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他的军事谋略思想、军事地利思想和军事心理学思想等，下面就逐一加以分析。

首先，《孙子兵法》的中心思想是力求以智谋取胜，它充分体现在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孙子兵法》在开头就说过“兵者，国之大事”这样的话，还说过“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武将战争视为关系到军民生死，甚至是国家存亡的大事而加以研究的。这样的说法几乎是贯穿着整个《孙子兵法》的，如《火攻》中的“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九变》中的“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等。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孙武对战争抱以慎重的态度。《孙子兵法》中还有作战方针、作战形式、作战指导等一系列的作战原则，其中也都体现了军事谋略思想。在作战方针上，孙武主张进攻速胜，强调“兵贵胜，不贵久”（《作战》），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战》）。在具体的作战方法上，孙武主张要准备充分，“先胜而后求战”（《形篇》）。要“并气积力”（《九地》）、“并力、料敌，取人”（《行军》）、“并敌一向”（《九地》）。在作战的形式上，孙武主张在野外机动作战，把“伐兵”放在“攻城”的前面，把“攻城”当作是下策，认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伐兵”就是以军队为作战目标，而不以城堡或要塞为作战目标。当时笨拙的车战已经让位于徒步，而《孙子兵法》主张的“勿击堂堂之陈（阵）”（《军争》）也正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新要求。在野外机动作战中打败敌人，就要善于调动敌人，孙武将调动敌人的办法称为“动敌”。《势篇》记载说：“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在军队建设的问题上，孙武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企图革新军制的要求。而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将帅和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在治军上，孙武主张文武兼施、刑赏并重。《孙子兵法》在战争中“令民与上同意”（《计篇》）的要求反映了“上下同欲”（《谋攻》）的理论思想。“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中的“文”就是怀柔和重赏，“武”就是强迫和严刑。至于《地形》篇中的“视卒若爱子”的目的是要使士兵们拼死作战。《孙子兵法》中的这些治军原则是当时社会上地主阶级与贫苦劳动阶级的关系在治军思想上的反映，这与奴隶主的野蛮和残酷相比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是在军队内部也毕竟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在这样的大矛盾下，孙武所谓“爱卒”和“善俘”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此外，《孙子兵法》十分重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选拔将帅的标准。自商周以来，军队就控制在王室和诸侯国君的手里，军队的将帅都是宗族或家族的成员。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奴隶主贵族的没落，各国开始实行官吏任免制度，世卿世禄的制度逐步被废弃。其中官吏的一个来源就是立有军功的庶人工商阶层，这就突破了少数奴隶主家族垄断官职的现象：《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建军思想正是适应了这个历史趋势。选拔将帅的五个标准就是“智”、“信”、“仁”、“勇”、“严”（《计篇》）。这五个标准是与世卿世禄、论资排辈的奴隶主阶级的选将标准相对的，对促进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五个标准也是孙武思考治军问题的着眼点。《孙子兵法》中关于训练等各方面的论述都是这五个标准的发挥和阐释。

其次，《孙子兵法》的军事地利思想。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有《九变》、《行军》、《地形》和《九地》四篇，这四篇是专门论述军事地形和军事地理的。其他的篇章也涉及到了地形和地理的问题。如《军争》中说道：“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孙子对地形和地理的重视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孙武说的“地形”与现代军事术语中的“地形”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这里将地形和地理统称为“地利”。

《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思想中，“地利”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孙武主张不具备“地利”的“攻城之法”是不得已的，是兵家的下策。孙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已经成为了兵家的代表性理论。孙武还强调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即用兵必因地形而制胜。指挥战争的人如果能“知天知地”，就能“胜乃不穷”。孙武将地形加以区分，分为通、挂、支，隘、险、远六种类型；在《九地》中，又将其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九种类型。前者属于战场的自然地理，后者属于预想战场的地理形势。用现代军事术语来区分的话，前者就属于军事地形学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军事地理学的范畴。古今中外，因不了解战场的地理形势而失败的案例数不胜数。可见，《孙子兵法》关于“地利”的思想对现代战争也具有现实意义。

再次，《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贯穿于《孙子兵法》的全书之中。它既是对前人和当时战争经验的一个总结，也对人们探讨敌我双方心理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将帅的修养上，将帅的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很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九变》中指出：为将者，有五种危险的性格和气质：一戒有勇无谋，只知死拼；二戒临阵畏怯，贪生怕死；三戒急躁易怒，一触即跳；四戒廉洁好名，过于自尊；五戒过分溺爱部下。《火攻》中告诫将帅“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种“攻心”的战略也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因素。因此，古今的军事家都十分重视指挥员的品德修养和气质性格，有的将领为了克服脾气暴躁的弱点，还专门把“制怒”的匾额悬于厅堂或卧室，以便自己慎思省悟。毕竟在战争上，有很多想象不到的复杂战况，沉着冷静的指挥员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里所说的沉着冷静绝对不是优柔寡断。沉着冷静不是目的，目的是稳定情绪，自由地运用思维能力迅速果断地做出正确的战略决定。

《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还表现在敌我双方在争夺战争主动权的问题上，孙武提出了“治气”和“治心”的主张。《孙子兵法》解释说：“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军争》）敌军“士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队初战的时候，这时士气比较旺盛；第二个阶段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士兵们逐渐产生了倦怠的情绪；第三个阶段是战争的后期，这时的士卒会气竭思归。因此善于用兵的人总是能避开敌人的锐气。在作战的过程中，夺敌士气和鼓己士气是将帅需要注意的问题。古人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有很多，有些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是“治心”，即夺心，也叫攻心。“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清人赵藩写在成都武侯祠诸葛殿前的一副对联。《军事》篇中说将军可以动摇其决心。《孙子兵法》解释道：“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意思是说，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恐慌，这是治理军心的有效方法。《十一家注孙子·军争》注中也提到“心者，将之所主也”；“怒之令愤，挠之令乱，间之令疏，卑之令骄，则彼之心可夺也”，意思是说，作战决心是将帅用兵的主导思想，用气恼敌将的方法可以离间人心，使敌营上下互不信任。孔明提出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是对孙武“上兵伐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诸葛亮的七纵七擒，收服孟获的事例也堪称攻心的典范。夺心，意在乱谋。将帅的决心来自于正确的判断，而将帅的判断又常会受到心理活动和认知习惯的制约，如先入为主、常见不疑、循规见常等。而认知习惯常被敌方当成“夺心”的重点。

《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还体现在战斗的行动过程中，一个人的行动常常会反映出他的心理状态。如“散地（诸侯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地区）则无战”（《九地》），即在散地上不宜作战，因为散地处于本国，士兵离家很近，进无必死之心，退有投归之处，打起仗来，自然就容易逃散，所以不宜进攻敌人。再比如“轻地（进入别人国境不深的地区）则无止”（《九地》），意思是说在轻地上不宜停留，因为轻地离本国也很近，进入敌国又不深，士兵很恋家，所以难进易退，士兵会前进不止。“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九地》），意思是说，要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适应情况，伸缩进退的时候要掌握士卒的心理状态。综上所述，《孙子兵法》十分重视心理要素，从各种情况分析人物的心理状态，巧妙地出奇制胜，这些思想和做法能在两千多年前出现，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lyr9k7pLglqEvAC2AbtpzQNEfvdHLKSJtH7r4nOATFwd6tWoHpqY74FcwXwoMn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