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国维、陈寅恪与吴宓

1．吴宓和《雨僧日记》

当我们讲王国维、陈寅恪的时候，不能不讲到吴宓。吴宓的学术成就自然不能与王陈相比，但亦自有精彩处，如果不是因为吴宓，我们对王陈的人格与学术的细节，不会了解的那般清晰。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二十今人志》给吴宓画的一幅肖像，是这样的：“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常有人得介绍一百次，而在第一百次，你还得介绍才认识。这种人面貌太平凡了，没有怪样没有个性，就是平平无奇一个面庞。但是雨生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禀赋，恢奇的像一副讽刺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得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枝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 《二十今人志》传写的二十个人当中，有严复、林纾、王国维、章太炎、梁漱溟、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齐白石等，很多都是“五四”前后学苑艺坛的胜流，而吴宓被列在第一名。作者是温源宁，发表的当初，曾有人误会为钱锺书先生所写，钱先生尝作诗解嘲：“褚先生莫误司迁，大作家原在那边；文苑儒林公分有，淋漓难得笔如椽。”此事成为二十年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吴宓字雨僧，又作雨生，1894年生于陕西泾阳，早年留学美国，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与陈寅恪、梅光迪、汤用彤等哈佛同窗相友善。归国后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校教授，主讲西洋文学，阐发中国文化。1949年以后，隅居四川重庆，执教西南师范学院，但1965年开始已不再任课，史无前例时期肉体精神倍受摧残，1978年在泾阳老家逝世，终年八十四岁。《二十今人志》“志”的是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的吴宓，那是他相对较为平稳少波折的时期。除此之外，世道人心便与他捉迷藏、闹别扭、造误会，一生矛盾痛苦，终于赍志以殁。中国现代文化人的遭遇不幸，吴宓是最突出的一个。

他的不得志，不是生不逢时，而是不肯趋时。白话时兴的时候，他提倡文言；新诗走俏，他作旧诗。“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传统打得七零八落，他与梅光迪、柳诒徵、胡先骕等创办《学衡》，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竭力回狂澜于既倒。他的不趋时，一方面基于新人文主义的文化信仰，反映出个人文化思想的恒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具有严正认真的个性，为人坦荡无伪，对事真诚不欺。至于1929年与原配陈心一女士离异，曾酿起轩然大波，师友同事悉皆反对，认为言行相失，不足取信。唯陈寅恪不以为异，说在美初识吴宓，就知其“本性浪漫，惟为旧礼教、旧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并认为其他种种说法都是不了解吴宓。《二十今人志》的作者用“慷慨豁达，乐为善事”“孤芳自赏，不屈不移”概括吴宓，是说对了的。而前引肖像描写中传出的奇蜕不驯的神气，也确为雨僧先生所独具。

吴宓的躁动不安的心灵可以感到安慰的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与他结有深厚的友谊，不仅同道合志，而且情意相通。1922年至1924年他主持编纂《学衡》杂志时期，往还与共者有梅光迪、柳诒徵、汤用彤等。他一生与陈寅恪的友爱尤为深挚。早年留学哈佛，两个人就一见如故，吴宓写信给国内友人，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而对比自己小十六岁的钱锺书，他同样推崇备至，曾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由此可见他的慧眼与卓识。萧公权1918年考入清华，当时吴宓已在美一年多，等到他赴美留学，吴宓已经回国。直至1934年，彼此才有所交往，这使得爱才若渴的吴宓深感遗憾，所以《空轩诗话》第四十五则在全录萧作《彩云新曲》后，特补笔写道：“予交公权最晚，近一年中，始偶相过从，然论学论道论文论事，皆极深契合。” 只要有可能，他从不放过与同时代任何一个第一流学者雅相爱接的机会。

我们今天不能忘怀于吴雨僧的，最主要是他生平中的三件大事：一为创办《学衡》；二为筹建并实际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工作；三是慧眼识陈、钱以及与陈寅恪建立的终生不渝的诚挚友情。这三件事，都是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传薪续命的伟绩，时间过得愈久愈显出它们的价值。至于讲《红楼梦》，授西洋文学，撰写《空轩诗话》，出版《吴宓诗集》，比之这三件事，还是小焉哉。当然吴宓生平中还有一件事也足以嘉惠士林，传之久远，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记日记，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许多人与事、问题与主义、轶事与趣闻，以及他个人的心路历程，困扰与矛盾，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与文化人的命运，日记中都有忠实的具体而微的记录。吴宓自己称他写日记的特点：“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如电铃之扣码、书库之目录。凡藏诸脑海者，他日就此记之关键，一按即得。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借免费时而旋中辍云。” 《雨僧日记》实际上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日记体中国现代学术史叙录，也是一部现代学人的文化痛史，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均不可低估。

