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麻国庆

20世纪80年代以及从2005年至2015年的时光里，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习、工作。在马丁堂，我曾指导过的学生们大都知道，我的人类学教学、研究不仅关心“远方的田野”，也十分关注“身边的他者”——同学们未必要收拾行囊远足他乡才能开始人类学的基本礼仪，对身边能够激起自身思考的一切现象展开深描、反思，也是人类学获得真知的重要通道。中山大学康乐园校区附近的鹭江村、康乐村、下渡村，以及广州诸多城中村、近郊村、远郊村和各式各样的工业园，都是我指导过的很多同学曾经涉足的田野。在今天这个全球信息贯通的社会之中，田野点的“远近”之别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至于广州身处的广阔珠三角区域，很早就是现代文明中的巨型经验宝库。这里是我国现代经济的发端地之一，改革开放更是让这片土地变得全球瞩目。改革开放以来，工商业的炙热号角在这个当代中国最为富庶的三角流域响彻了四十年，一切人力、物力、金钱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符号，在这四十年中不断重组，通过各种力量的形塑，并接成一个巨大的现代社会。当工业社会学的研究者以各种问卷、量表去不断测量这个庞杂的现代文明产物时，我觉得人类学可以用深描的眼光与深度的观察，去刻画这个身边的人类学他者社会。2007年的夏天，当我的学生即本书第一作者黄志辉说他要以珠三角工厂围墙外的代耕农群体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时，我欣然同意。他所谓的“代耕农”，是在珠三角承包、租种当地社会土地的外来劳动群体，早期以种粮为生、后来以种植蔬菜瓜果为主，群体形式多样，代种粮食的可以称之为“代耕粮农”，种蔬菜的可以称之为“代耕菜农”。该群体在北京郊区、长三角区域以及其他城市郊区，都有分布。

如果说二十年前在珠三角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流行的研究主题是农民工研究，那黄志辉所从事的就是“农民农”研究，这中间意味着一个关键的视角转换。早期的农民工研究者们，主要依据工业社会学或相关劳动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去分析那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群体。黄志辉在本科及研究生一年级时，专业方向是社会学，他跟随一众农民工研究者们，阅读了布雷弗曼、威利斯、布洛维、裴宜理等人写作的大量的工业民族志，并参与了许多农民工调查项目。因此，他对“世界工厂”中的劳动过程非常熟稔。当他从社会学转到人类学后，听闻在珠三角工厂围墙之外，还有大量名为“代耕农”的劳动者；关键的是这些劳动者与工厂之内的劳动过程密切相关却又截然不同，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从对车间、流水线的关注，转回至农田棚户之中。这种转向，意味着这位作者不再单单以传统小农的视角去研究代耕农群体了，而是以具有联系性与整体性的多维研究眼光，去体察这群同样位于世界工厂中的特殊劳动者。

在我看来，代耕农显然是当代中国农工合奏的产物，但这个合奏曲时有和谐、时有破音，并且，代耕农群体所处的时代情境也极为复杂，同时使用农业时代、机器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的多维视角是必要的。在传统农业社会，也有对类似群体的诸多研究。例如费孝通先生在他那个时代观察农业社区时，就经常发现外来流民代耕他人土地为生的现象，费先生非常关心这种村庄“寄籍”或“附籍”群体，并将农业土地权与乡村入住资格关联，从而形成一种纵式分层社会的观察视野。再如瞿同祖先生直接在他的中国封建社会研究中，将封建时代的代耕关系视作总体性的封建生产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总体的支配格局观。但是，我们当下关注的代耕农群体，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工业资本、管理权力、分工格局是多种“新势力”；代耕农不仅要面对地方社会与地方权力，还要在新型工业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他们呈现出的历史形象与劳动地位，自然不同以往。有的时候，他们与这个时代，与他们身边的社会相契合，有的时候他们又被支配、被驱逐，但任何一个情境都值得展开多维深究的经验观察。

2011年，我和黄志辉共同撰写过一篇有关当代代耕农的历史过程与生存情境的论文。同年，黄志辉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该论文详细展示了珠三角两种代耕农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支配格局，细致描述了珠三角代耕农的生产与生活。2013年，黄志辉的新书《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在我编的一套丛书中出版。但是，他的代耕农研究并没有就此中断。

