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载,诸子们的思想与孙子的军事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孙武的很多思想是借鉴诸子的思想的。例如,管仲在辅助齐桓公推行革新时由“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提出要“以人为本”;再如,子产由“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提出政策要“宽猛相济”;还如当时许多思想家强调的“富国强兵”的思想和治国方略,等等,这与当时出现的军事思想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管仲,即管子,姓管,名夷吾,字仲,谥号敬。当时齐桓公尊贤纳谏,所以不计一箭之仇而拜管仲为相,并尊称“仲父”。管仲辅佐齐桓公四十年的时间里,将一个原本贫穷动荡的齐国治理成了一个国富民强的春秋第一霸主。管仲在齐桓公的支持下,对齐国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其中孙武最感兴趣的就是管仲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管仲根据春秋时期各国的形势以及齐国的实际情况,从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上改革了当时的体制。他把齐国分为“国”和“鄙”,国都城郭之内叫作“国”,城郭以外称为“鄙”。又把“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从事工商业,免除徭役和兵役,集中发展经济;剩下的十五个实行“兵农合一”,平时耕种,闲时练兵,遇到战争的时候就立即集合成强大的军队。管仲的军事改革让齐国成为了军事上的头等强国,为接下来齐国称霸天下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后来,管仲辅佐桓公挑起“尊王攘夷”大旗,经过“九合诸侯”,最后终于“一匡天下”,成了天下的霸主。孙武家里就保存有完整的《管子》竹简抄本,孙武自幼已经读过了不下十遍,这些简书是史官对管仲思想和言行的真实记录,后来被广泛传抄,并加以整理辑录而成。《管子》的内容非常庞杂,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且以军事思想贯穿于始终。这是受到了当时周王室衰微,天下动荡,诸侯争雄的天下局势的影响。《管子》的主要军事思想大概分为五个方面,即富国强兵、寓兵于农、军政一体、先计后计以及以人为本。孙武不仅逐个篇章地对《管子》进行了细致而认真的研究,他还结合自己外出经历的心得体会,写了大量的笔记。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孙武的军事知识越来越丰富了。同时,他对军事理论的理解也更加深刻、灵活了。
此外,先秦很多思想家非常重视“法”和“术”,在确认了“法”和“术”的各自特点后也非常重视“势”。慎子说的“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显然是注重天道与人事的规律。《庄子》的《天下篇》写道:对于“古之道术”的内容,慎到等人“闻其风而悦之”,因此说他们能“齐万物为首”,故曰“应用于人事,就是一任人之自为,不欲‘化而使为我’”。因此可说“选则不偏,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齐万物以为首(道)”。这些可成为对慎子“天道,因则大,化则细”的解释。可见,慎子从“天道”出发,不仅言“法”,而且言“势”。韩非也曾经引述了慎到这样一段话:“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去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说:“由此观之,贤者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御贤者也。”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术”、“势”相结合的学说是对当时各个方面的思想的总结与提高。此外,韩非在“法”、“术”、“势”的学说中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即“法”通过与“理”相对照,与万物之所然相通,故“理定而后可得道”,“理定而物易割”。“术”通过与“名”相对照,在“循名而责实”中“操生杀之柄”,故“此人主之所执也”。“势”与“道”相对照成“自然之势”,故“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这些当时的思想都在《孙子兵法》中有所体现,比如《孙子兵法》中的“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者,求之于势”;“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等。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是与前人及同时代诸子百家思想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人的智慧。《孙子兵法》不愧为一部具有开放性和理论高度又极具生命力的思想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它才能在人类的军事发展史中,经得起时代和文化的考验。我国古代兵学家在其军事著作中征引《孙子兵法》文句的有《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淮南子》、《李卫公问对》、《虎铃经》、《潜夫论》、《百战奇略》等等。直接以《孙子兵法》指导战争的军事家有赵奢、韩信、孙膑、黥布等。后世学习《孙子兵法》的人数不胜数:秦末,项梁用《孙子兵法》教过项籍;汉初,汉武帝用《孙子兵法》教过霍去病。三国以后,曹操注《孙子兵法》,以后注家更多,吴有沈友,梁有孟氏,唐有杜牧等,宋有梅尧臣等10多家,元有潘衍翁,明有刘寅等50多家,清有汪淇等30多家。明代军事理论家茅元仪说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段评价充分说明了《孙子兵法》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