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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学者认为，仅仅是这些文献仍然不足以论证判断表是独立于范畴表形成的。他们认为，在康德的沉默时期，他只在就职演说之后的两次逻辑学讲稿《布隆贝格逻辑学》以及《斐利比逻辑学》中有对判断形式划分的讨论。相比对判断形式的划分，康德在该时期对范畴等形而上学概念的讨论更加频繁。早期文献中康德提及判断形式时，也多是和范畴等形而上学概念同时讨论，比如《百科全书讲座》以及《波利茨形而上学》中判断表与范畴表同时出现的情况。他们由此推论，从现有材料出发，是有可能由康德对各形而上学概念的临时列举推进到范畴表的产生的，但仅仅由早期逻辑学讲稿中对判断分类的颇为偶然的表达，却无法推论出判断表的产生。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康德对范畴的处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判断表则几乎是通过当时康德提出的和范畴的平行结构而突然产生的，并以此推断康德的判断表是建立在范畴表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观点的核心论据有两个：一是认为，早期逻辑学讲稿《布隆贝格逻辑学》以及《斐利比逻辑学》中对判断种类的划分，仅是对传统逻辑学中判断种类划分的效仿，与《纯粹理性批判》中有着鲜明的先验性特征的最终版判断表之间差异明显，前者对于后者的形成显然无法构成明显影响；二是认为，在上述两部逻辑学讲稿至《百科全书讲座》《形而上学讲座》等讲稿之间的这段时间，康德讨论更多的是与范畴密切相关的形而上学概念，那么直到在《百科全书讲座》《形而上学讲座》等讲稿中判断表与范畴表早期形态同时出现，康德早期逻辑学讲稿中对判断种类的划分到判断表的成形之间明显缺失了关键的环节。
如果仅从上述学者所掌握的文本材料来看，这两个论据的合理性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随着我对康德沉默时期讲稿、手稿等材料的整理研究，尤其是在1775年左右的《杜伊斯堡遗稿》中，我看到了康德在该时期手稿中留下的有关判断形式的深入讨论。在这部分讨论中，康德就判断形式构造出某种新的结构，并确立了判断形式与形而上学概念之间的平行关系等。由此，由于新的文本材料的出现，前述学者所提出的两个论据的合理性就变得相当可疑了。首先，既然早期逻辑学讲稿中对判断种类的划分与《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既成的判断表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中间环节，那么或许可以从早期逻辑学讲稿中的某些思想变化寻找到康德构建判断表的最初动机。其次，《杜伊斯堡遗稿》中有关康德对判断结构的讨论，填补了早期逻辑学讲稿与《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之间在思想上的断裂，从而能够完整地反映出康德从判断分类到判断结构到判断表的思想演进过程。最后，如果我能依据上述各文献推论出判断表产生的可能过程，那么该形成过程相比前面学者所提到的，由各形而上学概念的临时列举推进到范畴表的这种过程，无论在所涉及文献的时间跨度上，还是思想线索的文本可靠性上都更具说服力。如此，我将借助康德早期逻辑学讲稿、《杜伊斯堡遗稿》等文献，尝试构建判断表思想的逐步形成过程，以及该思想形成的主要动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