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四年（884）七月，从汴州回到太原不久的李克用，给朝廷上了一份措辞激烈的表章：

臣自奉诏兴师以来，先收复京城，再驰援中原，为击破黄巢建立大功。不料黄巢余孽朱全忠，竟图谋害臣，臣虽然幸免于难，但亲随将佐有三百多人都惨遭毒手。不但如此，朱贼竟还在洛阳、陕州、孟州等地张贴榜文，谎称臣已死，臣所部将士已溃散为匪，请各藩镇出兵拦阻截杀，不使一人漏网。朱贼狠毒至此，臣所部将士无不号泣鸣冤，请求臣立即兴兵复仇。但臣以为，朝廷至公，一定会发出诏命，为臣主持公道，所以用尽好言好语劝将士不要冲动，回师本镇。今臣乞请遣使，发下圣命，发兵诛讨朱贼。臣已经命臣弟李克勤统精骑一万，驻扎于河中，只等朝廷一句话了！

成都的大唐中央政府接到上表，大为惊慌：李克用已经够强大了，如果他再借这件事为口实，侵吞中原诸藩镇，那将来谁能制得住他？

在中央自身武力不足恃的情况下，保持藩镇间的力量平衡，不使某个强藩一家独大，是让大唐朝廷苟延残喘的必要条件。在下不敢说那位被埋没的马球状元是否明白这个道理，但至少他的“阿父”田公公和朝中多数重臣是明白的。因此，他们都在朝议中极力阻止李克用的请求。

当然，大臣直接说出口的理由不会这么直白，而是悦耳动听得多：刚刚平定了黄巢的大乱，国家和人民都损失惨重，急需休养生息，目前情况下，不宜再兴兵。

理由编好，考虑到已故总监军杨复光对李克用有恩，是李克用最尊敬的朝廷官员，朝廷特意派出杨复光之兄、飞龙使杨复恭出使太原，劝说李克用罢兵。李克用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双方不约而同地撇开了另一当事人朱温，展开了一轮轮的讨价还价。

在累伤了好多匹驿马之后，李克用终于妥协了，提出要他不兴兵也行，朝廷必须答应他三项要求。有趣的是，这三项要求竟没有一项同朱温相关：其一，把此时属于振武镇的麟州（今陕西神木）划给河东；其二，承认他的弟弟李克修为昭义节度使；其三，撤销大同防御使，将大同镇的云、蔚、朔三州重新划归河东。

如今朝廷怎敢得罪李克用？只要他不出兵中原，什么要求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朝廷不但批准了这三项要求，甚至添了点儿彩头，加授李克用为陇西郡王，让他成为唐末第一个封王的强藩。

不过，批准归批准，不一定能得到执行，这年头，朝廷诏令的执行力是很有限的。比如，孟方立依然占据太行山以东的半个昭义，不肯让出，而大同的赫连铎更不可能承认自己已被免职，他继续和卢龙结盟，与李克用作对。

眼看着藩镇间这类目无朝廷的恶劣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习以为常，田公公感到“痛心疾首”，决心为了恢复朝廷权威而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毕竟田公公的权势要依附于李儇的印章，如果连李儇的印章都不管用了，他的权势还能不贬值吗？

田公公是聪明的，他一眼就看出皇权衰弱的根结所在——武力衰微。如果中央禁军的战斗力不行，又怎能指望手握强兵的各个藩镇会对一个太监政府低头服软？

于是，田公公不惜血本，在西川募兵，开始了规模不小的权威重建计划。经过一番努力，他征募到五万余人，建新军五十四都，分属左右神策军，加上原先随皇帝逃到成都的数千神策军，仅从数量上算，掌握在田公公手中的中央禁军已经不比李克用的人马少，可以列入一级大藩镇的水准了。只是其中暂时既无精兵，亦无良将，不过这个缺陷不久也得到了改善。

原来，田公公的对头杨复光死后，他直辖的忠武八都马上堕落成一支无人约束的大兵匪。众人推都将鹿晏弘为首，离开河中南下，转掠襄（今湖北襄阳）、邓（今河南邓州）、金（今陕西安康）、洋（今陕西洋县），所过之处，奸淫烧杀，鸡犬不留。

中和三年（883）十二月，八都兵杀进兴元（今陕西汉中），赶跑了原“马球赛季军”、节度使牛勖，抢占了山南西道（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击球赌三川”的四名参赛选手，当上节度使后被赶下台的顺序，正好与比赛名次相反）。

