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座山

一

一直在想六十多年前的那场离别——当歌乐山在傅抱石眼里渐行渐远，他会有着怎样的心绪？

自然不得而知。

那是巴渝的十月天，暑热已是强弩之末。但偶尔也会像聒噪的老鸹一般在金刚坡的悬崖上盘旋。被夏天日头舔过的南竹与云豆杉，头端还有些焦枯，一派绛黄，倒像明代文人画里常用的暗淡色泽，装点着一个破碎河山的世外气息。只是初秋的歌乐山难以捉摸。一场冷雨下来，顷刻便有入冬的寒凉，草木瑟瑟，全家院子里那棵百年古银杏的叶儿会迅速褪去碧翠，开始向着金黄艰难跋涉。而雾，借势而来，像被洗涤过的黑森林，向深灰色渐变，然后，毫不犹豫地再蚕食一些山峦与沟壑；更像出窍的魂魄，去意彷徨，充满一种世俗的忧伤。有那么一瞬，歌乐山在世间有了短暂的消失，至少，被撕作了许多奇怪的碎片：雾的暴力强大无比——那么轻薄无形的东西，竟可不费吹灰之力抹杀了一座山。

此般景象会再次令傅抱石惊叹、不解？

会的。

我相信一九四六年他正是带着这样的满腹疑惑、顺江而下走向南京的。以后，在他远离重庆的岁月，他一直都像个用功的学子在试图解答这些疑惑。

八九年后，已是全国闻名大画家的他，完成了著名的作品《歌乐山之雾》。画，立轴，由着山势升腾，巴渝古风盎然。山下，墨色松柏如冠，笼罩蓝衣歇脚人、挑担人与路边的茶馆酒肆；山腰，裸岩百尺千仞，岌岌可危。天梯如虹，向着不可能的高度蜿蜒。偏偏有抬滑竿者与坐滑竿者赫然存在，像一群登天的仙人；山顶，并非仙境，仍是巴国的寻常天地：薄田、疏木、青瓦房。而关于雾，画家不着一墨，它却像幽灵一般萦绕于松柏间，徘徊于天梯上，与山涧的湍流共飞溅。它无形却磅礴，轻盈又尖锐。它是天地间最真实的谎言。

显然，傅抱石一直都在被这种谎言所诱惑。他想以歌乐山之雾作为媒介来达到对巴渝山水的破译，对重庆的破译。可惜，被称为雾都的重庆天生就喜欢作弄人：答案是有，但神乎其神。远观可以，一触及，便就像一条狡猾的鳗鱼，“嗞”地溜走。所以，傅抱石也只能站在他的《歌乐山之雾》面前，怀想一个湿漉漉的世界，一种巴渝决绝的温柔。

这样的怀想似乎绵绵无尽期，以至于他在一九五三年与一九五四年间不断画出《金刚坡山麓》《全家院子》等一系列与歌乐山有关的作品，可见斯人对巴渝的岁月有着致命的惦念。也许，他一直都在想：告别的手怎么放得下来呢？

二

二〇一二年岁末，我攀三百梯、下金刚坡，回旋于高店子街与小天池，奔走于歌乐山的阴阳，只为寻得傅抱石在这里曾有的寓所。问了数不清的路人，皆不知。最要命的是，偌大个歌乐山竟无人清楚傅抱石为何许人也。在金刚坡下一座栽有两棵银杏树的岗亭边，我问一位二十出头的警察同样的问题，他瞪着一双青春无敌的眼睛领导般地正告我：大画家怎会住在这荒郊野岭？大画家会住在大别墅里。

我戚戚焉。细数数，从一九四六年到如今，才半个世纪过去，一些经历那个岁月的人还健在。但已有一把无形的刀，把我们与这个城市的过去分割。我们患上了集体的健忘症，该死的健忘症。

傅抱石是谁？郭沫若曾说：中国绘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傅抱石。其实，傅抱石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不仅是他可与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等一干人齐名，更在于他是中国画的拯救者——“新山水画”的代表。曾经，几千年毫无创意的因袭，让中国画渐成一潭死水。在一些死守勾皴点染程式的画家手中，中国画不再是艺术，而是规矩与帮派，成为一种江湖；不再是爱情，而是权贵们的风雅。

