪录片导演吴文光自2010年发起的“民间记忆计划”，该项目主要由国内各省市青年人自发执行，返乡寻找承载特定年代历史记忆的老人，通过影像记录的方式，收集宏大历史无以关照的个体生命史与地方性史料。至2014年3月，该计划“总共有133人在村或回村采访，被访人来自20个省246个村子的1220个老人……简言之，是一种以民间方式建立‘民间记忆档案’的尝试”。
民间影音文献的收藏与传播，一方面是当代数字影像生产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或呼应了官方影音文献的空白或盲区，另一方面，民间影音文献项目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引导，更多依赖于项目投资方的意愿、主导者的号召力与参与者的社会责任感，尚未形成可持续的文化发展模式。
作为一种基于音、视频录制与存储、记录社会事实与文化事象的文献类型，影音文献受到多种学科的交叉影响，但最具指导价值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仍非视觉人类学莫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影音文献所承载的内容大多与人类学关注的学科领域相重合，如传统社会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生计模式与亲属制度等，甚至国内外多个影音文献项目均带有强烈的人类学背景；另一方面，视觉人类学在近百年间发展而来的学科价值观、理论范式与方法论，在影音文献的实践过程中，恰好得以普遍应用。
视觉人类学在其学科定位上，经历了从早期的科学实证主义到现当代人文主义的学术范式转移。电影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在原物体与它的再现物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在发生作用，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
因此，它能够成为人类学者观察和记录社会行为与文化事象的“客观”工具。在这一科学主义的学术视域中，由摄影机记录下来的影像内容仅仅是适用于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材料，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学术表述价值。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如果有了经过适当选择、加注、保存的影音材料，我们就能一遍又一遍地复制它们，并能对同一资料进行不辞辛劳的分析。正如精密的仪器教我们对宇宙有了更多的认识一样，更精密地记录这些珍贵的资料也能充实我们不断成熟的知识，并对我们了解人类自身有所启迪。”
这一理论范式直接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影音文献的建构与管理模式，如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制定了《拍摄民族学和民俗学纪录片的法则》，对拍摄与剪辑方法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如不采取戏剧性的角度和摄影机运动方式进行拍摄、剪辑要有代表性等。其影音文献资料库“电影百科档案”，亦“按自然科学目录编排，生物学题材是按门、属、种来编，民族学题材则按地理位置、社会类别来编”，例如：
南美洲
巴西
E75图库里那（巴西；普鲁斯河上游）——药师治病。1950年（彩色片，2分半钟）H·舒尔茨，H.Schultz（圣保罗）
20世纪70年代之后，传统的人类学理论范式遭逢挑战，人类学界开始检讨民族志的写作立场与叙事策略，进而反思人类学理论的科学价值和普遍意义。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文化的解释》中称：“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
他否认人类学的田野是社会科学的“自然实验室”，呼吁以对文化的“深描”和阐释，取代传统意义上追求普遍真理的人类学实证主义范式。视觉人类学逐渐摆脱“科学工具论”的局限，开始建立人文主义的学科立场，影音文献也因此从“科学物证”转向“文化表征”，呈现出新的学术品质与文化价值。
科学主义视域中的影音文献是一种“物化”的影像记录，它将被拍摄对象客体化与景观化，仅考虑拍摄者的“研究意图”或“科学目标”，不关注被拍摄者的表达或意志。因此，基于这一理论范式采集的影音素材，大多具有相对规范的形式（如固定镜头、中景或全景画面等）与严谨的内容，但缺乏人性的展现和内在的生命力，是一种与现实世界割裂的“影像标本”。当代视觉人类学倡导互为主体性的学术立场，不再强调研究者或拍摄者的权威地位，而是尊重被拍摄对象的文化“主权”，谋求建立一种合作的影像创作模式，甚至将“主位”表述置于“客位”阐释的价值之上。例如在《中国节日影像志体例》中，既强调“影片的内容应以文化尊重为出发点”，又提出“不建议使用解说、画外音等方式”的要求，
主张由当地节日活动参与者自主表达其节日的源流、功能与意义，反对以外部阐释取代当地人的内部观点。由此所采集的影音文献不再强调形式上的严整与客观，而是更注重文献内容信息来源的本真性，凸显其文化主体性。也正因如此，影像口述史、旅行影像、家庭录像等形态的影音文献才获得了学术合法性，由原住民或本民族成员自主完成的民族志影像作品也日益显示出重要的文献价值。
人类学界将影像媒介引入学科疆域的初衷，即是记录即将消亡的人类社会活动与文化事象，也就是对所谓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记录与保存。“在人类行为和文化进化过程中，这些正在消失的人类生活方式，以及其他一些反映人类独特组织能力的文化的消失情况非常重要，所以这些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研究价值。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已经能够利用影视手段真实地记录人类行为并把它们作为科学和人文资源保存起来。借助于科学发展的优势和致力于保存正在消失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努力，我们可以大大减少人类文化消失带来的损失”。
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各国建立的多个影音文献保存与研究机构均以此观点为理论基石，如美国哈佛大学于1957年成立电影研究中心，便是以收藏、整理和研究民族志电影作者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西南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地区拍摄的大量朱·霍安西人（Ju/'hoansi）原始游猎生活方式的影像资料，而这种生活方式在20世纪60年之后便逐渐消亡了。中国民族学与电影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摄制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同样着意于记录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生活，甚至在大量旧有习俗已经消亡的情况下，不惜以“复原搬演”的方式，用影像重建这些逝去的文化场景。
