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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的那几年，就算有人说，一种并非神灵却比人类拥有更高智慧的生命正密切注视着这个世界，观察为各自利害而忙碌的人类，正好比人类用显微镜窥视一滴水里来来往往、朝生暮死的微生物，也没有人会相信。人类偏安一隅，为了永远难以填满的欲壑东奔西跑——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大概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吧。
没有人关心，在比地球更古老的宇宙空间里是否蛰伏着其他世界，是否会威胁人类的存亡。即使有人提过天外有天，也都断言那些世界里不可能存在生命。异想天开到极限，不过是认为火星上或许存在比人类低等的生命，正恭候地球使团大驾光临。
殊不知，在茫茫宇宙的另一头，真的有另一种生命。其心智之于我们，正如我们的心智之于已经灭绝的兽类。他们的头脑更发达、更成熟、更冷酷无情。他们用忌妒的目光打量着地球，精心策划如何对付地球。二十世纪伊始，人类的大梦终于做到了尽头。
或许我不说你也知道，火星是太阳的一颗行星，和太阳的平均距离为一亿四千万英里
，得到的光和热不足地球的一半。如果承认“星云说”
的科学性，那么火星的年龄比地球要大。早在地球凝固、成形之前，火星上就出现了生命。火星的大小不到地球的七分之一，所以冷却至适宜生命诞生的温度比地球快很多。另外，火星还具备大气、水等生命赖以生存的物质。
可人类自视甚高，被骄傲蒙蔽了双眼。到十九世纪末，居然没有一个作家落过半分笔墨，提出火星上存在着比人类更聪明的生命的说法。也没有人想到，火星既然比地球年迈，且地表面积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又离太阳更远，那么火星不只是一颗更古老的星球，更是一颗步入晚年的星球。
地球总有一天会因为热量不够而湮灭，可对于我们的邻居来说，大降温早已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火星的物理状况虽然有种种未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火星最温暖的赤道地区，一天当中的最高气温也比地球诞生以来出现过的最低气温还要低。火星的大气比地球更稀薄，不断萎缩的海洋只能覆盖地表的三分之一。那里季节更替的周期十分漫长，两极先堆积了大量冰雪，继而融化，引发的降温使得温带变窄。
对我们来说，星球的衰亡遥不可及，可对于火星上的居民来说，已经是大难临头。生死存亡迫使火星人追寻出路，壮大力量，决定狠下心来背水一战。凭借先进的设备，以及我们无法想象的智慧，他们环视周围，发现仅三千五百万英里，就有一颗离太阳更近的星球，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新生之地。那里更加温暖，覆盖着大片的绿植和蓝灰色的水源，还有适宜繁衍生息的大气。透过飘浮着的缕缕白云，还能窥见人口稠密、星罗棋布的国家，以及军舰拥挤的海洋。这颗星球，正是人类的家园。
他们眼里的地球居民，也就是我们人类，正如我们眼中的狐猴一样古怪、低等。人类的智者曾经坦言，生命是以生存为目的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一说法火星人大概也同意。他们的世界正在寒冷中走向尽头，而新世界里有熙熙攘攘的生命，或者说，熙熙攘攘的低等动物。向这颗离太阳更近的星球发起战争，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要么侵略，要么灭亡，别无选择。
你可能会批评火星人这样做太不道德。可你别忘了，人类也干过这样残忍的勾当。被人类赶尽杀绝的，不仅有欧洲野牛和渡渡鸟
，还有族内同胞。欧洲殖民者曾对同为人类的塔斯马尼亚人
实行种族围剿，在短短五十年间将整个民族从地球上抹去。假如火星人抱着同样的信念侵略地球，我们有资格打着仁慈的旗号去批评他们吗？
关于如何来地球，火星人凭借远超地球人的数学水平做了精密的计算，备战也可以说是整个星球勠力同心。其实，假如仪器够先进，我们早在十九世纪就能发现一些端倪。斯基亚帕雷利
等人早已观察过这颗红色的行星，勾勒了星球表面的种种起伏，却未能作出解释。（顺便提一句，几百年来，火星还一直被视为战神的化身）在此期间，火星人必定在争分夺秒地备战。
1894年火星冲日
期间，人们观测到火星亮面有强光。最先发现的是美国利克天文台，接着是法国尼斯天文台的贝浩登。随后又有诸多观测者目睹了这一现象。当年八月二日发行的《自然》杂志将这一消息带到了英国。我总是想，那道强光也许是火星人朝地球在发射东西。他们在火星上挖了个大坑，用来安装巨型枪炮。之后两次冲日期间的观测，都发现爆发强光的区域附近有奇怪的印记。可那些印记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爆发距今已有六年。在火星冲日即将发生时，拉威尔用电报给其他天文机构发送了火星表面气体爆发的讯息。爆发发生在十二日午夜前，拉威尔的分光镜显示，正有以氢气为主的气流正一边燃烧，一边以惊人的速度朝地球袭来。到了十二点十五分，这股气流就消失了。他形容这股气流仿佛是巨大的烈焰，从星球表面猛地喷射而出，“犹如炮口窜出火光”。