而傅抱石便在这暮气沉闷的画坛上当了一回偷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用微弱的光去拯救了画坛。当然，他的举动不会是小心翼翼、轻脚轻手的。这位南昌城边修伞匠的儿子，其草根身世注定他会豪放地去解决人生的许多问题，包括艺术这桩事儿，尤其是他痛饮了高度酒之后。

能想象他被酒精燃烧后的情形吗？

那时候的他已不是在作画，而是以少年的痴狂在与纸、笔、砚、墨，缠绵、舞蹈、决斗。他是情人，更是勇士，在锐不可当的冲锋中，他把中国画传统呆滞的勾、皴、擦、点染抛弃，一气呵成创造了散锋乱笔的著名“抱石皴”。这是一场大无畏的革命——突破了中国传统美术体系中对“线”无条件的千古膜拜与愚忠，突破了千篇一律线描程式带来的老朽气息。它打开了一扇窗，让中国画在另一股清新之风中逃生。甚至，重作青春。

三

倘若告诉你，让傅抱石占尽天时地利，使其画风变得“磅礴大气、酣畅淋漓、空灵多姿”，开创他“抱石皴”之路的福地，并非他处，就是重庆的歌乐山，你会很吃惊吧？会陡然回身去庄重地再端详一番那座一直被你忽略的渝西第一峰吗？无疑，歌乐山也算名声在外。但那种名声总与血雨腥风联系在一起。有位诗人写道：“歌乐山的云很凉”，凉飕飕云下的歌乐山似乎总在上演一场又一场的人间悲剧。

这种印象对歌乐山是多么深的伤害。这座山虽不敌天下幽的青城、天下秀的峨眉，但自有自己的个性魅力。歌乐之名，据传是上古的大禹在此宴请诸侯、享以歌舞而得来。它是娱乐之地，欢喜之地，充满着世俗的明媚与感恩。如果说有些山属于雄性，属于激荡、振奋、豪气冲天，要去担负大任，而有些山注定有着这般的宿命——阴性，充满文艺范儿，神秘而深邃；有些山总是穿梭着来去匆匆的政客，有些山不过是徘徊一些诗人与少女。由此看来，抗战时，歌乐山上驻扎了郭沫若、冰心、臧克家、傅抱石等大批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也绝非偶然，因为歌乐山很凉的风或许不太适合硬心肠的政客久待，倒适合文人骚客亘古的多愁善感。

傅抱石享年六十二岁，其中有整整七年的时光是在歌乐山的金刚坡下度过。七年超过了他生命十分之一的长度，更凸显他生命才华横溢、灿烂辉煌的高度——从一九三九年三十六岁入渝到一九四六年四十三岁返回南京，一个男人荷尔蒙旺盛期所应有的激情，一个艺术家该有的爆发力，歌乐山都赋予斯人。傅抱石的创造力不可遏止，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犹如飞流直下三千尺，一切都在喷薄而出：《万竿烟雨》《长干行》《丽人行》《屈原》《琵琶行》《山鬼》《九歌系列》《兰亭修禊图》等大批代表作源源不断地问世；在重庆、成都举办了像“壬午重庆个展”这样影响中国国画史的大型画展。这，就是被中国美术史家们津津乐道的傅抱石“金刚坡时期”。它的闪亮与荣光，不仅属于傅氏个人，不仅是对彼时灾难深重的国家有着莫大的安慰，更对整个中国画的发展有着山高水长的建设意义——

只是当年傅抱石的艰辛我们常人又怎能体会？傅氏不过文弱书生一个——敌寇逼近，山河破碎，他要扶老携幼地逃难，还要维护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体面，其强大的意志不得不令人惊叹。好不容易辗转千里来到重庆，却又迫于敌机轰炸的威胁，拖家带口转移到乡村，租歌乐山金刚坡下的一户农民茅屋为居。

