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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觉得鹅岭像一个唤不醒的孩子，只顾专心致志地酣睡在自己的古典梦中。也一直觉得鹅岭应是一个杜鹃出没的地方，鸟的鸣叫会比他处多几分意味。我产生这些想法皆因一个男人，我抬起头时，总能瞧见他望着一池猛涨的秋水发呆。
其实阻碍人到中年的他返回故乡的未必是巴山无尽的秋雨，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比如说一个男人的志向或野心。可惜他却不明白自己的处境——身处曾经轰轰烈烈大唐的末世，纵有千般才干，却也只能在荒郊野岭中叹几句无用之诗而已。
那是乱世，也就是不让男人干事的时代。但也幸亏如此，幸亏那个时代蹉跎了这个男人的仕途，才给我们留下《夜雨寄北》这么一首千古的好诗，这么一位千古的好诗人，也为鹅岭这片山水播下诗歌的种子。君问归期未有期——对于岁月，这个叫李商隐的男人似乎永不退席，永远未有归期：谁见着他曾起身离开浮图关下的客栈，骑匹瘦马，穿过崖岩边飞溅而下的阴水，向着他心中的目标迤逦而去？
那么，我们不妨等候吧，等候一身幞头袍衫的他随时款款而出，表情不再凝重忧郁，像所有归家的游子，坐在我们对面，轻松地欢声笑语，举起时光之剪，与我们共剪一截又一截的西窗烛。
这样的等候对于鹅岭似乎自然而然。清道光年间，重庆人便在诗人借宿的浮图关建起夜雨寺、秋池等庙宇亭阁，以此来向这首诗歌致敬。那时便有不少的文人骚客大老远跑来此地，试图像李氏一样在缠绵的雨声中寻找到点灵感。于是夜卧浮图听夜雨，渐成时尚。浮图夜雨也成为古渝州人必须打卡的十二美景之一。
关于李商隐写下《夜雨寄北》的地方，历来有诸多争议。但我坚定地认为它应该就在今天的鹅岭、浮图关一带。那一带真是令人遐想、赐人灵性之地，平白无故，一座山脊横空而出，卧龙般伏在两江之间，分割二水，让扬子自浊，嘉陵自清。而它偏偏要撇开水的纠缠，突兀地凌空高蹈，更以三面的悬崖峭壁推开尘世的纷扰，单留一条盘桓于山脊间的小道向幽深处延伸。那是山一程，水一程的路。埋伏着虎狼与匪盗的路。
走完山重水复的英雄们，才可抵达外面的世界。
可能也因其坐于两水之中，鹅岭便有了巨大的蓄水功能，终日的江水蒸腾，让它云遮雾绕，难见真颜。湿漉漉的岩崖上青苔繁荣、野菊丰茂。黄葛树下根须虬曲、四处蔓延；黄葛树上却老树新芽，换了人间。湿漉漉的鹅岭的Logo，恐怕就是庞然大物般的黄葛树了。这强大的绿色军团，擅长呼风唤雨，所以鹅岭多雨，多夜雨，哪是别处可以比的？若论巴山夜雨处，除却鹅岭，谁还会更典型？
可以说，这是一座被各种款式的夜雨浸泡过的山峦；也是被各种诗词歌赋营养着的山峦。无论高耸的峭壁，还是岌岌崖边，甚至每一条石缝间似乎都弥漫着一股子诗赋的氤氲。
谈及文人骚客咏鹅岭，我反而喜欢不在文人圈混的蔡锷将军的几首诗。想起早些年与朋友攀爬于鹅岭峭壁间，清秀的嘉陵水在不远处作响，弄出的风像来自亲人的耳语，缓缓萦绕于面，沁人心脾。不经意便见着石壁间的字，被绿苔乱藤模糊。读来无法连句，却仍觉有意象在心中浮现。后查寻资料才知，竟是蔡锷的《咏猿公石》。
