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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至2012年11月份期间，北京市大兴区HC镇H村与G村工业园之间的农田里，有共计293户来自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代耕菜农。在H村的293户菜农中，每户菜农平均租地4至5亩，最少不低于3亩，最多不超过8亩。北京郊区与珠三角地区的菜农群体在某些方面相比有所不同：其一，北京的代耕菜农是与当地个体农民签订的转包协议，而珠三角的菜农一般是与村民小组（他们仍称为“生产队”）签订协议；其二，由于冬天在北方种菜要搭建大棚，所以耕作成本远高于南方；其三，蔬菜种植类型有所不同，南方的蔬菜品种多样且生长期短，北方相对来说品种较少且生长期长。在这一部分对北京郊区代耕菜农的描述内容中，我们将侧重叙述他们与本地人的关系，以及该群体为何不断“游耕”的原因。
2012年12月份下旬至2013年1月上旬期间，H村的农田中有40多户代耕菜农正在拆棚、起桩、打捆稻帘
并装车，他们预备迁往南边的庞各庄镇、小张本庄等地种植蔬菜。但是，他们与本地人签订的租地契约明明要到2013年4月份才结束，为什么要提前离开？普遍的回应是：“种不下去了。在这边种租金高，没有钱赚，还受欺负。”到2013年4月份，一半以上的菜农离开该村往更为偏僻的郊区耕作。而在2008年前，该村293户菜农中有一半是来自北京市南五环内，即大兴区西红门镇，他们以前在那租地种菜；自耕地被征用后他们就往五环外更加偏僻的地方迁移。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许多菜农已经流动了三次以上。
站在代耕菜农的角度上看，他们租地之后是不愿意频繁迁徙的。因为与南方不同，北方种植大棚蔬菜的成本极高。再能干、再勤劳的菜农，也很难在第一年内就收回成本，更别说盈利了。只有搭好了大棚、盖好了居住用的简单棚屋，并熟悉了当地的土地、水源状况与市场行情，才能开始有所盈利。如果中途离开，许多初始建设投入的劳力、建大棚或建屋子用的材料就浪费了。一位代耕菜农告诉我：“建造蔬菜大棚打入地下的木桩和竹撑，在地里一两年后就会开始沤烂，如果拔起来，就没用了。”仅仅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谁也不会愿意中途离开。除非受到了驱逐力量的干扰。
2010年前，H村的每亩耕地租金还低于2000元，随后就涨到2200元。即使是这个价格也很难租到土地。据一个本地人说，他们现在将土地租给农业种植公司，价格在2600元至2800元一亩。因此，当地人试图让代耕菜农离开。但是他们签订的耕作契约一般是四年或五年的期限，大部分人要2013年或2014年才到期。于是，当地村委便在供水、供电以及菜农所建的住房上“做文章”。
与珠三角水系发达的特征不同，在北京郊区种菜所需的用水必须通过打井来实现。但当地规定：外来菜农不得私自挖井灌溉，必须向当地申请且缴纳一笔费用才能动工。在2008年之前，H村帮助代耕菜农挖一口井，其费用平摊至每户人家大概只要500元，然而这个价格不断增长，至2010年就翻了一番。而当笔者2013年1月上旬再去调查的时候，挖一口同样灌溉规模（30亩地左右）的井，费用涨至3万了。
本地人还通过提高水电价格来驱逐菜农。日常生活中，最大的用电量便是灌溉。当地村委给每户菜农发一个用电卡，每张卡成本费50元。灌溉井旁安装了刷卡机，要用水的时候刷一下就行。普通情况下，每户菜农的灌溉用电量达到每个月150度至300度不等。2009年前，用电价格是每度电0.5元；到2010年，由当地人调至0.8元；至2011年，调整到1元；2012年，电价调整至2元。并且，2012年，菜农在耕作过程中反复遭受断电的袭扰，当年无故断电在10次以上。涨价与断电的举动引起了菜农的普遍不满，他们曾经集体向HC镇政府反映过问题，但是后来当地除了将剪断的电线接上以外，并没有下调电价。反而，在2012年11月份，H村的代耕菜农均接到了来自村委的最后通牒：如果在2013年7月1日前还未搬走的话，用电价格将上调至每度电5元！笔者的访谈对象说：“涨到5块，我们一个月要交将近1000块电费！”
除了以用水、用电为要挟之外，菜农在农田中搭建的棚户也经常被指责为非法建筑。实际上，菜农自身也不愿意将临时居住的房子搭建太大，因为浪费成本。但问题是，他们在搭建的时候不会面临责罚，但建成后却被指责为“违规”，被威胁要拆除。
在这种紧张关系下，许多菜农觉得难以为继，有些人认为即使亏本也不能继续在H村继续耕作了，他们准备迁向东部、南部地区更为边缘的村庄。在HC镇南边的庞各庄镇以及东边的青云店镇，许多更为边缘的村庄欢迎代耕菜农代耕农田。例如，青云店镇的小张本庄，甚至已经在预租的耕地里装好了免费的灌溉设施。笔者的访谈对象说：“人家那边多好啊，电费只要五毛，地租又便宜，还帮我们修好了管子，只要过去种菜就行了。”
代耕菜农已经游耕到了北京新一轮环形扩张的边缘。他们当年从南四环、南五环迁移出来，主要就是因为城市化扩张以及工商业建设的缘故。今天前往六环外的原因与当年离开的原因也是一样。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覆盖的土地价格与土地使用逻辑，遵循的是工业、市场的逻辑，而不是传统农业的耕作逻辑。并非是H村的人“很坏”，而是因为工业与城市建设过程本身导致了土地市场的波动，从而影响不同人群的利益观念。在下一个十年中，如果北京市继续南扩、东扩，那么在庞各庄镇与青云店镇的代耕菜农可能仍然要重复面对以往在西红门镇或HC镇的遭遇。
代耕菜农从北京南五环西红门镇到南六环HC镇再到六环外庞各庄镇或青云店镇的游耕过程，是一个从中心往南部边缘或东部边缘不断外迁的过程，这个过程正好与北京南部、东部的环形城市化扩张有关。总之，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土地、水源甚至天气等自然生态要素，以及劳动力及其产品，是由工业化、城市化等“化”学进程所支配的；甚至外来菜农与本地农民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也是由这一看不见的“化”学进程所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