2．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在清华研究院的交谊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是为大学毕业和又有学问根底者的进修之地，因此是一高深的学术机构，目的是培养国学门的通才硕学。认真说来，当时清华大学的正式名称叫清华学校，还没有定名为清华大学，直到1928年，才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而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也应该叫清华学校研究院。那么何以又称国学研究院？因为清华研究院之设，略同于北大设研究所国学门，本来想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由于经费的限制，也有学科的成熟程度的问题，最先办起来的只有国学一科。所以就把清华学校研究院，简称而偏好地叫作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了。吴宓几次提议正式定名为国学研究院，都未能获准。可是约定俗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虽未获准，人们还是那样叫，而且叫开了，到后来大家以为当时成立的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吴宓当时担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部主任（月薪三百元），四大导师的到职，都经他亲自礼聘。《吴宓自编年谱》在1925年2月13日条下，记载有礼聘王国维的情形：“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从而可知吴宓对王国维怀有特殊的礼敬。

陈寅恪的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更是吴宓一手所操办。当时陈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古文字，对应聘颇感迟疑。1925年4月27日《雨僧日记》载：“陈寅恪复信来。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 致使吴宓大为失望，在日记中写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 陈寅恪所说的“多购书”，是指创办国学研究院须多购置书籍，这是他的一贯主张，因此虽没有立即就聘，对研究院的发展建设已有所建言。他自己1923年在《与妹书》中，曾因筹措购书款无着而焦灼不安，说“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 所以如此急迫，盖由于他需要的藏文《大藏经》和日本印行的中文《大正藏》，还有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如不能购得，“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 。是否就聘，何时回国，对陈寅恪来说，书籍是个先决条件。

1925年6月25日《雨僧日记》记载：“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 8月14日《雨僧日记》又载：“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 为了解决书款问题，吴宓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提出申请，特批四千元，其中二千元作为陈寅恪的预支薪金，另二千元为研究院购书．但会计处只准予支出一千元的薪金。1925年9月3日《雨僧日记》：“陈寅恪预支薪千元，按1.76，合美金五六八元一角八分。花旗银行支票一纸，由会计处取来，寄柏林，寅恪收。” 9月18日又载：“陈寅恪购书及预支薪金，续汇三千元（连前共四千元）支票二纸。” 研究院的购书款，《雨僧日记》10月8日条记载甚详：“下午，领到会计处交来汇陈寅恪购书款二千元。按1.78，合得美金一千一百二十三元五角九分，花旗银行支票一纸，No.25/7790，由本处附函中挂号寄去。” 陈寅恪之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确让吴宓耗费了许多心力，至有“难哉”之叹，应属可以理解。

就陈寅恪一方面而言，他的应聘与否完全出自学术的考虑，因而派生出一个购书的问题。至于1925年4月27日《雨僧日记》所载的“家务”一项，系指寅恪先生的母亲俞淑人和长兄陈师曾先后于前一年逝世，1925年8月在杭州安葬事。陈寅恪离德回国的实际日期为1925年12月18日，《雨僧日记》有明确记载。而到清华报到是1926年7月7日，此时的吴宓已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职务，改任外文系教授，但迎接陈寅恪到校一应事务，如安排住处，游观研究院环境，看赵元任，访王国维，都由吴宓陪同。7月中旬，陈寅恪身体不适，又回南方养病，至8月25日国学研究院开学前夕返回北京，始正式任教于清华。

1926年9月新学年开始的清华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梁、陈、赵全部到齐，还有专任讲师考古学家李济，工作人员包括学富才隽的浦江清，真可以说是皆一时之选，风景极一时之盛。陈寅恪的应聘过程虽然曲曲折折，一旦到校，倍增生气。事过四十五年以后，蓝孟博回忆起当时的盛况，写道：“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又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说来着实幸运，不知不觉中便成了“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而且有缘享用有“字字精金美玉”之誉的陈寅恪的讲课。

据《清华周刊》披露的材料，当时陈寅恪讲授与指导的学科范围包括《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等，以精通多种语言文字之长，使传统国学平添许多现代气息。吴宓经常前去听课。此时之吴宓已开始代理外文系主任的职务，行政事务缠绕着他，但涉及与陈寅恪有关的物事，他总是挺身而出。浦江清是他在东南大学教过的学生，到国学研究院工作也是他所介绍，本欲调外文系当他的助手，因陈寅恪也需要，他就作罢。1926年9月9日《雨僧日记》记载此事：“寅恪不愿失去浦君，乃止。”

