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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判断表的建构过程确实是相对独立的，那么康德构建判断表的动机，应当是为了由此推导出他的范畴表。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观点也是有其合理性的。康德在1772年2月写给赫茨的信中谈到自己标题为《理性与感性的界限》的写作计划时曾表示，为了规定出形而上学的本性和界限，他计划将完全纯粹理性的所有概念归结为一定数量的范畴。虽然康德在信中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寻找这些范畴，但当时他自信满满地宣称自己已经能够写出一部《纯粹理性批判》，并且大约可以在三个月内出版。然而实际情况是，直到1781年康德才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而最终的范畴表以及判断表也是在此时才得以最终成形。结合前文《百科全书讲座》（1777—1780）的表1.3中的内容可知，康德对范畴表的构思是一个渐步完善的过程。与最终的范畴表相比，表1.3中的质、量两个标题顺序就是相反的，并且在质标题下也只有肯定、否定两项等。考虑到《百科全书讲座》的记录时间，康德在1772年就曾宣称能够归结出“一定数量的范畴”，但直到1777—1780年为止，他所列举的范畴仍旧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范畴表存在明显差别，尚需要进一步的改动。
既然范畴表思想的确是渐变形成的，就肯定存在这些范畴之所以如此变动的依据。笔者认为，在1772至1781年间，康德对范畴列举的改动过程，主要是基于对判断形式的思考而得以逐步完成的。与此同时，虽然康德对判断形式的思考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以判断表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但这种思考同样有一个渐进的形成过程：是以寻求“一定数量的范畴”这一动机为方向，在传统逻辑的判断形式思想基础上逐步进行的变动。在康德原本的写作计划《理性与感性的界限》中，他所寻求的这些范畴是与认识中的感性对象相关的，这就使得他对判断形式的思考必然受到这一动机的影响，与传统逻辑在判断形式问题上不重视判断质料，也就是所谓感性对象的观念产生分歧。而这种分歧的直接表现，或者说康德对判断形式问题的原创性思考的真正开端，就是他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
其实，康德在早期逻辑学讲稿中就曾提到判断中的两种情况，即综合的与分析的，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论述。就目前的材料来看，康德最早应该是在《杜伊斯堡遗稿》中才开始强调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差别的，并且这种区分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区分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的。相比后者，前者对这两种判断差别的说明是通过康德提出的新的判断结构而推导出的。众所周知，康德在早期逻辑学讲稿中沿用了传统逻辑“S是P”的判断结构，但随着他更加关注认识问题，尤其是认识中的感性对象，传统逻辑以判断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分为基础的“S是P”这种只适用于判断中属于分析情况的判断结构，显然无法再满足康德在认识论背景下对包含有综合情况的判断结构的需求。因此，康德需要考察一种能够将感性对象包含在其中的判断结构，这种结构实际上指的就是他所提出的相对于分析判断的综合判断，因此，对综合判断与分析判断的区分也就顺理成章了。
此外，以康德区分综合判断与分析判断为基础，他对综合判断结构的形式化所进行的思考，在他构建先验哲学体系时同样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康德对综合判断的结构形式化方面的思考结果，表现为《纯粹理性批判》中最终成形的判断表、范畴表，但不能被忽视的是，这两个表格所体现出的形式、内容都是以整个先验哲学体系为思想基础的。康德对综合判断形式结构的思考，在他构建先验哲学思想时应当发挥着关键作用，结合康德“沉默时期”书信中的线索就可以佐证这种观点。康德在1776年11月写给赫茨的信中坦言，之前提到的标题为《理性与感性的界限》的“写作计划”，直到1776年的夏天才越过了“最后的障碍”。卡尔（Wolfgang Carl）由此认为，康德花费精力清除“最后的障碍”所获得的成果，在1775年也就是被称作《杜伊斯堡遗稿》的反思中就已经完成。笔者是支持卡尔的这一观点的，从时间上看《杜伊斯堡遗稿》处于康德开始规划《纯粹理性批判》具体思路的1772年以及越过“最后的障碍”的1776年之间，其中当然会涉及康德所要构思的批判哲学的具体方案或“雏形”。然而，《杜伊斯堡遗稿》中所提出的先验哲学中某些主要思想的“雏形”，都是建立在他对综合判断形式结构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如此，康德对综合判断的形式结构的思考，自然应该在他构建先验哲学思想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然，由于在这里优先讨论的主题是判断表，最多扩展到判断表对于范畴表的影响，所以，在《杜伊斯堡遗稿》中有关判断形式结构的诸多讨论内容中，也将着重讨论与康德的判断表、范畴表等思想的形成关系最为紧密的部分。也就是说，笔者将首先分析康德在《杜伊斯堡遗稿》中对综合判断形式结构的思考，随后，对《杜伊斯堡遗稿》中由上述思考引申出的，可能影响到《纯粹理性批判》中判断表、范畴表最终形成的诸种观点进行分析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