民国初年，护国讨袁（世凯）的名将蔡锷受鹅岭前身——礼园主人李耀庭相邀，来此避乱，待了不少时日。见过大山大水万千气象的蔡将军，显然被这藏于渝州深处山岭的奇异风貌所吸引，朝夕流连，满心喜悦。这里的一岩一石都能唤醒将军的诗赋灵感。他见一怪石酷似猿人，便咏曰：“猿公穷坐万松巅，日日江头数过船。赤县飞腾经一瞬，青萍化去忽千年。昔闻巴峡连巫峡，凄绝崖边与路边。坐忘天均冥失语，碧秋瑶月几回圆。”将军的这首诗无疑是借写景状物来浇自家胸中的块垒，其英豪之气溢于言外。打动我的却是它对百多年前鹅岭景物风貌的忠实记录。一读到“凄绝崖边与路边”，巴渝那时的荒凉山水便扑入眼帘。
其实蔡锷还有一首咏鹅岭的诗更响遏行云。诗中有“四野飞雪千峰会，一林落月万松高”之句，读来回肠荡气，铿锵昂扬。它在展现鹅岭怎样的意境呢？它写出了鹅岭万松之国的气势，明月故乡的多情。可以想象当月亮冲破云雾的羁绊，升上鹅岭的高空，像气宇轩昂的帝王君临天下时，多松的鹅岭便会像在黑夜中行驶的巨轮，挟裹着如惊涛击岸般的松啸声，浩浩荡荡地直抵朝天门，然后随东去的大江，奔赴远方。那该是如何的大气象。
看过许多蔡锷将军的照片，内心疑惑：照片与照片之间，仿佛承载的不是一个人呀。戴帽时威武逼人，单眼皮、细长眼，配粗短浓眉与两片上扬的胡须，像天光下晃动着的大刀，让人生怯。而他的脱帽像，眼神温暖，无胡须的嘴部地带像少年般干净清纯，完全是翩翩文公子。
蔡锷对鹅岭而言，只是过客。但已让鹅岭处处记得他的如何来又如何去。现在鹅岭石屋壁刻的中国地图与世界地图也依然记得将军深邃又思虑的目光。这两张图不知充实过他多少时日。
百年不短，足供许多风云人物在鹅岭来来往往；百年也不长，许多传奇恍如昨日。鹅岭厚道，不愿忘。
从某种意义上讲，鹅岭本身就是一首诗，小情小调又诡异独特，有点淡愁、婉约又暗蕴激情狂野，上阕是柳三变的雨霖铃，下阕却是东坡的念奴娇。比如说，你以为它的园子像秀丽温柔的苏州园林，却会突然来一段山水参差、惊心摄魂的表达。依山而建的多层面多角度的立体性，使它的站姿带着惴惴不安的仓皇之美；它保留了那么多的崖边曲岸，似乎又是在为放飞野性的眺望做准备。由此看来，当初礼园即鹅岭的策划人、设计者相当聪明。百年前中国富人的审美情趣比起今朝的土豪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深深敬佩。
我对鹅岭的第一次印象并非来自真实，而是照片：我少女时代的姨妈与一样穿着白旗袍的女同学们站在题有“鹅岭”两字的石碑前，排排照。显然，有明晃晃的太阳。女学生们都微微眯着眼，只把嘴角月牙般地扯得老高，笑得很卡通。那是一群干净的旗袍，干净的青春，尽显民国女子的清纯与洋派。以至于我如今仍觉得鹅岭就适合女人穿着旗袍娉娉袅袅行走在园中之园，崖外之崖。也因此我对抗战时宋美龄来渝便选中鹅岭为栖息地，而且一直喜欢鹅岭胜过南山不足为奇。那恰恰是她的盛年，不肥也不瘦，穿旗袍的好时光。能想象她穿着花旗袍走过绳桥、榕湖那一带时的情形么？国破山河在的四月天，黄葛树更替，新枝旧叶都会像炸弹似的飞向她。美人走起路来未必安生。
曾经的鹅岭的确像一首古诗在坚守自己的避世原则，不管是哪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在它身体上如何地索取，仍葆有宁静致远的气质，踩着文艺范儿的节奏，慢吞吞地走自己的路，拒绝被同化、主流化。