可惜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景不长，1927年春节过后，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步伐加快，研究院师生已无法安心向学。1927年4月3日《雨僧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 4月6日上午则已协助陈寅恪往城里转移暂时不用的西文书籍，“恐清华为党人解散之时，匆促忙乱，检取不及。” 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6月7日，梁启超因肾病复发，同时也由于王死之剧烈刺激，离开北京到天津调养身体，期间两次住进协和医院，国学研究院事，实际上已无法董理。而赵元任，1927年10月以后，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方言调查方面。“四大导师”只剩寅恪先生一人勉力维持，中间曾有增聘章太炎、罗振玉、陈援庵三位为导师之议，但章、罗均逊谢不就，陈更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不肯应聘。1928年6月北伐军攻入北京，清华由外交部改隶教育部。不久，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吴宓所担心的“解散”虽未发生，但到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又病逝，国学研究院继续办下去已无可能。

就这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盛极一时的以造就通才硕学为目标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仅延续了四个春秋，终于在“四大导师”凋零其半而“长安弈棋”变幻莫测的氛围中，于1929年正式停办。陈寅恪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有句云：“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这指的是人，对物事和举措恐怕也应作如是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化的命运，她留给后来者的遗产既包含有光荣和骄傲，也含孕着悲哀与辛酸。

3．王国维自沉前后的王、陈与吴宓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四天，即1927年6月6日，北京《顺天时报》刊出一篇题为《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自尽之详情》的文章，对6月2日至6月3日王国维自沉前后一应情形叙列甚详，足可为不知底里而又想探知究竟的好奇的公众解开疑窦。文章的作者没有具真实姓名，只在文末署“清华学校一分子、爱敬王先生之一人启”，因而《顺天时报》发表时，也只是标明：“兹接清华学校某君来函，叙其经过尤详。”文章实为宓所写，1927年6月5日《雨僧日记》载：“上午，作函致《顺天时报》总编辑，详述王先生死节情形。意在改正其新闻之错误，并附录王先生遗嘱原文。”

吴宓与王、陈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往来频密。1926年3月，吴宓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职而专任外文系教授以后，他与王、陈仍保持密切的接触。1926年9月15日《雨僧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久坐”；11月3日：“王静安与陈寅恪来此小坐”；11月11日：“下午，王静安、陈寅恪、刘崇鋐等，悉来此晤柳公（指柳翼谋——引者注）。”12月3日：“晨8～9偕寅恪赴西院祝王国维先生五十寿。”特别是1927年3月份以后接触更为频繁。3月13日：“午，陈寅恪来谈”；3月28日：“晚，王静安先生招宴于其宅”；4月8日：“晚，陈寅恪来”；4月18日：“夕，约陈寅恪、楼光来、winter来宓室中赏花，并用酒膳”；4月30日：“陈寅恪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晚，寝后复起，王静安先生偕陈寅恪来”；5月19日：“陈寅恪日夕常来谈”；5月24日：“夕，与陈寅恪、赵万里、周光午散步，并至寅恪家中坐谈”；5月26日：“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这最后一次晤谈，距6月2日惨剧的发生只有六天时间，对王国维自沉前的心境和情绪，了解得最透彻的第一个是陈寅恪，第二个就是吴宓。所以王国维的遗嘱特别提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这无异于文化托命，反映出三个人之间交谊之深。

但吴宓与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理解，彼此并不一致；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当天《雨僧日记》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 梁巨川是梁漱溟的父尊，名梁济，当1918年11月1O日六十岁生日时，投北京净业湖即积水潭自杀身亡，遗书中称是为了“殉清朝而死”，在知识界引起一场讨论，陈独秀、陶孟和、徐志摩等都写了文章，梁漱溟也写信给《新青年》倾述己见。但梁济之死更多的是道德的自我完成，不必像王国维那样具有自觉的文化意义。吴宓把两者等同并列，是对王之死尚缺乏深层了解。

读者也有的认为王是怕北伐军攻入北京遭遇不幸，所以选择了自杀。对此吴宓在同一篇日记中据理据实给予了反驳，他说：“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犹为未能知王先生者。盖旬日前，王先生曾与寅恪在宓室中商避难事，宓劝其暑假中独游日本，寅恪劝其移家入京居住，己身亦不必出京。王先生言‘我不能走’。” 吴宓分析说：“一身旅资，才数百元，区区之数，友朋与学校，均可凑集。其云‘我不能走’者，必非缘于经费无着可知也。今王先生既尽节矣，悠悠之口，讥诋责难，或妄相推测，亦只可任之而已。” 作为王国维的同事和同道，吴宓始终站在替王辩诬的立场。只是他接受了王之死是为了“殉清室”的看法，使得他的辩护带有一定局限。

