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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科学在19世纪末形成，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在20世纪扩大范围，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迅速发展。人们利用测量大脑中电势的脑电图技术划分出了睡眠期间神经活动的不同阶段，但目前还没有理论能够充分解释不同的阶段分别代表什么。20世纪50年代初期，快速眼动阶段（REM）与做梦之间的联系得到广泛传播，大量新的研究和资金投入其中。但到了80年代初，做梦已不再是研究的中心，科学家们将重点从心理现象转移到看似纯粹的生理现象，着重研究生物钟、睡眠和失眠的神经基础和神经化学基础，以及睡眠呼吸暂停（睡眠期间暂时的呼吸中止）及其治疗。
当今，睡眠科学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领域，有许多不同的研究分支。然而当我们将其与早期研究进行比较时，发现了两个突出的特征。
首先，睡眠已从一种个人经验转变为客观的外部对象。当今的睡眠学术期刊不会引用患者的话，而且“失眠”这一标签也同患者对自身体验的描述关系不大了。历史学家肯顿·克罗克（Kenton Kroker）把自己对睡眠科学的研究作品命名为《他人的睡眠》（ The Sleep of Others ），以强调睡眠是如何逐渐从个体手中被夺走，并转变为一种新的人工制品，在不加自省的情况下受到操纵和剖析的。
其次，20世纪20年代后期，睡眠研究在经济市场上的角色变得更为重要了。研究曾经是（接下来也会）由商业集团和军方资助的，他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和士兵的效率和生产力。“一个睡眠单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概念在一两百年前才被提出。所谓的“睡眠规范”在工业革命期间及其后流传开来，这也和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施工作日制度有关。
在许多西方社会中，工人们一开始的日工作量是12～16小时，20世纪之后才逐渐变成8小时。相对而言，每天8小时的工作量依然是一种奢侈品，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日工作量都要更多。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并非基于众人福祉，而是基于新科学技术带来的工业需求和生产过程。马不停蹄地劳动成了工人不得不达到的理想状态。
石油和钢铁等行业的发展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也因此需要睡眠充足的工人的有效劳动。随着行业的扩张，最短的睡眠时间被细细算出，睡眠被量化为工作的附属品。20世纪公认的睡眠科学奠基人纳撒尼尔·克莱特曼（Nathaniel Kleitman），在1939年发表了他的学术研究《睡眠与觉醒》（ Sleep and Wakefulness ），然后又在流行杂志《美国商业》（ American Business ）上进行了跟进总结。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得到了大量资助，因为赞助商们不遗余力地想要培养出效率更高的工人。当地的肉类企业斯威夫特公司（Swift and Co.）出资10000美元让他给5周大的婴儿喂牛肉泥，以证明婴儿的胃里填满牛肉时会睡得更好。
操纵和设计睡眠不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而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而军队的目的则是训练睡眠时间尽可能少但依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士兵。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大量派发安非他明来让部队保持清醒。到了后来，他们又开展了“辅助性持续表现”项目，试图通过药物和电刺激暂时消除睡眠需求。如今，许多睡眠科学家乐于收下此类赞助商的支票，为银行高管举办研讨班，讲授休息和睡眠的最佳方式。而等级稍低的员工和外包劳动力则不太可能享受得到这些。
连最无私、最善意的睡眠研究都变成了提出“最佳绩效”基线的途径，就好像人类说到底不过是一群必须尽可能多干活的工人。如果没睡够8小时，你就达不到绩效；只有睡好觉，你才能完成足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人们不相信其实达不到绩效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