2013年之后的几年，黄志辉延展了研究空间，继续在北京郊区、长三角等地展开研究。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仍然是以代耕农为研究对象，他在此基础上陆续撰写了研究报告，并发表了一些论文。此外他的很多同学、师弟乃至他的学生，也在不断开展代耕农研究。我指导的另一位博士生温士贤同学，同样围绕代耕农议题，2013年后继续在广东地区展开博士论文研究。温士贤研究的代耕农群体，居住于地处珠三角边缘的阳江市，是来自云南省的苗族，极为特殊，具有典型性意义。2014年，中山大学的麻博洋同学与我另一位博士生苏世天，再度奔赴黄志辉曾经的田野点之一，展开了追踪调查与学术对话，并发表了相关成果。2016年以来，中央民族大学的李旭东同学，在他导师黄志辉的指导下，一直关注北京南郊的代耕农群体。李旭东同学投稿的代耕农研究论文，获得了学术刊物《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奖”一等奖（这是该刊给青年学生的一个重要鼓励），他的毕业论文也获得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优秀毕业论文奖励。黄志辉研究生时期的同学，现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的黄晓星，也是代耕农深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他在2009年至2010年间，系统研究过广州市白云区的菜农群体。总之，本书虽是一本合著，但方法视角、研究理念和研究对象是统一的，均是基于对工业社会中代耕农群体的深度观察而展开的民族志研究。我阅读过本书中的各篇论文，现概括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分享给读者。

本书中《工业化与城市环形扩张过程中的生态与游耕：珠三角与北京郊区的代耕菜农》一文，将中国东部大都市郊区的“代耕农业圈”现象，视作一种现代性的工业生态，指出其中的代耕菜农是游耕于现代工业生态情境中的劳动群体。在都市外的“代耕农业圈”中，劳动力、土地、水源、河流、天气等生态要素，都受到了来自非自然因素的支配。文中来自珠三角与北京大兴郊区的案例均表明，生存于工业化或城市化进程中的代耕菜农，他们所从事的耕作已经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耕作，而是受现代化进程所支配的、不可逆的耕作；他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是配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农业生产，是一种耗竭地力的“反常”式生产方式。这种具有现代工业社会的田野调查视角，与以往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是有所不同的。

《珠三角与京郊的自我生产政体：被忽视的自雇式代耕农》一文，直面了现代工业社会学劳工过程理论的局限。作者认为由于劳资关系的框架所限，诸如“工厂政体”“关系霸权”等概念，在分析中国工人群体的复杂性时显得捉襟见肘。作者将那些没有劳资关系的工人及其生产方式称作“自我生产政体”——一种以往研究所忽略的自雇式劳动形态。通过对珠三角、北京郊区的代耕菜农的观察并基于田野材料，该文不仅揭示了“自我生产政体”的基本形态及其运作机制，而且指出了该生产方式与“工厂政体”甚至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的关系。

《双重边缘性与个体化策略：关于代耕农的生存故事》一文，分析了一群在广州边缘租种土地为生的代耕菜农，指出在制度与市场双重挤迫下，他们在应对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边缘性时所采取的以个体化为主的生存策略。双重边缘性源于市场和制度的形塑，而这构成了约束代耕农行为的核心结构性特征。该文强调了代耕菜农们的主动实践能力，再假以外部的关怀，他们完全可以能动地争取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作者认为这或许是改善代耕农生存状况的一条途径。

《反思弱者武器的效度：以珠三角代耕农为例》一文，则是基于代耕农的经验材料，与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展开的理论对话。此文认为斯科特的弱者理论在面对转型中国的底层群体时，其解释力非常贫困。这是因为：第一，过去三十年中底层大众面临的支配体系发生了急剧变迁，弱者所面临的社会情境及其成员资格随之变化，弱者的武器没有施展的空间；第二，当下存在许多身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自雇式劳动者，虽然服务于资本却与资本没有直接关系，反被其隐性控制，弱者的武器没有施展的对象。立足于这两点判断，甚至可以全面反思西方社会学底层研究理论的不足。

《流动社会中的“过渡日常”——一个基于京郊代耕菜农研究的经验分析框架》一文，从“过渡”的日常经验分析视角来研究代耕菜农群体。此文中所说的“过渡日常”，是指处在现代流动社会中的劳动者因各种原因从家乡来到异地谋生，但其得不到在异地扎根的成员资格，在这种困境下，劳动者表现出一种临时性和过渡性的生产与生活状态。从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两个面向以及“过渡经济”心态来理解劳动者在具体过渡时空中的实践行动、情感体验与意义表达，结合“总”（总体性生活生产）与“分”（细节性行动）两种视野来理解劳动者的“过日子”，有助于理解当今转型社会中的底层劳动者议题。