陈寅恪的看法则倾向于王之死主要是文化哀痛所致，与其说殉清室，不如说是殉中国几千年来的固有文化，《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于此点有极细密的申论。《挽词》作于1927年10月，在痛定之后，但陈氏的上述看法，6月14日的《雨僧日记》已有所透露，其中写道：“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 吴宓在认知上虽未能达到此一高度，但听了陈寅恪的论议，他也表示认同。因为自哈佛订交以来，无论为人为学论诗论事，他都佩服陈寅恪的高见卓识。因此《空轩诗话》对陈之挽词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在哀挽王国维之死的诸多作品中可“为第一”，并称赞其序言“陈义甚精”。因此当他为《挽词》“一死从容殉大伦”句作解释时，对自己持之“无疑”的“殉清室”说，作了事实上的修正，而向陈寅恪的殉文化说靠拢。这条疏解是这样写的：

五伦，第一是君臣，以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故曰大伦。宣统尚未死，王先生所殉者，君臣（王先生自己对清朝）之关系耳。

“宣统尚未死”，因而“殉清室”的说法无所着落，吴宓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强调所殉者为王国维对清朝的君臣之关系，也就是作为抽象理想的纲常伦理，这和陈寅恪在《挽词序》中所阐述的思想就一致起来了。他在1927年6月14日的《日记》里引述了上面的思想之后，还进一步发挥说：“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 这正是吴宓的可爱处，他与友朋相交，总是自低位置，涉及文化苦痛问题，也认为王国维的文化程量固然比自己宏阔，陈寅恪所受苦痛的深度也大于自己。虽不无自谦之意，按之后来人生遭际崎崛演变的事实，又可见出吴宓不乏智识者的自知之明和先见之明。

王国维自沉之后，包括陈寅恪在内许多人都有诗作面世，以志哀悼，唯独最爱写诗也长于写诗的吴宓，却没有写，这是什么缘故？吴宓自己也感到是个问题，所以在《空轩诗话》第十一则里特地加以说明：“王静安先生（讳国维，浙江海宁人）于丁卯（民国十六年）五月初三日（阴历此日，即阳历六月二日）自沉于颐和园之鱼藻轩，一时哀挽者极多（黄晦闻师、张孟劬先生、陈寅恪君等，均有诗。载《学衡》六十期），宓仅成短联。尝欲仿杜甫《八哀》诗，为诗述诸师友之学行志谊，久而末成。所列八贤，已先后作古人矣。” 但何以只有短联，而没有诗作，就中原由，还是没有说出。现在细详吴宓日记的有关记载，似可稍加猜测。第一，王国维之死，对吴宓的精神震动是太大了，6月3日《雨僧日记》所记载的凄惨情景：“王先生遗体卧砖地上，覆以破污之芦席，揭席瞻视，衣裳面色如生，至为凄惨。” 这一幕印在他的心头脑际，不是短时间可以抹去的，势必阻滞诗思。第二，对王国维之死持“殉清室”说，不利于把自己的诗情升华到澄明幽渺的境界，所以他的挽联：“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措意也只是平平。第三，陈寅恪既有挽诗又有挽词，而且诗词均臻妙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平日互相唱和的诗友，是可以无作。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不敢说此中已无进一步待发之覆。

1928年6月1日和2日，值王国维逝世一周年之际，吴宓连作《落花诗》八首，起因是王国维逝世前为国学研究院同学谢国桢录韩偓和陈宝琛的诗各二首，书于扇面之上，陈之诗即为《前落花诗》，一时以为王此举是以落花明殉身之志（《空轩诗话》十三）。吴宓的《落花诗》，其中五首作于6月1日，另外三首是6月2日伏枕而作，然后又成一首五律：

心事落花寄，谁能识此情。
非关思绮靡，终是意凄清。
叹凤嗟尼父，投湘吊屈平。
滔滔流世运，凄断杜鹃声。

《雨僧日记》对诗成经过有所解释，见于1928年6月2日条：“是日为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之期，宓又作五律一首吊之。” 后收入《吴宓诗集》，题目作《六月二日作落花诗成，复赋此律，时为王静安先生投身昆明湖一周年之期也》。不妨把这首五律和八首《落花诗》看作是吴宓挽王国维之死的补作，但题旨已不是一年前特定心境的反映，如同《落花诗》序语所标示的，乃是借春残花落，对“所怀抱之理想，爱好之事物，以时衰俗变，悉为潮流卷荡以去，不复可睹”，“致其依恋之情” 。伤悼的对象由王国维的自沉一变而为自我“感伤身世”，虽可以视为后补的挽诗，意义却因时过而境迁了。

