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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榕刚刚走进大同中学不久，北京城就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那是在1935年12月9日，北京城大、中学生及爱国民主人士数千人走上街头游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并吞华北的阴谋，抗议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这次运动，不仅让中国人民认清了日本强盗侵略者的真实嘴脸，更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激发了国人一致对日抗战的决心。
眼看着身边许多学生高喊“打倒日本狗”“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和“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他们散发传单、上街游行，最后遭到军警的围捕。对外面世界还懵懵懂懂的郑榕，也第一次领略了自己所置身的社会那近乎残酷的真实生活。
那天早上，和每天一样，已是中学生的郑榕吃完早饭，就去上学。不想刚刚走出家门不远，就看到一排排军警已在学校门口站满。一派阴森的气氛中，只见林立的军警队伍里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警察们更是如临大敌般个个笔管条直、神情紧张，一动不动地盯着学校大门口。
从小就被关在大铁门里几乎与外面世界隔绝的郑榕何曾见过这样的“阵势”。惊讶之中，他更感到了恐惧。而走进学校大门看到的情景，更让他在惊呆和恐惧中受到了震动。校园里早已站满了学生，他们个个情绪激昂，手里高举着标语，衣兜和书包里塞满了传单。不承想再回过头来时，学校的大门已经被门外的军警关严了。于是，几个领头的学生隔着学校大门轮番向外面的军警喊话。高举着标语的同学们簇拥着向大门奔去，无奈大门已经被军警封住，任你学生怎样喊话，怎样冲挤，都始终无法走出被军警们牢牢封住的大门。
一心要上街游行的大同中学学生就这样被困在了学校里。眼看着过了中午，里面的学生都饿着肚子，外面的军警依然把着学校大门。从来没受过如此“待遇”的郑榕经历了一阵难熬的饥饿后，终于觉得实在受不了了，便找到哥哥。于是兄弟俩一起跑到和自己家一墙之隔的学校操场，冲着墙那边就喊了起来。
很快，墙那边的母亲听到了喊声，她立刻派人给墙头搭上了梯子。随着郑榕和哥哥翻过墙头，后边也跟着上来了同学，于是很多同学都跟着翻过墙头，终于冲出了被困了大半天的学校。这段经历，后来郑榕先生曾有如下回忆：
宋哲元一早派兵把住了校门，把我们锁在学校里边一天，到了下午，我实在饿极了，就隔着操场的墙喊家里来救我们。我们家临近学校操场后院，家里就派人搭上梯子，把我们接回家去吃饭。这时，大批手里拿着标语和传单的学生像过云梯一样争先恐后地从梯子上跨过去，潮水般地借着这条路冲出了我家的大门。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对于刚刚来到外面世界的中学生郑榕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和震动。虽然他觉得那些举标语发传单的学生深不可测，但他心里很敬佩他们，正是他们让他认识到了外面的世界，懂得了爱国抗日的道理。这是走进大同中学的郑榕对外面世界接触到的第一个“重大”事件。
虽然已经成为一名中学生，他却对学校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不管是五花八门的各类学习，还是课下同学们之间的热烈交谈，他都因感到陌生和胆怯而无法与大家融在一起。至于以前家塾里从没有上过的体育和音乐课，就更是一窍不通了。为这，郑榕没少遭到同学们的嘲笑，他也感到很伤自尊，甚至有时会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虽然如此，但命运赋予中学生郑榕的，似乎并不都是自卑与烦恼。语文就是他最喜欢的课，他喜欢听语文老师讲解文学作品，也喜欢回答老师的提问。当然最高兴的，还是语文老师让他在课堂上当众为同学们朗读课文。这个时候的郑榕，没有自卑，更没有畏惧，而是通篇流利地把课文朗读完毕。为此，他没少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不仅总是夸他口齿清楚，而且总是让他在班上朗读课文，尤其是有外面来人听课时，更是喜欢让郑榕出面朗读课文。这也是初到外面世界，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和畏惧的中学生郑榕唯一快乐的事。
因为朗读课文口齿清楚流利，很少在同学面前“显赫”的郑榕也得到了登台演剧的机会。虽然排练了半天最后只得到了一个没有一句台词的“旦角”角色，但却是后来成为表演艺术家的郑榕几十年表演艺术生涯的开端。
那时大同中学每年都要举办两次演出活动，是租青年会的剧场，一般是白天演话剧和小节目，晚上唱京戏。当时高年级学生排练《五奎桥》和《梅宝》等话剧。郑榕班里排了一个独幕剧《刘三爷》，叫郑榕演刘三爷。等到排出后又说他不像老头，结果没被通过。后来临时改演《请医》，让他扮演病人的妻子，穿了件花旗袍，打了一脸白粉，虽说只是男扮女装演了个“旦角”，又没有一句台词，但这是郑榕首次登上舞台。
北京古都浓郁的文化风韵，一二·九运动的风暴，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这一切一切，都深深吸引着刚刚走出天津租界地“大宅子”的懵懂少年。然而战争的爆发，又让中学生郑榕的生活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