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成书

《孙子兵法》，也被称为《孙子》、《吴孙子兵法》，成书于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是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

在西汉中期以前，《孙子兵法》十三篇是独立又完整的。《史记·孙武列传》中记载，吴王阖闾对孙武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汉简《孙子兵法》中两次提及“十三扁（篇）”，由此可见，《史记》中的记载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是，西汉末年刘向在《七录》中则称《孙子兵法》三卷。这里没说“十三篇”而说的是“三卷”，其原因可能是《孙子兵法》其书这时已经从简策变成了帛书。而晚于《史记》百余年的《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孙子兵法》82篇，图9卷。为此，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其《孙子叙录》中指出了《孙子兵法》的篇幅骤增的原因。他说，82篇中，除了孙武见阖闾前所作的13篇，其他的69篇都是孙武的佚文，这些佚文“其一为《问答》若干篇，既见阖闾所作，即诸传记所引遗文是也。一为《八阵图》，郑玄注《周礼》引之是也。一为《兵法杂占》。《太平御览》所引是也。外又有《牝牡八变阵图》、《战斗六甲兵法》，俱见《隋经籍志》。又有《三十二垒经》见《唐艺文志》”。毕以珣还从古籍中辑录到了其中的部分佚文，这些都收在他的《孙子叙录》中了。

军事家曹操恢复了《孙子兵法》的十三篇原型。曹操把13篇以外的69篇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它们在《隋书》和《新唐书》中都有著录，可能是在唐之后才失传的。唐朝诗人杜牧甚至认为，孙子的书原来就有十几万字，是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切”，最后提炼成6000多字的十三篇的。历史学家大都批驳杜牧的说法。毕以珣指出：“孙子十三篇者，出于手定，《史记》两称之，而杜牧以为魏武笔削所成，误矣。”但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宋朝梅尧臣、陈振孙、叶适等人竟然公开否认《孙子兵法》是孙武的著作。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与成书，自宋以来，人们就争论不已。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1、成书于春秋末，孙武著。汉朝司马迁在《史记》中、曹操在《孙子略解》中、明朝的宋濂在《诸子辨》中、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孙星衍在《孙子十家注序》中都持这种观点。

2、成书于春秋末，本于孙武，成于孙膑。这种说法是由明朝的吴兴松筠馆主人在其《孙子参同序》中提出的。陈启天在《孙子兵法校释》中也赞成这个观点，他提出：“武之兵法授之于膑，膑即据之撰十三篇。”

3、成书于春秋末，伍子胥著。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孙武就是伍子胥，孙膑是伍子胥的后代，清朝的牟庭在其《校正孙子》中提出这一观点。

4、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山林隐士所作。南宋的叶适在《习学记言》卷四十六《孙子》中认为《孙子兵法》是山林隐士所作。

5、成书于战国，非孙武所著。梅尧臣认为《孙子兵法》是“战国相倾之说”，不是孙武所著。清朝的全祖望等赞同此观点。

6、成书于战国，孙膑著，孙武与孙膑实为同一个人。我国学者钱穆和日本学者斋藤拙堂都赞同这个观点。今人金德建在其《古籍丛考·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考》中也认为《孙子兵法》的作者就是孙膑。

7、不得而知。南宋的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说道：“孙武事吴阖闾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清朝的姚际恒在其《古今伪书考》中也认为，孙武和《孙子兵法》“皆不可得而知”。黄云眉在其《古今伪书考补正》中说道：“孙武之有无其人虽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孙武书则固无可疑者。”

8、作者是孙武，但孙武不是田书的孙子，而是田无宇的长子田武子开，田乞和田书是其弟。今人田昌五在1992年山东临沂召开的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这个观点。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同时出土，这有力地证明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本书，《汉书·艺文志》将《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分别著录是有根据的。但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和成书问题仍然在争论之中。

明确记载《孙子兵法》作者与成书时间的是《史记》，从其记载的“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和“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中我们能够发现：《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他在前512年攻楚之前就已经成为了吴国的“将军”。关于孙武献书的时间，后汉赵晔撰《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明确记载是在阖闾三年，与他劝阻吴王攻郢是在同一年。这一时间与《史记》相互印证，应该是值得相信的。至于宋以来否定以上记载的理由大致有三个：一是《左传》等典籍中没有关于孙武的记载；二是春秋时期没有私家著书；三是春秋时期没有《孙子兵法》中所描述的那么大规模的战争。对此，其实我们也可以简要辨析一下：

首先，关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没有孙武事迹记载这个问题，明朝人宋濂在《诸子辨》中说：“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册；不然，则否。240年之间，大国者秦、楚，小国者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此外，先秦其他的典籍中有关于孙武的记载，如《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尉缭子·制谈篇》，《荀子·议兵篇》，《韩非子·五蠹篇》等，对此均有记载。因此，孙武确有其人，孙武确著有兵书。单单凭《左传》、《国语》断其有无，而置其他典籍于不顾是不妥当的做法。

其次，关于春秋末期有无私家著书的问题，罗根泽先生指出，战国前没有私家著书是后人考辨古书真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但是在春秋末期就已经有私学了，有私学就不能完全没有私人著述。比如邓析就曾经写成与官方“铸刑书”不同的《竹刑》。杜预注曰：“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曰《竹刑》。”又据《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中记载，邓析创办私学，“民之……学讼者不可胜数”，可知当时私学之兴盛。又载，“郑国多相悬（悬挂）以书者。子产令无悬书，邓析致（致送）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夹带）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这里的“书”也指邓析的《竹刑》。