基于“拯救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的影音摄制与收藏，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文献保存理念，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特别是将被拍摄对象视为与外部世界隔离、停滞且即将消亡的群体与文化，忽视了这些文化持有者自身的社会调适能力，甚至漠视他们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愿望和努力，使其仅仅以一种“他者”景观存在于“博物馆”式的文化幻境里。当代视觉人类学反思这一传统的“蜡像馆”式的影音文献生产模式，强调要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下进行具有时代质感的影音文献记录，放弃“再现”“搬演”等文化景观矫饰行为，如实记录与呈现特定时代中被拍摄对象的社会行为特征与文化变迁历程，不再为建构某种历史叙事而刻意营造与现实生活脱节的影像情境。例如美国民族志电影作者约翰·马歇尔在摄制完成20世纪50年代朱·霍安西人传统游猎生活之后，又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跟踪拍摄这一族群所经历的从传统游猎部落到现代农作社区这一剧烈变革的社会进程，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含有767小时电影资料、23部已出版影片、29部未出版影片、一部系列片、309小时录音资料等，如今已收藏于美国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并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朱·霍安西人1950—2000年影音文献资料库。
这也昭示出：与注重静态场景和典型特征的传统影音文献理念相比，当代影音文献理论更强调记录动态的社会关系与具体情境中的文化现象，尤其重视对特定族群历时性影像文献所显示出来的嬗变过程，这无疑也受到了视觉人类学理论范式的深刻影响。
作为一种基于视听感知的文献类型，影音文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受到主流文献机构与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视，这与影音材料长期被视为文字文献附属品的价值判断相关，也和视觉人类学在人类学体系中居于边缘地位的学术境遇颇为类似。由于文字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经过数千年之磨合淬炼，已经发展为一套成熟、复杂、精确的知识传承系统，构建了表述人类文明成果的文献体系。诞生至今仅百余年的影音媒介，迄今仍在经历不断的技术进化，视听语法也远未固化，近年来陆续出现的3D影像、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等影像技术，还在不断探索人类运用影像媒介传递文化信息的潜在能力。也正因如此，对影音文献的学术评价仍处在远未确定其价值的初期阶段。
根据视觉人类学在影像民族志与文字民族志之间的对比研究，我们亦可分析影音文献与文字文献之间的差异性，并由此判断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文化传承价值。
1.文字作为信息载体具有抽象性，对文字文献的阅读理解需要经历编码—解码—再编码的过程，否则便难以获得真实的信息。如当代人对于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玛雅人的象形文字未能完全破译，便无法获得基于上述文字的文献信息。影像则相反，是一种所见即得的具象信息载体，影音信息能够形象地传递给接收者，如其亲身见闻。这种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影音文献具有更为直接的视听感受，对事件与人物可获得更接近历史原貌的认知。由于视听信息的具象性，它甚至可以突破语言文字造成的族群边界，作为一种世界性的交流媒介，在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阶层之间搭建交流和理解的桥梁。
2.文字文献诉诸人的理性思维，通过对文字的解读、分析和判断，可对一段文献材料的真实性、逻辑性得出合理的结论。而影音文献通过视、听知觉的感官能力直接作用于大脑，以感受、直觉、移情、意会等方式进行知识的传播与观念的输送。它能够唤起受众本身所拥有的文化经验，在异文化与内在经验之间建立比较、产生共鸣。这种文献传播的路径除了提供信息之外，还能够激发观看者的情感或情绪变化，使之获得更为丰富的身心体验，加深对文献内容的印象。当代“虚拟现实”影像技术在影音文献采录工作中的应用，将会进一步强化其“体验式”认知的能力。
3.文字文献是一种较为稳定、闭合的表述系统，它所记载的信息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含混不清的文字内容通常被认为是失败之作。影音文献则更为开放，因为构建影像文本的视听素材（镜头）含有丰富的信息量——同一时空中多种元素的并置，有可能被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强调其中的某些信息，而忽略另外一些信息的意义。“开放性”之于影音文献并不意味着信息混乱，而是对社会文化复杂性的一种体认。影音文献否认唯一性、权威性的阐释模式，而是更强调由解读者依据影像文本提供的信息，进行富于个性的多义解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以判断影音文献在性质与功能上均不同于文字文献，特别是在存续历史情境、呈现文明样貌、传承口头文化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作为一种非文字媒介的文献类型，影音文献用视听语言记载了人类自19世纪末至今一百余年的文明起落与社会变迁，它的出现，使得我们得以“亲睹”诸多时代巨变，毋需靠阅读文字在脑海中建构一幅虚幻的图景。从最初对边缘族群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记录，到如今无远弗届地呈现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影音文献的生命力正来自于对大千世界的不断发现与对人类文明的自我反思。视觉人类学以影像民族志为研究工具与学术文本，在其田野实践与理论建构的过程中，也为影音文献的历史源流、文化本位、学术价值以及记录方法，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在影像文化日益深刻地影响社会观念的当代，影音文献将发挥越来越深远的作用，将更多地承担起文化传承与思想传递的庄严使命，成为记录文化遗产、见证当下社会与存续知识火种的文明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