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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19世纪初期开始，人们分配给睡眠的时间已经渐渐固定下来，同样固定下来的还有睡眠本身的形式。在其颇具影响力的一系列文章和《黑夜史》（ At Day’s Close ）一书中，历史学家罗杰·埃克奇（Roger Ekirch）认为，在此之前，人类的睡眠是分为两个阶段的。那时，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睡眠时段，而是拥有第一段睡眠和第二段睡眠。他们从晚上9点或10点左右睡到午夜或凌晨1点，然后起床一两个小时。这段时间被称为“观望期”，观望是“醒着”的意思，而不是“看”的意思。然后人们再进入第二段睡眠，一直睡到早晨。尽管第一段和第二段睡眠的开始时间会根据历史和地理有所变化，但这种两阶段模式或多或少是恒定的。
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对睡眠的划分，填补两段睡眠之间空白的活动也有所不同，可能包括性行为、针线活、做饭、对梦的反思以及其他许多种填补空隙的行为。但是，无论是不同的文化还是不同的地区，人们总是把“第一段”和“第二段”睡眠区分开来。在一些文化中，人们先朝右侧睡，然后在第二次入睡时换到左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从错误的一边起床”
的说法。
几百年后，这种生物学现象已经消失了。到19世纪中期，文献中对两阶段睡眠的记录逐渐减少，单一睡眠时段正逐渐成为常态。埃克奇起初将其与人工照明的兴起联系起来，因为天然气和电灯取代了17世纪城市街道上的油灯。技术进步不仅让商店和企业得以营业到更晚，还带来了全新的夜间文化。历史学家记录了城市生活中这一非凡的改变，这一改变将推后第一段睡眠的时间，使其后来成为唯一的一段睡眠。
人工照明开辟了新的可能性，鼓励和促进了就寝时间的推迟。人们感知到的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了。1730—1830年是夜间活动改变就寝时间的关键时期。伦敦在1736年有5000盏油灯，1823年有40000盏，而巴黎在1835年只有200盏煤气灯，仅仅4年后就增至13000盏。这些灯并非“路灯”，而是“警灯”，这显示了照明与安全之间的联系，不过监视可以用在方方面面。一些新习惯在此时冒头，比如有人开始在天黑后偷窥别人的家。公共和私人照明的扩张对照明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区区一盏煤气灯所提供的光照便大约是油灯或蜡烛的12倍，而在19世纪末期出现的电灯泡的亮度则是它们的100倍。
在早先，那些闲适的富人被同时代的作家称为“夜晚之子”。然而，除了因新文化而兴起的聚会和舞会之外，更广泛、更彻底的变革正在工作场所中悄然发生。非特权阶层通常要工作到很晚，因为新的照明技术保证了商店和企业可以在天黑后继续正常营业。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睡眠在人们心里具有净化和休息的精神意义，然而如今这一价值观正在遭到侵蚀。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睡眠逐渐变得不再宝贵，也不再是用于自我更新的私人时间，而仅仅是不上班的时间。
埃克奇也从这种社会和经济的维度解释了两阶段睡眠的消失，认为它不仅仅是城市照明的扩展和完善的后果。人们对工作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轮班制和日程表的兴起、新技术及其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时间管理的概念以及适用于工业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念，共同把人们推向了统一睡眠的模型。对于埃克奇来说，人类社会的变革正在不停扭转原始的生物过程，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当埃克奇了解到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睡眠研究者托马斯·韦尔（Thomas Wehr）的实验时，仿佛已经找到了自己论文的生物学依据。韦尔把被试与现代生活中的人造光线和人造黑暗隔离，结果发现被试中的许多人并不会睡一整觉，而是会分成两段来睡。他曾试图用光照来创造接近冬季的昼夜周期，被试们要在光照中暴露10小时，然后在黑暗的房间里待14小时。就像埃克奇所记录的工业化前的人类一样，被试们会在午夜适当地醒来两三个小时，随后进入第二段睡眠。因此，一旦远离埃克奇在其历史研究中所发现的罪魁祸首——额外的人工照明，“观望期”似乎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看起来，统一的整块睡眠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两阶段睡眠才是人体的原始节奏。
今天的人们对这些观点尚存争议。不可否认的是，在19世纪之前，分为两个阶段的睡眠是人类许多文化中的标准体验。但是，我们并不确定人体是否会在剥夺人造光的情况下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韦尔的实验看上去证实了这一点，其他研究者的结果则更加模棱两可，尽管其他人的研究所发现的睡眠模式也几乎都是分阶段的间断睡眠。然而，这项研究大部分基于一个假设，即认为通过隔离可以发现人体的自然状态。
为了发现原始的睡眠节律，一个人从社会中被隔离出来。被试们被隔离在洞穴、地下掩体或专门的睡眠实验室中，由技术人员监控他们的活动周期、体温、激素水平等。虽然这样可能会得出一些重要的结果，揭示环境因素对生理过程的影响，但是鉴于人类是群居动物这一事实，这些研究并不能告诉我们太多有关“自然”睡眠的信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正是人类的近距离接触塑造了睡眠的样子。
如果婴儿和母亲睡在一起，从神经化学物质的浓度到深度睡眠的时长，再到呼吸行为，几乎所有睡眠生理学的主要指标都会改变。把睡眠被试隔离的实验让人想起路易二世曾经做过的一件事情。他把一个婴儿隔离，让他从一出生就完全接触不到人类语言，以此探索婴儿说出的第一个单词到底会是希伯来语还是拉丁语。这里所犯的错误是，实验者没有把语言和睡眠视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像语言一样，睡眠可能是一种必须经过后天学习的东西。我们把孩子“哄”睡，而不是让孩子简单地自己入睡。到了后来，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也不得不用越来越复杂的方式，强行把自己“哄”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