但近些年我发现，重庆的文人愈来愈不待见鹅岭了，写鹅岭的诗文也寥若晨星。难道是他们已把和蔼可亲的鹅岭视作了老妻，而以满腔激情去亲爱更幽远的别处？或者是文人们已薄情寡义，忘了鹅岭的好，忘了曾经无穷无尽地消费过鹅岭？
他们当然记得。尤其会记得早些年他们想行暧昧激情之事时，鹅岭是多么宽容、方便的广阔天地、“青山旅馆”。推而广之到整个重庆市民那里去，细数数，几乎每个人的青春都与这个前世为礼园、今生叫鹅岭的地方擦出过火花：我们曾在这里春游童年，约会青年，赏菊中年，歌舞晚年，一寸光阴一寸金，那金子便是鹅岭记忆。
但为什么现在的鹅岭让重庆文人集体失声？
我最近一次到鹅岭是去年初春，陪几个外地客。客人们看过我的小说《男根山》里对鹅岭的倾情描写，认为那是重庆不可多得的神秘之地，均欣欣然前往。结果，眼前的鹅岭却让他们失望，我羞愧难当，那种感觉如同自己以凋零的面容示人。
鹅岭是因岁月流逝而韶华殆尽？怎么可能呢？鹅岭的魅力本来就是靠时光叮叮咚咚雕刻而成的啊。根本在于，它不能被阉割与整容，这是鹅岭的尊严。身处一个被篡改的鹅岭，我只能别过头去，不去看那些古与今滑稽的嫁接，不去看那些叫水泥和马赛克的家伙们如何理直气壮地进入一个艺术的身体而毫无犯罪感。那一瞬，我对我们一些拥有奇怪审美情趣的管理者有了愤愤之火。说到这，不得不凭吊那座向诗歌致敬的夜雨寺了。清道光年间修建的该庙，一路走来天知道是怎么个不容易——天灾人祸，改朝换代的攻城夺池，日本人的大轰炸……能走到二十一世纪已是奇迹，一步脚印一寸金，真该以捧在手中怕化了来宝贝它、珍惜它。可就在二〇〇九年，竟灰飞烟灭。据说当推土机挺进夜雨寺、将其夷为平地的时候，一位与寺庙相邻而居的老人泣不成声，那一天鹅岭下的雨冷得人直哆嗦。
对夜雨寺的消失，大多数重庆人并不知晓，也不关注，包括应有的愤怒，更别说会有人为此反思与忏悔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文人骚客也不过在慷慨激昂地来几句国骂之后便选择遗忘。大家实在太忙碌，一座寺庙的存亡毕竟无关饮食男女、人生沉浮。
有时候，幻想着自己能有一种魔法把鹅岭深藏起来，藏在诗歌里，让它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如果够不着古诗古韵，藏进一首朦胧的现代诗也好，譬如张枣的《杜鹃鸟》。
不知为何，鹅岭总让我想起已故诗人张枣的《杜鹃鸟》。我无法证实这首诗是否与鹅岭有关，我的联想皆来自他诗的前面题有李商隐《锦瑟》中的一句“望帝春心托杜鹃”，以及他这样来铺排他的诗句：“岩崖旁她张开企望的翅膀/一个夕照的酒杯/一个柔软的倾向/绿洲化的水波/已经拥有水泥码头与船只/杜鹃的声音不来/她竟微笑着不去/呵，语言使人忧郁……”
不是么？情景或情绪的联想有时美得很诡谲……
每每夏夜，重庆高温至摄氏四十度的时候，站在鹅岭峰巅的险峻处，有种不可名状的大快活。往往向着黑漆漆的嘉陵江，鸟打开翼翅般地打开自己，打开自己决绝的冲动。刹那间，借山巅的风，腾空而起，便可在山与水之间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