这个比喻如今看来很准确。可事发翌日，竟没有一家报纸报道此事，只有《每日邮报》登载了一则简讯。整个世界都在无视全人类共同的威胁。其实，要不是在奥特肖认识了赫赫有名的宇航员奥格尔维，我也不会知道这起爆发事件。听说了这则新闻后，他很激动，一时难以平静，便邀请我一起去细细欣赏那颗红色的行星。
尽管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但那一次守夜我依然记忆犹新：天文台昏黑寂静，角落里的一盏灯将微弱的光投在地上，望远镜的计时器滴答滴答地跳着，星光钻过屋顶的一溜窄缝洒下来。奥格尔维换了几次位置——我看不见他，只听见他走动的声音。透过望远镜，你可以看到一小圈深蓝，又小又圆的行星镶在中间，明亮、安静，表面隐约有些纹路，比正圆要稍扁一点。啊，它真的太小了，好像一枚闪着温暖银光的大头针。星星偶尔会颤抖一下，其实是望远镜在根据计时器自动调整位置，以保证它不偏离视野。
我的眼睛看累了，火星忽大忽小，忽近忽远。我们和它相隔四千万英里，鲜有人会去想两颗星球之间的浩渺虚空。这虚空中，只有宇宙的尘埃在漫无目的地漂流。
我记得，在望远镜的视野里，临近火星的地方还有三个淡淡的光点，那是三颗非常遥远的星体。环绕它们的，便是深不可测的黑暗虚空。霜冻时节，黑暗的天宇中点缀着星光，你可以想象那景象。透过望远镜去看，黑暗显得更加幽远深邃。火星人给我们送来的东西，正保持着每分钟数千英里的速度朝我们靠近，但它太小太远，我当时并没有看见。那东西将给地球带来无法想象的痛苦和灾难。观察星空的我做梦也想不到——整个地球上都没有人会想到，那夜空里有一枚无比精准的导弹。
那一晚，遥远的火星也出现了气体喷发现象。这一次我倒是看见了。半夜，计时器刚报十二点，星体边缘便泛起了红光，轮廓微微发亮。我赶紧叫奥格尔维来我这边看。那晚很暖和，我口渴了，站起来活动一下双腿，然后摸黑去小桌子那边找水喝。奥格尔维忽然叫了一声，他看见了朝我们袭来的火流。
就在那一晚，又一枚难以观测到的导弹朝地球出发了，距离第一枚导弹发射刚好二十四小时（误差大约一秒）。我清楚地记得，我正坐在桌子边，一两道红光和绿光在眼前交错闪过。那时我只想有根烟抽，哪里会细究那微光究竟是什么，更料不到它即将带来的一切。奥格尔维一直看到凌晨一点才作罢，我们点起灯走回他家。在黑暗的夜空下，奥特肖和彻特西的数百人都在平静地熟睡。
关于火星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奥格尔维那晚有诸多推测。他觉得，火星人向我们发射信号的说法简直是不入流的天方夜谭，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大规模流星雨或者火山喷发。他指出，在这两颗相邻星球上，有机物发生相同的进化几乎没有可能。
“火星上有与人类相似的生命体的概率大概是一百万分之一。”他说。
当晚数百人在子夜时分目击了火星爆发，第二晚子夜如此，第三晚亦如此——连续十天，每晚都可以看到喷发的火焰。爆发在第十晚之后停止了，但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尝试去解释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导弹喷射的气流对火星产生了负面影响吧，用望远镜可以看到，火星的大气层飘浮着一块一块的灰色。那是烟尘形成的厚云层，遮住了许多平时很好辨识的区域。
各家日报终于流露出一些担忧，到处都有人在谈论火星上火山爆发。我记得半严肃半幽默的刊物《捧趣》在一篇政治漫画里提过这件事。紧接着，谁都没有想到，导弹以每秒数英里的速度，越过宽广的太空，相继朝地球飞来，每时每分、每日每夜都在向地球靠近。现在想想，这反而是一件好事。既然那无法躲避的命运已近在眼前，人们倒是可以跟平时一样，放心去处理自己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了。我记得，在报社当编辑的马尔科姆就因为拿到了一张独家的火星照片而高兴坏了。现在的人可能无法理解十九世纪的报纸内容有多丰富，多么精益求精。至于我自己，我正在很努力地学骑自行车，同时忙着写几篇关于文明进化过程中道德如何演变的论文。
有一天晚上，我和妻子出门散步。那时候，第一枚导弹飞出了不到一千万英里。那晚的星空很清楚，我给她讲什么是十二星座，然后指火星给她看。那颗明亮的星蛰伏在天顶上，吸引了无数望远镜的目光。那晚很暖和。走回家的时候，我们遇到从彻特西或是艾尔沃思来的一行人，一边放着音乐，一边唱着歌。各家都准备睡了，只有二楼亮着灯。车站传来火车转换轨道的声音，因为离得远了，轰隆隆的声音变得柔和，仿佛也是一段旋律。妻子指着夜空，让我看那红绿黄相间的信号光。那些光悬在天上，看起来如此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