旧时代川渝的农舍可想而知：竹篱笆抹上黄泥筑就的土屋已年久失修，冬来风袭，夏来闷热，无窗，室内潮湿、阴气逼人。人在这黑咕隆咚的空间里，唯靠房顶几片亮瓦渗进的光线来摸索前行。居此陋室，能苟且偷生也就罢了，还企望在艺术上有所建树，这不是近乎天方夜谭？而傅抱石却不管不顾——在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工作之余，在中央大学教书之余，他不但要自己日日发奋于丹青，还要突破前人的桎梏，绘自由之山水，他是要把自己逼成超人啊？

其实不，他只是一个在丹青世界里彻底沦陷的儒生。

傅氏曾在自己的一幅画作上题道：“余以艰苦之身，避地东川。岳母李太夫人俱来。战时一切，均极激荡，而我辈仍不废笔墨丹青，所居仅足蔽风雨，所衣皆丁丑前之遗，真如大痴家无担石之储也……”

每读此寥寥数言，我都端然而坐，穿越暖气充足、蜡梅飘香的二十一世纪的居所，去遥想当年金刚坡下那对画家夫妇的境遇。仿佛，就见着那个被我们称作大师的男人在寒冷无比的黑房子里如何搓着手跺着脚，以此取暖。他实在不适应巴渝山地刺骨钻心的阴冷冬季。但他仍把全家用作吃饭的小木桌一次次举向门口，就着唯一的光亮与数九的寒风痴痴作画。

我还见着了大师的妻子，那位叫罗时慧的女人。她出身于南昌城的大户人家，眉眼间似乎有着无尽的娇弱与愁绪。事实上，她却何等果敢与强悍，具有何等的现代意识。即使在乡野荒村，这位傅抱石曾经的学生仍是把自己收拾得优雅、漂亮，站在院坝里举手投足一点也没丢弃女艺术家的范儿。深冬里，棉旗袍丝毫不妨碍她矫健地行走在狭窄蜿蜒的冬水田坎上。只需稍稍拂一拂旗袍，她井里打水、生柴灶、煮甑子饭、照顾一群孩子也都样样利索，把异乡困苦的日子过得云淡风轻。她还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丈夫画画前，她在旁抻纸磨墨，自谑“磨墨妇”；丈夫画毕，她指指点点，做一个诚实的评论家。她就这样高调做妻子，低调做人，安静、聪慧，深海扬波。

不知为什么，我好艳羡这对在凄风苦雨中相依为命的夫妇。无论外界怎样，他们的爱、生育、创造，样样都不放弃、都没耽搁。他们那样幸福，尤其是他们相视一笑的时候。因为那一瞬他们都深知对方的幸福所在，并能彼此分享。罗时慧这样来形容傅抱石作画时的状态：“他习惯于将纸摊开，用手摩挲纸面，摸着，抽着烟，眼睛看着画纸，好像纸面上有什么东西被他发现出来似的……忽然把大半截烟头丢去，拿起笔来往砚台里浓浓地蘸着笔往纸上扫刷。”

不仅如此，傅抱石对老天爷安排他与歌乐山水相逢，简直是欣喜若狂。他引古人石涛诗自比：“年来我得傍山居，消受涛声与竹渠。”他把寒舍称为“金刚坡下抱石斋”。以浪漫之笔描写自己的居所，“左倚金刚坡，泉水自山隙奔放，当门和右边，全是修竹围着，背后稀稀的数株老松，杂以枯干”。他还美滋滋地说：“确是好景说不尽，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随处都是画人的粉本，烟笼雾锁，苍茫雄奇……”

于是，在金刚坡山麓，许多农民总见到被他们称为先生的那个人，时而在森森苍松下呆坐，时而在山泉池塘边连流。他们会嘀咕，这个长衫布鞋、干干净净的先生得病了么？怎么像一个年轻崽儿谈恋爱似的，有点疯疯痴痴……傅抱石自得其乐。他着长衫子的瘦弱身影如薄透的宣纸，由着风势，在寂寞山野里站立、坐下、仆倒，甚或就如春笋似的一头扎进泥土深处，形象地注解着辛弃疾的那句诗：“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在他眼中，歌乐山慷慨又诚挚，亦师亦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他，得到的竟是一座山。

