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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主义又称新都市主义(NewUrbanism)。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城市郊区无序蔓延所带来的城市问题，主张通过塑造具有城镇生活氛围和紧凑的社区，取代郊区蔓延式的发展，形成一个新的城市规划及设计理论。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随着城市急速扩大，建造了大量州际公路，沿近郊发展建造了许多低密度平房，小汽车成为城市主要交通工具，使美国城市的内城遭受破坏，也出现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等城市病现象，城市居民邻里观念逐渐淡薄。为了减少城市对汽车的依赖，创造宜居和休闲式街区环境，1980年起为了解决治理好这些城市病，随之诞生了新城市主义理论学说。例如：安德雷斯·杜安尼(Andres Duany)与伊丽莎白·普拉特·赞伯克(Elizabeth Plater Zyber)提出传统邻里区开发(Traditiona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简称TND），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倡导公共交通导向开发(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TOD)。这些理念统称新城市主义。一方面是城市不断地向低密度、功能单一化的郊区蔓延扩张，另一方面是人们对郊区的阳光、空气的憧憬和对美好居住环境的向往，更多的人迁向郊区。几十年后，郊区化的发展开始面临挑战，这种不受节制的战后郊区化蔓延带来了众多的矛盾。
(1)社会隔离、公共空间缺乏、邻里关系淡薄等社会问题，使人与人之间难以形成认同感和安全感，社区的概念和形式逐渐淡化。
(2)由于能源消耗、距离加长和道路拥堵等交通问题，人们用于交通上的时间增加，开支增加，环境和交通的负担不断加剧。
(3)占用土地资源、农业用地和开敞空间等生态问题，郊区化的发展导致自然空间被大量破坏。郊区低密度的发展及城市空间的整体性又不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城市结构的变化、商业区的衰败和城市的中心区的没落等空心问题，给城市的中心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由于郊区化发展的瓶颈和城市中心区更新的失败，开始寻求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新城市主义思想便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
美国新城市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于90年代。新城市主义诞生既解决了治理杂乱无序的城市病，同时又改善了邻里关系，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维护城市地区的健康发展。
皮特·卡尔斯卜(Peter·Calthorpe)先生作为美国“新城市主义协会”（简称CUN)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自1939年以来，为新城市主义理论及方法的推广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将新城市主义的理论用于企业实践项目。1993年10月，新城市主义大会(Congress for the New Urbanism,简称CNU)召开，这是第一次全面的、完整的、有组织的全国运动。这次大会标志着新城市主义理论的形成以及一个制度化设计运动的开始。1996年，在第四届大会上，200多名代表以及当时的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部长亨瑞(HenryCisneros)共同签署了大会的纲领性文件《新城市主义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新城市主义宪章》分为27节，从区域、邻里和建筑三个层面阐述了其理论观点，涵盖了从城市区域到社区组织、从分区到邻里、从街道到建筑的各个层次的规划和设计原则。这些原则看似平和而朴素，也不像其他全新的现代主义，但这些原则就是在追求城市快速发展和变化时必须牢记的。
新城市主义大会在美国不同城市每年举行一次，目前覆盖了20个国家和49个州3100多名会员。从一个仅有少数建筑师的团队发展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和涵盖许多社会阶层的机构，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美国的一些知名建筑和规划院校，已把新城市主义的思想引入到课程教学及设计训练之中。新城市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要分为三个领域：区域规划和生态可持续发展、郊区设计理论和实践、旧城改造。新城市主义的项目也紧紧围绕这三个领域，尤其在城镇层面和邻里社区尺度上做了大量的设计实践，逐渐影响着美国的城市和郊区。如今，新城市主义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美国本土，CNU吸收了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等国的人士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组织。在新城市主义的方法中，由安德烈斯·杜安妮和伊丽莎白·普拉赞伯克夫妇(DPZ)提出的“以传统邻里为导向的开发模式”(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TND)和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提出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是新城市主义规划思想的典型代表。TND关注城镇的街区社区层面，TOD则更关注大的城市区域层面，但在新城市主义的规划实践中，二者也往往是组合使用的。
目前，新城市主义在国外处于稳定发展阶段，但在我国，还处于一个消化吸收和摸索前进的阶段。新城市主义在西方国家已是较为成熟科学的理论，也成功用于城市改造更新的实践，但在中国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符合中国的实际。我国目前最大的国情表现在：土地供应不足，人口密度大，生态环境较差。这是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国情差别，新城市主义理论在我国运用应围绕国情，采用“扬弃”的方式继承和发展，更好满足我国城市发展的需要。同济大学曹杰勇对新城市主义理论做了解读，并对其在中国的应用做了探索。天津大学滕夙宏博士论述了新城市主义如何指导中国宜居性住区的实践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策略。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我国有关新城市主义的实践也逐渐兴起，例如深圳万科四季花城、天津万科水晶城把新城市主义的概念引入房地产开发的视野，这些住宅小区采用了新城市主义的设计理念，在设计理念上体现了人性化的尺度、浓厚的邻里氛围和多样便捷的社区功能。
从人类对居住的追求，社会对居住环境、社会关系和生态环境的要求来看，西方目前发展的过程中，依然有许多因素是具有共性的是值得老旧住宅小区更新借鉴的。它们对老旧住宅小区更新的启示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高密度与低密度相结合的组群新城市主义开发模式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情况。城市郊区高档别墅区越建越多，占用了大量的土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新城市主义提倡保持一定强度的开发，适度加强老旧小区的改造，已能满足我国目前最为迫切的需要。
(2)新城市主义倡导的留出部分开发用地，不加开发保持自然生态的做法符合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如何保持城市发展，做好老旧住宅小区的更新，减少大规模拆除，保护生态环境，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新城市主义提倡建立社区中央生态绿地，让所有住户共享自然资源。
(3)新城市主义所提倡的强化步行概念符合当前老旧小区更新的绿色和低碳出行要求。新城市主义要求在工作、空间与商业空间之间通过人行道建立联系网络，实现居民通过步行到达社区内任何一个功能空间。通过步行可在社区内完成活动，有利于节约汽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
(4)新城市主义社区在不进行重复建设的情况下，在内部设立中心区，涵盖办公楼空间、商业空间和交通枢纽，形成一个相对的社区，符合我国社区建设的要求。老旧住宅小区具有稳定的社区环境，适度更新后在社区内可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自给自足，不但能够提供就业机会，而且可以减少老旧住宅小区对城市的依赖，节省交通资源，实现社区与城市有机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