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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1941年。夏末的一天，一个从前在天津大铁门里干过差事的人突然找到郑榕的母亲，见了面就急匆匆地说，他在日本宪兵队看到了她的大儿子郑庆桐的名字。虽然心里很明白，这个曾经的郑家仆人是在吓唬她，不过就是想讹诈一些钱，但是母亲仍然很害怕，更何况她知道自己的大儿子确实参加了抗日活动。于是想都没想，母亲就连夜带着孩子们逃离了天津。
一别三年，一家人又回到了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北京城。在东城交道口头条二十五号安顿下来后，郑榕考进了由美国长老会办的崇实中学，在这所当时还有美国人教课的学校里，郑榕开始了高中二年级的学习。
重新迈入学校大门，走进课堂学习的那一刻，郑榕不由心中一阵感慨。他想起几年前在大同中学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情景，也想起了在天津为班里同学演出的《最后一计》，还有在天津女子青年会的排练。这一切一切，让17岁的中学生郑榕的心中又燃起一股登台表演的欲望。
回到北京后不久，郑榕有机会看了一场当时的北京剧社演出的话剧《日出》。这场演出，不仅深深吸引了郑榕，更唤起了在他心中埋藏许久的演剧梦想，他从心底里佩服剧社那些演员的表演，更渴望有朝一日自己也像他们那样在舞台上展示风采。
在北京上高中的郑榕
其实早在大同中学首登舞台在话剧《请医》中扮演病人的妻子时，郑榕就对自己的表演有了信心，虽说他在剧中只是男扮女装演了个太太，又没有一句台词，他却在心底里更坚定了对话剧表演的热爱。看了这场北京剧社演出的话剧《日出》后，更是唤醒了他的演剧梦想。他只觉得剧中的很多角色都演得非常好，演员们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是那样鲜明，那样生动。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令他终生难忘。
他还觉得，这些演员的表演没有一般化，他们能把人物演得很火，很深。比如懒散无神的潘经理幕后却进行着一场尔虞我诈的残酷争杀，孤芳自赏的胡四一张口竟那样粗俗丑陋。他更没想到，舞台上的人物形象是经过显微镜透视，比生活中见到的更为夸张，更为鲜明。演员是怎么“变成”另一个人的呢？他感到惊奇，也无比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