是的，歌乐山改变了他——如果说进山时他还只是国内优秀的画家；出山时，他将成为大师。

而歌乐山仿佛也一直在等待他的到来，等待一次狭路相逢与惺惺相惜。等待一个艺术黄金时代的横空出世——

傅抱石“金刚坡时期”最好的三件作品为《潇潇暮雨》《万竿烟雨》《大涤草堂图》，从中皆可看出歌乐奇异山势与诡谲多变的万千气象对画家的影响。比如，他会从屋后的几棵苍松，悟出散锋用笔的画法。从金刚坡一带乃至巴渝山形特有的肌理产生对国画传统皴法的质疑——

传统皴法主要来源于对北方裸露山岩的表现。而歌乐山这样的川蜀山势，松阴蕨被、绿意森然，又总被云雾缭绕，属于“没骨山水”，更神秘与虚幻，哪里是国画传统的“斧劈皴”、“披麻皴”能去表达的？傅抱石便像一个好奇心极浓的孩子，干了所有儿童都会干的事，尝试以新手法来描绘自己发现的“真山水”，使日后影响画坛的“抱石皴”渐显雏形。

还得要说一说歌乐的烟雨、歌乐的雾，这些巴山上花朵一般的东西，它们的绽放，最易惊动艺术家们的灵感。它们一次次出现在傅抱石的作品里，像交响乐中令人陶醉的复调，成就其诗意磅礴的“风雨山水”样式。傅抱石绝望地明白，灵魂这东西，他有些管不住了，它变作一匹野马，追逐着歌乐烟云上天入地去了。

这是一种福分哦。他和妻子相视一笑，歌乐实至名归——还有什么人比一对有信仰的夫妇更快乐呢？

四

写这篇小稿时，我曾为两个标题纠结：《一位大师的歌乐山》，或《一个人与一座山》。而最后，我选择了后者。这缘于我对大师这个称谓的愈来愈不待见——它已形容可疑，甚至泛滥成灾。安在真正的大师头上时，怕是亵渎了。奇怪的是，竟有直觉感到天上的抱石先生也赞同我的选择——在恢宏的大自然面前，谁又敢称大师？

他与歌乐山，缘定三生，是情到深处的相看两不厌；是给予与付出；是彼此共赴永恒。歌乐山成全了他、升华了他。而他手无寸金，唯有赤子之心与挥毫不止——让歌乐山水凝固于画纸上，以巴渝的情义，呼应天堂。

这便是一个人与一座山的故事。未见得是传奇，却有一种深情令人动容。

也就是在二〇一二年的年末，我终于打听到傅抱石在歌乐山金刚坡旧居的下落。可惜，已拆。从全家院子对面往里走，再无崎岖小路通向当年的“抱石斋”了。眼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工地，犹如波涛汹涌的海洋在淹没一切，包括我们对过去一些人一些事的惦记。

站在这无边无际、海洋般的大工地上，我试图以抱石先生的角度去望一望金刚坡。恍眼望去，歌乐山的烟云开始有些熙熙攘攘了。好忙，只争朝夕，仿佛那里是人潮涌动的街市。再往深处看，它却更像是沉默大山的一种语言——掏心掏肺的、平庸唠叨或怪异发声的，需要人去聆听……

后记：

二〇一八年重庆沙坪坝区西永街道香蕉园村头，立起了傅抱石旧居简介牌。沙坪坝区文化部门寻找了好些年，反复甄别，才最后确定下来这里的岑家大院曾是傅抱石的居所。

岑家院子现在还住有人家，女主人快八十了，有一个很壮阔的名字，岑远谋。她说自己的祖父就是傅先生当年的房东。而细娃儿时的她曾为作画的先生研墨……

从《重庆晚报》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仿佛是见到失踪于大海上的帆船归港，万般庆幸又充满感激，感激那些默默做事的“文化搜救者”——一座实实在在的故居所能传递出的丰厚内容，远胜于我们的遥想，这样与历史握手的时候，多少能感受得到来自岁月深处的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