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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不是错

中和四年(884)七月,从汴州回到太原不久的李克用,给朝廷上了一份措辞激烈的表章:

臣自奉诏兴师以来,先收复京城,再驰援中原,为击破黄巢建立大功。不料黄巢余孽朱全忠,竟图谋害臣,臣虽然幸免于难,但亲随将佐有三百多人都惨遭毒手。不但如此,朱贼竟还在洛阳、陕州、孟州等地张贴榜文,谎称臣已死,臣所部将士已溃散为匪,请各藩镇出兵拦阻截杀,不使一人漏网。朱贼狠毒至此,臣所部将士无不号泣鸣冤,请求臣立即兴兵复仇。但臣以为,朝廷至公,一定会发出诏命,为臣主持公道,所以用尽好言好语劝将士不要冲动,回师本镇。今臣乞请遣使,发下圣命,发兵诛讨朱贼。臣已经命臣弟李克勤统精骑一万,驻扎于河中,只等朝廷一句话了!

成都的大唐中央政府接到上表,大为惊慌:李克用已经够强大了,如果他再借这件事为口实,侵吞中原诸藩镇,那将来谁能制得住他?

在中央自身武力不足恃的情况下,保持藩镇间的力量平衡,不使某个强藩一家独大,是让大唐朝廷苟延残喘的必要条件。在下不敢说那位被埋没的马球状元是否明白这个道理,但至少他的“阿父”田公公和朝中多数重臣是明白的。因此,他们都在朝议中极力阻止李克用的请求。

当然,大臣直接说出口的理由不会这么直白,而是悦耳动听得多:刚刚平定了黄巢的大乱,国家和人民都损失惨重,急需休养生息,目前情况下,不宜再兴兵。

理由编好,考虑到已故总监军杨复光对李克用有恩,是李克用最尊敬的朝廷官员,朝廷特意派出杨复光之兄、飞龙使杨复恭出使太原,劝说李克用罢兵。李克用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双方不约而同地撇开了另一当事人朱温,展开了一轮轮的讨价还价。

在累伤了好多匹驿马之后,李克用终于妥协了,提出要他不兴兵也行,朝廷必须答应他三项要求。有趣的是,这三项要求竟没有一项同朱温相关:其一,把此时属于振武镇的麟州(今陕西神木)划给河东;其二,承认他的弟弟李克修为昭义节度使;其三,撤销大同防御使,将大同镇的云、蔚、朔三州重新划归河东。

如今朝廷怎敢得罪李克用?只要他不出兵中原,什么要求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朝廷不但批准了这三项要求,甚至添了点儿彩头,加授李克用为陇西郡王,让他成为唐末第一个封王的强藩。

不过,批准归批准,不一定能得到执行,这年头,朝廷诏令的执行力是很有限的。比如,孟方立依然占据太行山以东的半个昭义,不肯让出,而大同的赫连铎更不可能承认自己已被免职,他继续和卢龙结盟,与李克用作对。

眼看着藩镇间这类目无朝廷的恶劣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习以为常,田公公感到“痛心疾首”,决心为了恢复朝廷权威而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毕竟田公公的权势要依附于李儇的印章,如果连李儇的印章都不管用了,他的权势还能不贬值吗?

田公公是聪明的,他一眼就看出皇权衰弱的根结所在——武力衰微。如果中央禁军的战斗力不行,又怎能指望手握强兵的各个藩镇会对一个太监政府低头服软?

于是,田公公不惜血本,在西川募兵,开始了规模不小的权威重建计划。经过一番努力,他征募到五万余人,建新军五十四都,分属左右神策军,加上原先随皇帝逃到成都的数千神策军,仅从数量上算,掌握在田公公手中的中央禁军已经不比李克用的人马少,可以列入一级大藩镇的水准了。只是其中暂时既无精兵,亦无良将,不过这个缺陷不久也得到了改善。

原来,田公公的对头杨复光死后,他直辖的忠武八都马上堕落成一支无人约束的大兵匪。众人推都将鹿晏弘为首,离开河中南下,转掠襄(今湖北襄阳)、邓(今河南邓州)、金(今陕西安康)、洋(今陕西洋县),所过之处,奸淫烧杀,鸡犬不留。

中和三年(883)十二月,八都兵杀进兴元(今陕西汉中),赶跑了原“马球赛季军”、节度使牛勖,抢占了山南西道(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击球赌三川”的四名参赛选手,当上节度使后被赶下台的顺序,正好与比赛名次相反)。

