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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的炮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北京城。大伯父想到侄儿一家沦陷在日本人魔爪之下，立刻派人给住在北京的郭氏母子发了一封电报，叫他们立即返回天津租界。
接到电报的母亲有些惊慌，顾不上收拾家中的行李和家具，只简单打点一下就匆匆忙忙带着郑榕兄妹回到了天津。在大伯父的安排下，租界地里的生活虽然仍是衣食无忧，但成为中学生的郑榕已经开始懂事了。他没有想到，在国土沦丧、民族危机的时刻，天津租界里却处处是奢靡腐化的堕落生活。
大街上依然繁华，汉奸、流氓打手更是耀武扬威、招摇撞骗……学校里的风气也非常不好，经常是打架斗殴，一片混乱，没有一丝抗日爱国的激情。经历了北京一二·九运动的郑榕，不由心中升起悲愤和忧伤，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不知亡国之耻。他更不知，自己心中激起的抗日热情去向谁倾诉。
所幸的是，他还能够看上一些电影，特别是能够看上不少当时正处于美国好莱坞鼎盛时期的影片，这对于正在上中学的郑榕来说，不仅弥补了空虚苦闷的生活，更为他日后从事的表演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卢沟桥的炮火中，郑榕从恬静的梦境中惊醒。虽然大伯父用电报把他们一家召回了天津避难。但郑榕却深深感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处处霉菌丛生、更加动乱的天津。他看到，一些奸商囤积居奇，一夜间就成了暴发户。租界内虽是一片灯红酒绿，但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掩埋在最底层之下的一种表面的繁华景象。更为可怕的是那些诱人堕落的、看不见的陷阱已遍布四周。
在天津上高中的郑榕（后排右起第8人）
郑榕的同学中，就有几个家中不是官僚、汉奸，就是暴发户的。他学校的校长就是一个军阀。同学们经常看见那位军阀校长穿着缎子袍褂，坐着锃亮的包车，还有一个保镖跟在车后推着跑。
有这样的校长，校园里的“军阀混战”之风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天，学校里发生了两派夺权。郑榕只看见那座楼里的教室每个窗户后面都站着手持棍棒的人。只是片刻之间，所有窗户的玻璃就都被打碎了，紧接着，书桌椅子又从楼上的窗户往外扔了出来。郑榕只觉得当时的场面是那样恐怖，令人不寒而栗，全然没有了校园里读书学习的美好场景。
这个时期，少年郑榕已逐渐成长为青年。刚刚从封闭的家庭走向社会，他的心中，还怀有对社会的陌生和畏惧，这反而在不知不觉中，为身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郑榕筑起了一层无形的保护伞。
他从不走进光怪陆离、充满靡靡之音的舞厅，也不踏进奢侈污秽、醉拳声声的酒楼半步，打群架、耍流氓的事更是跟他不沾边。一天天长大的少年郑榕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电影。
像好莱坞文艺片《钟楼怪人》《悲惨世界》等，还有些进步影片如《北极星》、长动画片《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郑榕不仅被这些好莱坞电影深深吸引，更为那些表演大师如查理·劳顿、劳伦斯·奥利佛等创造的许多不同的鲜明形象惊叹不已，当然也为那一片童心的动画片里的小动物流过眼泪。
那个时期的郑榕还没有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因此，从另一方面看，这个时期观看了众多的好莱坞影片，更弥补了他在文学上的无知和奠定了他对表演艺术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