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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科学的生态研究，是在一系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全球化等与“现代化”背景有关的“化”学进程中展开的。这种“化”学变迁过程，经常被指责成“单向度”的发展模式，它牺牲了自然与人文社会中的多样性，导致耕地不断被工业蚕食、森林不断被破坏、水源不断被污染、草原的游牧体系不断在退化。于是，形形色色的人文生态研究便在此类喋喋不休的批判声中，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大多数人所扼腕的，是我们自然的“绿色”不断被工业或城市的“灰色”所替代。但是，灰色或者“灰化”之后呢？很少有人持续关注被“化”学过程之后的生态呈现出怎样的图景。在我们看来，我们的生态研究与其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批判层次上，不如进入工业区域、城市郊区，去看看所谓的灰色区域中具体情况——对现实图景的展现要比无谓的抱怨更具批判性。那些被“化”学进程覆盖或“威胁”的区域，有什么样的运转模式？其中人们的生态观与实践观有什么不同？耕地者、游牧民、养殖者等劳动群体在使用土地的实践逻辑上有没有发生巨变？这都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北京东部、南部郊区）频繁出现了一种小面积土地代耕的现象。这种代耕现象普遍分布在工业园区或城市郊区，我们称之为“代耕农业圈”。在这些区域中，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扩张，本地人“洗脚上田”、弃农经商或坐食租利，留下许多土地可供外地人耕作。同时，城市与工厂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尤其是因为叶菜的远距离运输不便且成本较高，吸引了许多外地农民在城郊或工厂旁租上三五亩的土地，以种菜为生，他们也被称之为代耕菜农（黄志辉，2010&2011）。例如，2009年至2011年期间，珠三角地区诸如此类的代耕菜农人数超过20万，以来自广西、湖南、江西、四川的农民为主；2011年至2012年间，在北京市郊区，仅大兴区的菜农就超过2万人，若加上密云、房山、通州等区的菜农，则总数不小，以来自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为主；我们未曾在长三角地区做过全面调查，初步调查显示长三角的菜农主要来自安徽、苏北以及江西等地，数量不详。
可以想象的是，这种“代耕农业圈”并不稳定。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扩展，代耕农业圈也不断外移、变动。相应的，代耕菜农也在这种变动中而不断迁移、流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称那些因工业化或房地产扩张而流动耕作的菜农群体为“游耕者”。
毫无疑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扩张进程与“代耕农业圈”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同时，工业、城市建设、农业耕作，以及相关的土地、水源、河流、天气等要素之间，也必定形成了一套互相关联的生态逻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探索这种逻辑，描述数量如此庞大且不断流动的菜农群体如何使用他们租来的土地，并揭示他们在代耕农业圈中形成了怎样的生态观念。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入代耕菜农的劳动现场来进行追问。本文分别以珠三角以及北京市大兴区村落中的代耕菜农为研究对象，展现该群体如何在流动状态中适应环境，使用土地与水源的场景，并分析其中隐含的支配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