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本文的两个案例均来自我们的田野调查。珠三角与北京郊区的代耕菜农的故事应该足以表明：以城市或工业区为核心，东部地区的城市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些代耕农业圈。这些代耕农业圈的形成，是本文伊始提出的“化”学进程导致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推进，一方面抬升了中心地区的土地价格，使得城郊地区的农民具备了“洗脚上田”、坐食土地租利的机会；另一方面，城市与工厂集中的大量人口，产生了新鲜蔬菜的消费需求。两方面的原因吸引了来自更加边缘地区的农民到郊区、厂旁，以租地种菜为生，进而生成了代耕农业圈。

支配代耕农业圈运行的逻辑已经完全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逻辑，毋宁说是许多学者所指责的自由市场逻辑。这种逻辑蕴含了工业与城市资本、权力扩展的线索，将耕地、水源打上了“工业与城市发展优先”的烙印。我们虽然看不见所谓的“市场的调配之手”，却看得见当地农民因为急于将土地货币化而驱逐代耕菜农至边缘地区的过程。与此同时，工业的波动与城市的扩张效应既控制了土地的货币价值，又控制了蔬菜销售总量的需求；工厂与城市的工作、生活节奏同时又影响着代耕菜农的微观劳动过程。更为严重的是，在没有有效干预的前提下，工业与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状况，土地、水源、河流、天气等生态要素也变成了“化”学反应的对象，都市代耕农业圈中的生存状况、耕作条件、农产品质量朝向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变异。

“游耕”是当代代耕菜农群体的总体特征。传统农民与传统农业是较为固定的，而与农业社会的居住生态正好相反，代耕菜农群体则是不断流动的，即处于一种“游耕”的状态。不论代耕菜农是在珠三角分等级的土地市场中流动，还是在北京的环形城市化扩张过程中流动，主导菜农游耕及其游耕速度、频率的根本，在于工业化与房地产市场的扩张速度。并且，这种“游耕”与游牧民的流动或“刀耕火种”相比，是不可逆的，因为土地被钢筋水泥覆盖后就难以恢复农业生产的机能。

要强调的一点是，代耕农业圈中的农业生产不仅没有退化，反而呈现极其繁荣的状态。不论是珠三角LX村，还是北京市H村，仅一个村庄中的代耕菜农每天生产的蔬菜就数万斤甚至更多，供应给城市或工厂中成千上万的市民或农民工群体。这可不是“放卫星”，而是真实发生在城市郊区和工厂旁边的农业生产现象。可以明确指出的是，在东部许多城市的农业统计年鉴上，蔬菜生产的年产量是一个被低估的数字。

从微观层面上看，造成蔬菜丰产的原因是代耕菜农对自身劳动肉体以及对土地的双重“压榨”。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获得更多的收入，代耕菜农将自己锁闭在几亩土地之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投入大量的劳动能量。同时，意识到自己不久后将可能因各种原因流动到其他地方耕作，他们会尽可能地“压榨”土地的肥力，并且不注重土地的可持续性耕作，造成土地肥力耗竭的后果。但从宏观层面来说，造成菜农对自身以及对土地进行双重压榨的根源，在于工业化、城市化环境中耕作的不稳定性。此外，面对资本、权力与地方势力的支配，代耕菜农只能节节退缩。他们的社会地位极其边缘，面临完全不如以往的土地、自然生态与社会环境。其中的根源，就在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全面转换。

参考文献：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美]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黄志辉：《自我生产政体：“代耕农”及其“近阈限式耕作”》，《开放时代》2010年第12期。

黄志辉：《珠三角代耕菜农：参与世界生产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总第153期。 Aw8hmzOnQ0TBlJGv6xZbce+EAMckGlnOuDspmWE0eIXDil4NG3m8RS/FL084pR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