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晚年的陈寅恪与吴宓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里，为说明王国维1927年6月2日自沉昆明湖不是为了“殉清室”，而是殉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固有文化，提出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具有“抽象理想之通性”，比如“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郦寄是西汉时期有名的出卖朋友的小人，史家称为“卖交”，为后世所不耻。而鲍叔则以能知人著称于世，少年时发现管仲有出息，就始终不变，不论管仲有什么小的缺点，处境如何，都“善遇之”，直到推荐给齐桓公，使居于自己之上，感动得管仲不知如何是好，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鲍故事是中国人友朋相交的最高境界，向为人们所称道，但复按历史，真正达到这一境界的例证并不很多。不过我在这里要说，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两位巨子——陈寅恪与吴宓，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可以比之管鲍而不愧疚的。两个人自1919年在哈佛订交，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论顺利也好，挫折也好，他们总是真诚不欺，相濡以沫。共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两个人的深厚情谊已如上述。感人的是1944年10月底，吴宓从昆明西南联大去成都看望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当时寅恪先生右眼已失明，左眼因劳累过度也于12月12日不能辨视物象，两天以后住进医院治疗。

我们打开1944年12月14日至1945年1月24日的《雨僧日记》，几乎是天天、有时一天两次，吴宓都去医院看视、陪同寅恪先生。例如《雨僧日记》1944年12月14日：“寅恪以目疾，住陕西街存仁医院三楼73室，宓1－2往探视，久陪坐谈。”12月15日：“10—11存仁医院探寅恪病……4：00再探寅恪病，以万元付寅恪作家用。”12月16日：“在燕京大礼堂讲《红楼梦》评论”，“探寅恪病。”12月l7日：“下午1：30始得至存仁探寅恪病。”12月18日：“12—1探寅恪病。今日下午，左目将行割治。”12月19日：“往存仁视寅恪，仅得见夫人筼，言开刀后，痛呻久之。”12月21日：“探寅恪病，甚有起色。”12月23日：“夕，探寅恪病，仅见筼夫人，言寅恪不如前。”12月24日：“上午探寅恪病，转佳。”12月25日：“探寅恪病。逢陈医检查其病目。”12月26日：“探寅恪病，医方检视，宓急退出。”12月28日：“夕，探寅恪病，方眠。”12月30日：“探寅恪病，方食，后筼夫人送出，密告：医云割治无益，左目网膜，脱处增广，未能黏合，且网膜另有小洞穿。”12月31日：“探寅恪病。方眠。”1945年元旦：“9：30探寅恪病。”“下午，阴，2-3以借得之张恨水小说《天河配》送与寅恪。”1月3日：“夕5-8探寅恪病，陪坐。”1月5日：“探寅恪病，方眠。” 吴宓几乎是天天去医院“陪坐”“久坐”“陪谈”。这一时期的《雨僧日记》，如同寅恪先生眼病的病历卡一样，纤毫不漏，很少见到朋友之间有如此至爱亲情的。陈寅恪的特点是深挚，吴宓的特点是投入。1961年吴宓赴广州最后一次看望老友，陈寅恪赠诗有句说：“幸有人间佳亲在”，这“佳亲”二字，不妨看作也包括两个老友的关系在内。

吴宓和陈寅恪在1949年以前，尽管有战乱和流离，总有机会倾心谈叙，互相切磋；1949年以后，本来是寰宇已定的和平环境，反而天各一方、相见时难了。因此1961年已是六十七岁的吴宓亲赴广州看望七十有一的陈寅恪，可不是一件小事。吴宓于8月23日乘船到武汉，会见老友刘永济先生，然后于8月30日抵广州，到中山大学已是夜里12时，寅恪先生仍在东南区一号楼上相见。这一天的《雨僧日记》写道：“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八）。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 读这篇《日记》，令人感到凄然。吴宓9月4日离开广州，与寅恪先生有四个整天在一起叙往谈心，学术、政治、人事，无所不及，又交流诗作，劝吴宓与陈心一女士复合。陈寅恪《赠吴雨僧》诗第一首：“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不料想这首纪实的诗，后来竟成为谶语，果然是“生离死别”，从此这两位结管鲍之谊的老人再没有见过面。

1964年暑期吴宓本来还计划有广州之行，因政治风云忽变而未果。陈寅恪1962年跌断右腿，盲目膑足，在十年内乱期间倍受摧残。吴宓处境更为不利。1969年挨批斗，被猛向前推跌倒，左腿扭折，至1971年6月又盲了右目。扣发工资，每月只给三十七八元生活费。但此情此景，他担心、眷念的是寅恪先生，竟于1971年9月8日写信给“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问询老友的消息。他在信中说：“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年寿已高”，“且身体素弱，多病，双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仍康健生存，抑已身故（逝世）？其夫人唐稚莹（唐筼）女士，现居住何处？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实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故特上此函，敬求贵校（一）复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实情。（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唐稚莹女士手收。请其复函与宓，不胜盼感。” 其实寅恪夫妇早在1969年10月和11月去世，吴宓的信晚了差不多两年。不过即使两年前写此信，他大约也得不到回复吧。

使我们感到格外钦敬的是吴宓的勇气，身处自身莫保的险境，他居然敢于写这样一封充满对老友系念、礼敬的信，这只有吴宓才做得出。而且十分细心，开头即说明陈寅恪是“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在当时恐怕也包含有对迫害知识精英的抗议吧。“身故”一词后面加一括号，注明是“逝世”的意思，想得也极周到，因为当时以戕贼文化为使命的文化环境，可能读不懂雨僧先生的至诚无华的信，连吴宓的“宓”是否识得都在未知之数。当时吴宓下放在四川梁平县，不久又由于为孔子和儒学辩护，所受迫害更变本加厉，以至于不得不回到陕西泾阳老家，终于孤独地死去，比陈寅恪更加不幸。

而当晚年的吴宓独卧病榻时，他还在不停地思念老友。一生以维系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而又具有诗人浪漫情怀的吴宓，到生命的晚期，把他与寅恪先生的友谊升华到醇美的诗的境界，管鲍地下有知，也要为后世有如此气类知音之士而额手至再罢。

1992年7月19日初稿
2013年8月17日改定 lkvadpbgkccdgQc3fYj1EIjgf5yLIH3hvfkOiUerybr9ieFz+wcDBfR74RqI0q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