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来到天津租界的“大宅子”

1924年秋，在济南烟酒税务局做办事员的郑士钰丢掉了工作，生活一时无着。无奈之下，郑士钰决定携妻子郭韵清与两个年幼的儿子郑庆桐、郑庆榕（即郑榕）投奔居住在天津的大哥郑士琦。此时，刚刚出生几个月的郑榕还在母亲怀抱的襁褓之中。

郑士琦虽是个下野的军阀，却因其超凡的经历而积攒下了不菲的资财。因此，对于他那座已经住上了自己一家，还有三弟、四弟和妹妹几家人的庞大住宅来说，再收留从济南投奔而来的小弟郑士钰一家四口，不过就是在他那一片众多的洋房中减少一座空房而已。

从此以后，郑士钰就和他的几个哥哥姐姐一样，再没有出去工作，带着他的妻儿一直住在大哥家里。虽然是过着寄居的日子，但生活富庶，衣食无忧。

郑士琦的“大宅子”是坐落在天津法租界三十二号路的一处洋楼。在当时洋房林立、街道整洁的天津外国租界地，郑士琦的那所由多座小洋楼组成的“大宅子”不仅豪华漂亮，而且面积庞大，几乎占据了三十二号路整整一条街。因而即便是在地处官僚买办、旧军阀集中居住的天津租界地，郑士琦气派的“大宅子”也让周边的富人“望而却步”。

当然，对于阅历丰富的下野军阀郑士琦来说，他的雄厚资财还远不止此。除了在济南等地办的几家银号外，他还有存在好几处大银行的一百多万大洋，从而“汇成”了郑士琦滚滚不断的经济来源。因此，尽管后来几家银号或是因经理卷款潜逃，或是因股东打官司而烧去了不少钱财，但都没有让三十二号路这处“大宅子”褪去光环。每天仍是郑家的几辆汽车和洋车（三轮）随着郑宅“大宅子”的开启出出入入，来往于郑家的官僚、银行家、律师等各色人物仍是络绎不绝。至于“大宅子”里，则更是丫鬟仆人簇拥。伴随着富态威严的男主人和珠光宝气的女眷们的，是回荡在“大宅子”里阵阵的麻将牌声和缭绕的鸦片烟雾。

刚刚出生几个月的郑榕，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慢慢长大。几年后，郑榕4岁了，家中也先后添了弟弟郑庆枢和妹妹郑煜华。不幸的是，这一年父亲郑士钰因病去世了。从此，母亲一人带着他们兄妹四人，继续住在大伯父家里。虽然仍是生活富庶、衣食无忧，但毕竟是“寄居”生活，郑榕在“大宅子”里度过的童年并不快乐。

长大成人后，郑榕称自己小时候是“被寄养在这个当官的大伯父家”，并称童年的自己曾“苦闷压抑”。因此，提起童年的生活，郑榕先生回忆说：“我4岁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寄居在大伯父家里。大伯父是一个下野的军阀，在天津租界的洋楼里过着高级华人的生活。记得大伯父家那座高高“大宅子”里的洋房占了整整一条街，家里还有四辆汽车和两辆洋车。此外，还有许多仆人，从管事的，到厨师、老妈子和干杂活的，上上下下，男男女女，总共有二十多人。我小时候在家里见得最多的就是鸦片烟和麻将牌。说起来，在大伯父家的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但都知道旧社会有句俗话叫‘吃人家的饭，看人家的脸’。所以，虽然母亲带着我们在大伯家的物质生活不错，但精神上是苦闷压抑的。” bRx+Ja2CLSiFcR7vr5nd+MgHlL3a4d6PwcfH0ykaP0oEqUga+KYgh9yorUCQB4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