鹿晏弘为人心胸狭隘,能与兄弟共患难,却不能共安乐,他表面上让其余七都的都头做各州的刺史,却一个也不许他们到任,结果八都中的王建、韩建等五都离他而去,投奔成都的朝廷。

正为兵力建设费尽心思的田公公,突然接到这份从天而降的大馅儿饼,大喜过望,立即将五位都头全部认作干儿子,将这些兵马编成“随驾五都”,当作自己直辖的精锐部队。

身怀利器之后,杀心自起,田公公决定打上一仗,检验一下自己的工作成果。中和四年(884)十一月,田令孜派出禁军讨伐鹿晏弘,五都出奔后,实力大衰的鹿晏弘,不是禁军对手,只得放弃兴元,往东逃回老家许州。朝廷因此收回了山南西道的控制权。

这件事不太出名,但它是大唐中央政府最后一次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收复一个藩镇。

公正地说,田公公一生作恶多端,但在重建中央禁军这件事上,不管他的动机为何,还是做出了成绩的。只是,这服猛药随之带来的副作用也非常严重。

中和五年(885)正月二十三日,在成都住了四年多的皇帝李儇,起驾回銮。三月十二日,到达国都长安,他发现,自己快认不出这个地方了。满目望去,尽是断壁残垣,到处长满荆棘野草,有狐狸和野兔出没其间。

这里真是朕的长安吗?真是朕的大明宫吗?李儇心情很不好,他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启”,想冲冲喜。

比李儇心情更不好的是田公公,因为他必须直面更棘手的难题:没钱,怎么办?

随李儇回京的嫔妃宫人、文武百官,再加上新建的中央禁军,数量达到六万多人,组成一个吃国库的庞大消费集团,靠什么来养活?还有重建长安、重修宫殿的经费,又到何处去筹措?原先在成都,有兄弟陈敬瑄当政的西川做底子,银子问题还能勉强维持,现在到了残破的长安,中央财政的赤字危机立即爆发了。

当时大多数藩镇都不再向朝廷缴纳税金,少数几个还肯缴税的,也因天下大乱,兵匪横行,道路不通畅,很难如期保量地将税金送到长安。朝廷还能直接收税的地方,只剩下京城、同、华、凤翔等几个被战乱严重破坏的州府,正常岁入微薄。

雪上加霜的是,原先田公公拿手的非正常创收方式同样不管用了:其一,朝廷自身不行,号令不出国门,使朝廷官印的含金量越来越低,越来越缺少吸引力,而藩镇可以在自己的地盘随意任命地方官吏,又加剧了行业竞争,因此田公公的“官服批发市场”严重疲软,卖官的利润率越来越低;其二,经过齐军与唐军反复几轮斩草除根式的竭泽而渔,长安的富商巨贾已变成遥远的传说,连条小泥鳅都没给田公公留下,要倚仗权势,巧取豪夺,也没有工作对象了。

奈何?如果不能裁军,无法节流,那就只能开源了,田公公血红的眼睛盯上了离长安很近的一处大财源——河中盐池。

前文提及,河中盐池原本是中央直辖的产业,因为天子逃亡山南,才被王重荣的河中军乘机纳入地方管辖。王重荣得到这株摇钱树后,也没签什么合同,便单方面宣布每年向朝廷上缴食盐三千车作为承包费,将盐池包了。

在下查不到这里的一“车”盐究竟有多少斤,也不知道当时河中盐池一年的产量是多少“车”,但可以肯定,朝廷分得的只是皮毛,大头已为王重荣独占。

光启元年(885)四月,也就是李儇一行回到长安的第二个月,看不惯别人数钱的田公公正式上疏:既然黄巢已被剿灭,那么当时为应对战争需要而制定的一些临时措施,就没有必要沿用下去了,应该回归正常制度才对,比如河中的两盐池,就应该重归“国有化”……

李儇下诏“准”,并且加授田公公为两池榷盐使,主管两池盐务。

至此,田公公的第一步计划执行得很顺利。但他似乎没有充分估计到“国有化”计划第二步的困难程度:王重荣可不是没有还手能力的长安富商啊!

果然,王重荣得知田令孜要夺走他的钱袋,采取了抵制措施。一方面,王重荣不断上疏朝廷,提出种种理由,坚决反对河中盐池的“国有化”计划;另一方面,王重荣拒不执行让他交出盐池的圣旨,拒绝朝廷派来的人接管盐池。

没有实力做后盾,皇帝的诏书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7tz6SleHLTxovNwg/Uh6Oeh0HOffKtCPHPWkrLJQBFJhTlTLpW25DLX+Tq0qdF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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