再次，关于春秋时各国之间的战争没有《孙子兵法》中讲的那样宏大的问题，蓝永蔚先生在《〈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中做了考辨。晋国在前541年治兵于邾南，有简甲车4000乘，如果把韩氏、羊舌氏等10家9县包括在内的话，实际车数当有4900乘之多。前530年，楚灵王自称，仅陈、蔡、东、西不羹4个大县，“赋皆千乘”，总计已有4000乘。此外，《诗·鲁颂· 宫》中歌颂鲁僖公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之类的话。前484年，吴、鲁联合伐齐，仅获齐军革车就有800乘，甲首3000；前632年，城濮之战，晋车700乘大败楚师；前548年，郑子展、子产率车700乘伐陈。可见，各国的战车就如此之多，各国的总兵车数也应该在千乘以上。总而言之，《孙子兵法》中所反映的“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的军队规模和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样式，都符合春秋末期的实际情况。

但《孙子兵法》确实经过后人的整理，在整理过程中也许会有一些改动。如汉简本《孙子兵法·用间篇》中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之语；十一家注本《九地篇》中增“焚舟破釜”四字。这些情况都是在《孙子兵法》成书后出现的，不影响其成书于春秋末期的认定。

此外，关于《孙子兵法》成书的文化渊源和诞生国别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学界普遍认为，孙武见阖庐时，“十三篇”就已经成书了。而对《孙子兵法》诞生地却有很多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孙子兵法》固然受到了齐文化的影响，但其产生的土壤却是吴文化，《孙子兵法》诞生于吴国；一种观点认为，《孙子兵法》入吴前即已撰就，是孙武从齐带到吴国的，或者说《孙子兵法》草成于齐国，而诞生于吴国；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具体涉及《孙子兵法》作成的国别，而是“共同孕育”的。

首先，“吴国作成说”。最早持此说的是王卫平。罗世烈也在《〈孙子兵法〉与吴文化》一文中论证了《孙子兵法》产生于吴国的时代背景，他说道：“《孙子兵法》传说出于吴国也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可以说吴国的整个历史均同战争密切相关，是以武立国的一个典型。它起步即从学习中原先进的军事组织战略战术开始，接着靠武力征伐而纵横江淮夺取霸权，最终亦因军事失利而亡于比它还落后的越国。在这样一个尚武的国家创述军事理论经典，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刘亦冰在《〈孙子兵法〉与吴文化》一文中分析道：“《孙子》一书的酝酿和起草，不能离开吴国的特定环境，不能闭门造车，无视于吴国兵文化传统的特殊性，更不能泛泛而谈，草率成书”，而“其书的创作动机，是十分明确的，即是为了指导吴国的军事斗争”。徐同林认为：“《孙子兵法》之所以如此伟大辉煌，是因为它是包括吴文化在内华夏诸文化的结晶。如果说它植根于中原，萌芽于齐国，那它开花结果都是在吴国”，“然而，对孙子军事思想体系的诞生、完善产生重大影响的当推吴文化”。此外，还有很多当今的学者都对此说非常赞同。

其次，“齐国携入说”。孙开泰在《孙武与齐文化》一文中说，“孙武的成长，受齐文化的影响很深。他的《孙子兵法》主要完成于齐国，也可以说，《孙子兵法》是齐文化的产物”，“如果没有富于尚武传统的齐文化，就没有《孙子兵法》这样高水平的军事理论著作”。为此，他还详列了《孙子兵法》书中所反映的齐文化特点。黄朴民在其所著《孙子评传》一书中说道：“开放进取的社会政治环境，充满活力的文化特质，悠久博大的兵学传统，决定了孙武生于斯长于斯的齐国，成为无可争辩的军事家的摇篮”。陆允昌在《孙武研究新探》一书中说道：“《孙子兵法》完成于齐国，到吴国以后又进一步进行修改润色”，他还概括出了四条理由：一是《孙子兵法》是孙武继承了齐国兵学文化和兵学传统，二是《孙子兵法》吸收并发扬了齐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三是《孙子兵法》博采众家学说之长，而尤爱“阴阳说”和“五行说”，四是孙武处于“学在官府”的时代。

再次，“共同孕育说”。此说是于敬民和于建华首先提出的，他们二人认为《孙子兵法》的成书历经两个过程，孙武见吴王前已写成十三篇，“但这个十三篇是受齐文化影响而不是吴文化影响的十三篇。充其量只能是我们今天所见十三篇的原型”，而孙子身为吴将以后，在吴国历经了30多年的军事生活，“孙子体验和感受的是吴越文化”，因此，“孙子才写出了自己成熟的、并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十三篇”。文章还列出了十一处“带有浓厚的吴越文化色彩”的词语，以说明“《孙子兵法》源于齐文化，而善于吴越文化。也就是说，《孙子兵法》既不是单纯的齐文化产物，也不是单纯的吴越文化产物；既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也体现了吴越文化的特点”，“《孙子兵法》是齐文化与吴越文化的融合，齐文化与吴越文化共同孕育产生了《孙子兵法》”。

虽然关于《孙子兵法》的成书问题还有很多不同的见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说明了人们对伟大军事理论《孙子兵法》的强烈关注。 VOyExraU9Fhd+d+xoDRGVrA9ROk5DXVNmjCI58pcn5WjlrItGNSia9PHkJrqN5Q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