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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历史，虽多懵昧难考，然即周、秦以来之书，推究上古社会之状况，亦往往有端绪可寻。盖自草昧社会进而至于开明，其中阶级甚多，必经若干年岁之蜕化，始渐即于完成。而后来社会之语言、文字、思想、制度，亦必仍有前此之迹象，蝉联寓伏于其中。由后推前，不难见其经过之迹也。今世学者研究社会制度，病其拘牵束缚，欲一切破坏，以求其理想中廓然大公之境，实则草昧社会本无后来一切制度，而人类之思想，所以必构造此拘束人生自由之具，相沿至于数千年者，要必有其不得已之故。此非研究上古历史，无以明其由来也。
上古之社会无所谓家族也。人类之生，同于禽兽，男女无别，亦无名称。
《说文》：“男，丈夫也，从田力，言男子力于田也。”龟甲古文男字作
，钟鼎文作
。据此可知男女之别，起于农业既兴之后。渔牧时代，男女群行，初无分别，至后服田力穑，则为男子专职。女子家居，席地作事，别有所持。是皆可以文字推求其原始者也。
至于伏羲之时，始有夫妇之制。
《白虎通》：“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詓詓，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
其源创制之始，必以人类男女之欲，不可漫无禁制。不立夫妇之制，则淫污争夺，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以后世婚礼推之，即知其制之出于不得已矣。
《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上古婚礼未备，以女子为一国所共有，故民知母不知父。且当时之民，非惟以女子为一国所共有也，且有劫夺妇女之风。凡战胜他族，必系累妇女，以备嫔嫱，故取女必于异部。而妇女亦与奴婢相同。其始也，盛行一妻多夫之制，及男权日昌，使女子终身事一夫，故一妻多夫之制革，而一夫多妻之制，仍属盛行。伏羲之世，虑劫略之易于造乱，乃创为俪皮之礼，定夫妇之道。而女娲亦佐伏羲定婚礼，并置女媒。然俪皮之礼，即买卖妇女之俗也。故视妇女为财产之一。后世婚姻行纳采、纳吉、问名、纳徵、请期、亲迎六礼，纳采、纳吉皆奠雁，而纳徵则用玄
束帛，所以沿买卖妇女之俗也。而亲迎必以昏者，则古代劫略妇女，必乘妇女之不备，且使之不知为谁何，故必以昏时。”
按刘氏之说，大致可以证明婚姻制度因乱交而起，至以聘礼为买卖，则有未当。古者相见必执贽，或执羔，或执雁；国家聘使，则以玉帛；所以表示敬礼，不得谓之买卖也。婚姻之道，男下女，女从男，故男子以其所有赠遗于女氏，游猎之民所有者惟兽皮，爰以此为赠品。后世相沿，则委禽焉。非恶俗也。
伏羲之时，渔猎之时代也。家族等名起于猎。
《说文》：“家，居也。从宀，豭省声。”古文“家”从古文“豕”。
按豕为家畜。屋下覆豕，实为私产之起源。有私家之观念，于是有私产之制度。“家”字虽未必起于伏羲之时，然后世造字之观念，必根于前人之思想，可断言也。
《说文》：“族，矢缝也。束之族族也。从
从矢。
所以标众，众矢之所集。”
按族之本义为矢族，后衍为亲族之谊。其字亦必不起于伏羲之时，然族之所以为亲族者，大抵因血统相近。部落相邻之人，同事畋猎，或相争夺，于是各树旗帜，以供识别。凡在一旗帜之下者，即为一族。故古之分族，犹满洲之分旗也。
财产之制起于渔。
《说文》：“贝，海介虫也……古者货贝而宝龟。”
按所谓古者，未知何时。而以贝为货，必起于渔。“货”“财”等字皆从“贝”，知人之私财，由渔得贝，矜为奇宝而起。人类之有私心，其来固以久矣。降而至于神农之世，由渔猎进而为农田，人有定居，益爱护其私产。
《说文》：“里，居也，从田从土。”段玉裁曰：“有田有土，而可居矣。”
按游牧之民无定居，农业之民则有定居。有定居，则爱护私产之念益深，此定理也。由田土而有疆界。
《说文》：“畕，比田也。”“疆，界也，从畕，三其界画也。”
按“疆”起于田土之界，后世引申为国家郡邑之疆界。据此，是有田土即有此疆尔界之意。渔猎之时，无界限也。由居宅而有公私。
《韩非子·五蠹篇》：“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私谓之公。”
按“自环”者，人私其居，筑为垣墉，以自围匝也。字起于仓颉，而人之有私意，必在仓颉之先。又按后世以私为厶，而稼字从禾，家声；穑字从禾，啬声。可见农业之人，各私其家，务为吝啬，胜于他业矣。《说文》：“啬，爱
也。”田夫谓之啬夫，盖田夫多务盖藏，不肯以所得公之于人也。种谷作酒，宴其部族，而酋长尊属，遂由之起。
《说文》：“酋，绎酒也。”“尊，酒器也。”
按酋长等义，皆引申之义。是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原其所以私田产而分尊卑，要亦以人类彼此争攘，无有餍足，非各谋自卫，有家族之组织，不能免祸而争存也。
人类有私必有争，有争而私心愈炽。有圣哲出，或因其私而严为限制，或因其争而别谋变通。故家族之制，相沿不废，而商市井田之制，则因争因私而谋所以调剂之者也。日中为市始于神农。盖由私有之物，不能供其所需，故必甲以私有之物，易乙丙私有之物，而后欲望始平。《易》称“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者，即各得其私心之所需也。然提挈负戴之物，可持以入市交易者，有市易以厌其欲，而田土家屋之不可持以为市者，犹时有多寡、肥瘠、遗传、继续、侵占无主之争，无善法以处之，则生人贼杀斗争之祸未已也。浸淫至于黄帝之时，于是以田土为公有，而井田之法起焉。
《通典》：“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同，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有无相货，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
按井田之始，专为塞争，亦犹市易之使人各得其所也。土地所有权虽属于公而不得私，而八家各遂其私，是实限制私产之意，特求私产之平均耳。《通典》所言十利虽详，而授受之法，初未陈述。疑黄帝时仅肇其端，亦未遍行于各地。历唐、虞、夏、商而至周，始详制其授受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