《机会成本的变更与代耕农生存境况的转换》一文是一个追踪研究，希望从经济学学科角度出发，改换一点以往人类学、社会学式的研究思路。以往对该群体的研究侧重于从代耕农自身来展现其历史过程与社会处境，此文立足于“机会成本”与“外部效应”等经济学概念，试图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来展现代耕农生存的被动境况，揭示代耕农身处当地人、基层政府以及工厂主的理性选择视野之外；并指出一些行动主体的行动取向过度唯利是图，没有道德的维度。总之，机会成本发生改变的同时，代耕农也从“嵌入”走向了“脱嵌”，其社会经济层面的生存境况也从外部正效应走向了外部负效应。

《落地生根：阳江苗族代耕农的土地交易与家园重建》一文十分关注“成员资格”概念的方法论意义。文章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省平原地区的田地富余而又缺少劳动力的村落，通过招徕外部劳动力来缓解生产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云南山区的苗族人迁移到阳江农村代耕。他们取得异乡土地的耕作权，并通过购置土地和旧宅的形式实现定居。此文认为在城镇化进程和当前土地政策的合力作用下，村落社会的定居权已成为可交易的商品，进而为外来群体在异乡定居提供了机会。来自异乡的苗族代耕农并非生存压力下的被动行动者，他们在定居的过程中重新建构着自身的社会网络和生存空间。

《北京市大兴区代耕菜农问卷调查描述报告》是本书第一作者最新项目研究的问卷调查成果。报告指出，北京郊区的代耕菜农群体诚然是生活在京郊劳动力市场中的“底层劳动力群体”，他们在近三十年中，一直伴随着都市化的过程往更远的郊区“游耕”。在这个过程中，代耕菜农群体为北京都市化与经济建设提供了规模巨大的物质基础。根据调研数据，代耕菜农每年给北京市民及流动人口提供数十亿斤的新鲜蔬菜，为北京民生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该群体的生存条件、劳动境况十分糟糕，劳动强度极大，而且一直处于社会边缘，关键是处于被动生存的境地，耕作权益和劳动身份的归属性没有实在的保障。基于作者的数据，甚至可以假设，如果北京郊区失去了这一劳动力群体，蔬菜市场的价格体系完全会出现巨大浮动，北京市民将完全依赖交通运输体系以及北京以外的蔬菜供应市场来维系自身的运转，这将部分使得首都的民生体系处于部分的不确定性之中。由于相关部门对该群体的相对忽视，遑论对应的管理体系，使得该群体的价值与问题一直得不到相关重视。马克思在研究法国农业社会时，将小农视作一袋没有联系的“马铃薯”。京郊的代耕农之间存在具体又抽象的联系，但又完全缺乏基本的整合力量，无论内、外，他们都缺失联结的动力，整个社群内外，一盘散沙。

《代耕菜农群体的生产与生活：北京市大兴区朱村田野调查报告》则是作者在北京郊区的田野调查成果。该田野调查报告以大兴区东端长子营镇朱村的代耕菜农为例，以民族志的方式全方位描述了该劳动群体的劳动境况、生产安排、人际交往与市场交易的细节。长子营镇出现代耕菜农的历史不长，时间上不超过十年，但是这里的菜农很多都是从大兴区、丰台区转移游耕过来的，有些人在北京的代耕史长达近三十年。对他们展开深度的田野调查，更有利于浮现整个北京南部郊区代耕菜农的耕作历程。为了浮现生产过程的细节，报告对劳动现场、土地安排、市场贸易的场景均做了深描，以利于读者对该群体展开更深刻的理解。

综上，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更是对以往“代耕农”研究的重要补充。本书中的几位主要作者，未来还将出版更为精细的代耕农研究成果。我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将“代耕农”塑造成一个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的经典案例和经验类型，并成为关照我国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有利镜鉴。本书中的诸多成果，得到了《开放时代》《探索与争鸣》等优秀刊物及九州出版社的肯定，这是学界对青年研究者的栽培。我一直认为，学术成果的凝练，不仅依靠学术团队内部成员的勤劳，更需要总体学术共同体各部分的自觉、勤奋与合作，只有这样方能实现真正的人文社科知识的不断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