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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里说：“我是个很会睡觉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么幸运。至少三分之一的成年人睡眠不足，安眠药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销量飙升。睡眠诊所曾经罕见，如今却成了各大医院的热门科室。在美国，你甚至可以在商场和水疗中心里找到它。人们为了能睡着而吃安眠药，也为了第二天能按时起床而吃安眠药，就好像许多人在白天依赖咖啡和能量饮料来保持清醒一样。曾经只是自然状态的睡眠如今成了需要奋力争取还不一定能到手的商品。
报纸、网站和电视节目几乎每天都在推出关于睡眠的新题材：我们需要多少睡眠，如果睡不够会怎样，疲惫的工人会让经济受损多少。就像发现了一堆新魔法石一样，睡眠专家每天把自己的建议和观点广而告之。焦虑、悲伤、失败，这些基本的人性特质如今却变成了睡眠不足的后果。我们不再将失眠看作因抑郁而产生的状态，而是把因果倒置：我们睡不着，所以抑郁了。
几百年以前就已被人们熟知的睡眠常识，如今却被营销成了前沿科学。我们在19世纪就研究过睡眠和记忆的联系，现在又旧事重提，就好像那些理论刚刚才被发现。诚然，知识的新鲜感会随着时间消退，但我们需要发问：为什么现在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这些了？是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找到针对人类痛苦的普适性解释，于是转向了一个永远得不到答案的方向吗？还是因为我们身处的数字时代酿造出了新型失眠传染病？
躺在床上的时候，电子邮件、短信、社交软件的消息提醒也在悄然堆积，外界的呼唤无穷无尽。许多人在睡前看手机，甚至睡到一半的时候也要看看，然后睡醒起来第一件事又是看手机。睡眠知识告诉我们，电子屏幕产生的蓝光会影响入睡，但显然，影响更大的是那些外界的呼唤。我们没法松懈。别人有事要告诉我们，有东西要给我们看，有问题要问，我们有任务要完成，没完成的话又会有人来提醒。我们现在的睡眠就像是手机上的“睡眠模式”，并没有真正关掉，而是随叫随醒。
“把自己关掉”是不是成了新的当务之急？讽刺的是，这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的任务太多了。长得不见尽头的待办列表让我们失眠，而睡觉却又成了表单上的一个新任务。这就像通过电流向灯泡发出指令，让灯泡熄灭。我们身处信息和待办事项的大潮中，信息一方面让潮水上涨，一方面又想让潮水平息。以前，有权有势的人想要静静心，就会去水疗和健康中心；而现在，睡眠本身已被营销成了平心静气的私人会所。
这件事有利可图。水疗中心毕竟只为少数富人开放，但睡眠却是不分贫富贵贱的。床垫广告本来是奢侈品，现在却出现在随处可见的插播广告和网页推送里，助眠产业一年的产值就达到了767亿美元。20世纪50年代，爱丁堡大学有研究称，使用木板或是豪华弹簧床垫对睡眠时间并没有影响。然而现如今，一块平平无奇的长方形垫子已经成为进入梦乡的过路费。
巨大的睡眠压力孕育了急速发展的床垫产业。就像媒体不停告诉我们该吃什么、该怎么锻炼，现在它们开始指导我们该怎么睡觉、什么时候睡觉。各种“睡眠规范”传播得越广，与其不一致的睡眠方式就越是被视为“障碍”或“疾病”。几十年前，睡眠障碍只有几种，而现在已超过了70种。睡眠障碍的种类越多，治疗方法、专家、随之而来的收益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