鹿晏弘为人心胸狭隘，能与兄弟共患难，却不能共安乐，他表面上让其余七都的都头做各州的刺史，却一个也不许他们到任，结果八都中的王建、韩建等五都离他而去，投奔成都的朝廷。

正为兵力建设费尽心思的田公公，突然接到这份从天而降的大馅儿饼，大喜过望，立即将五位都头全部认作干儿子，将这些兵马编成“随驾五都”，当作自己直辖的精锐部队。

身怀利器之后，杀心自起，田公公决定打上一仗，检验一下自己的工作成果。中和四年（884）十一月，田令孜派出禁军讨伐鹿晏弘，五都出奔后，实力大衰的鹿晏弘，不是禁军对手，只得放弃兴元，往东逃回老家许州。朝廷因此收回了山南西道的控制权。

这件事不太出名，但它是大唐中央政府最后一次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收复一个藩镇。

公正地说，田公公一生作恶多端，但在重建中央禁军这件事上，不管他的动机为何，还是做出了成绩的。只是，这服猛药随之带来的副作用也非常严重。

中和五年（885）正月二十三日，在成都住了四年多的皇帝李儇，起驾回銮。三月十二日，到达国都长安，他发现，自己快认不出这个地方了。满目望去，尽是断壁残垣，到处长满荆棘野草，有狐狸和野兔出没其间。

这里真是朕的长安吗？真是朕的大明宫吗？李儇心情很不好，他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启”，想冲冲喜。

比李儇心情更不好的是田公公，因为他必须直面更棘手的难题：没钱，怎么办？

随李儇回京的嫔妃宫人、文武百官，再加上新建的中央禁军，数量达到六万多人，组成一个吃国库的庞大消费集团，靠什么来养活？还有重建长安、重修宫殿的经费，又到何处去筹措？原先在成都，有兄弟陈敬瑄当政的西川做底子，银子问题还能勉强维持，现在到了残破的长安，中央财政的赤字危机立即爆发了。

当时大多数藩镇都不再向朝廷缴纳税金，少数几个还肯缴税的，也因天下大乱，兵匪横行，道路不通畅，很难如期保量地将税金送到长安。朝廷还能直接收税的地方，只剩下京城、同、华、凤翔等几个被战乱严重破坏的州府，正常岁入微薄。

雪上加霜的是，原先田公公拿手的非正常创收方式同样不管用了：其一，朝廷自身不行，号令不出国门，使朝廷官印的含金量越来越低，越来越缺少吸引力，而藩镇可以在自己的地盘随意任命地方官吏，又加剧了行业竞争，因此田公公的“官服批发市场”严重疲软，卖官的利润率越来越低；其二，经过齐军与唐军反复几轮斩草除根式的竭泽而渔，长安的富商巨贾已变成遥远的传说，连条小泥鳅都没给田公公留下，要倚仗权势，巧取豪夺，也没有工作对象了。

奈何？如果不能裁军，无法节流，那就只能开源了，田公公血红的眼睛盯上了离长安很近的一处大财源——河中盐池。

前文提及，河中盐池原本是中央直辖的产业，因为天子逃亡山南，才被王重荣的河中军乘机纳入地方管辖。王重荣得到这株摇钱树后，也没签什么合同，便单方面宣布每年向朝廷上缴食盐三千车作为承包费，将盐池包了。

在下查不到这里的一“车”盐究竟有多少斤，也不知道当时河中盐池一年的产量是多少“车”，但可以肯定，朝廷分得的只是皮毛，大头已为王重荣独占。

光启元年（885）四月，也就是李儇一行回到长安的第二个月，看不惯别人数钱的田公公正式上疏：既然黄巢已被剿灭，那么当时为应对战争需要而制定的一些临时措施，就没有必要沿用下去了，应该回归正常制度才对，比如河中的两盐池，就应该重归“国有化”……

李儇下诏“准”，并且加授田公公为两池榷盐使，主管两池盐务。

至此，田公公的第一步计划执行得很顺利。但他似乎没有充分估计到“国有化”计划第二步的困难程度：王重荣可不是没有还手能力的长安富商啊！

果然，王重荣得知田令孜要夺走他的钱袋，采取了抵制措施。一方面，王重荣不断上疏朝廷，提出种种理由，坚决反对河中盐池的“国有化”计划；另一方面，王重荣拒不执行让他交出盐池的圣旨，拒绝朝廷派来的人接管盐池。

没有实力做后盾，皇帝的诏书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POjFXu6BUXlx2au7kCXKYQchLf+IxRJkqaomNgh3afTPidzM3yGYy2yOSijLsp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