吴宓没有留下挽诗，却有一篇誓词留了下来。1927年6月3日，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一起送殡，最后将王国维的遗体停放在清华园附近的刚果寺，前后经过使吴宓蒙受巨大刺激，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王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 吴宓的以自觉维系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所以他才办《学衡》，不惮于和当时的新派人物唱对台戏。但他的文化信仰虽坚挚，内心却充满矛盾，不仅是文化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也有寄情文章学术与谋求事功的矛盾，他自己比喻为二马并驰，足踏两背，倘若握缰不紧，两马分途，“将受车裂之刑”，适成自己的“生之悲剧”。

不幸的是，这种悲剧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晚期。只不过晚年的吴宓，在精神苦痛之外，又增加了肉体的苦痛。十年浩劫期间，左腿被迫害扭折，右目全盲，每月领38.5元生活费，约有两年时间，早、晚餐各食一只馒头，不吃菜，午餐有食堂菜一份，米饭三两，住室则为无顶席墙的工棚，雨天上漏不止。吴宓身材魁伟，素不耐饥，当年在颐和园为王国维送殡，等到晚八时灵柩始运到，“饥不能忍”，还曾“与戴元龄等四人，在青龙桥镇中，一小店内进面食糕饼等” ，可知晚年的雨僧先生怎样为饥饿所折磨。

陈寅恪以学术作为文化托命的根基，一心向学，从不旁骛，因此没有二马分途所带来的矛盾，但在蒙受精神与肉体双重苦痛这点上，与吴宓又是一致的，借用吴宓的话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在致吴宓的信中写道：“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 1944年底寅恪先生双目失明，1962年跌断右腿，还不要说多年来频发频遇的病魔与流离。就王、陈、吴的一生遭际而言，陈比吴平稳而少曲折，王比陈、吴更超脱省净。“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钱基博语），安知王国维1927年6月2日之逝不是正确的选择？至少，他为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树立一种风范。当年梁济自杀，陈独秀还曾热情肯定其“真诚纯洁的精神”，说这样做“比那把道德礼教纲纪伦常挂在嘴上的旧官僚，比那把共和民权自治护法写在脸上的新官僚，到底真伪不同”（《独秀文存》卷一）。王国维为文为学为人真实不欺，更是有目共睹。吴宓的誓词就是在王的文化精神的感召下悄悄写在日记中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问吴宓晚年经受那许多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何以不践履自己的誓词。这个问题说来复杂，亦甚难言者也。兹有一点可以论定，即便吴宓选择了王国维的结局，由于“世移势变”，也不可能产生震动社会的文化效应。清华国学研究院英杰才雋之中，不乏大义凛然的气节之士，当年看到陈寅恪向王国维遗体行跪拜大礼，而放声痛哭的刘盼遂先生，即死于浩劫开始之年，然而有如黄英堕溷，无任何声息，人们仿佛忘却了这桩悲剧。因为当时的时代情势，是“铁骑横驰园作径，饥黎转死桂为薪”（吴宓《落花诗》之三）。“殉道”已不知“道”在何处，“成仁”亦不知“成”谁家之“仁”。作为文化所托命之人，反不如以己身之经历为中国的反文化传统留一实证。

连陈寅恪在饱观世运之后也有新的反省，作于1957年的《题王观堂“人间词”及“人间词话”新刊本》写道：“世运如潮又一时，文章得失更能知。沈湘哀郢都陈迹，剩话人间绝妙词。” 但陈、吴和王一样，文化信仰和文化精神始终如一，未尝稍有变异。1964年夏天，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特标举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之义，并以“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告慰友朋，即为明证。1974年，吴宓在自身莫保的境况下起而谴责批孔伐儒的谬举，致使遭遇更大的不幸，被遣送回陕西泾阳老家，终于赉志以殁。王国维遗嘱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陈寅恪在诗中一再重复咏叹：“大患分明有此身。”陈、吴的结局，从文化精神的指归来说，与王并无不同。1935年出版的《吴宓诗集》，关于《王观堂先生挽词》的诗话，只录诗而未录序，晚年吴宓重订《诗集》，诗序并录，且写下按语：“此序陈义甚高，而至精切。寅恪在1927年，已看明1949年后之变。”

吴宓一生受王、陈文化精神的影响至深至钜，直到晚年独卧病榻，仍不忘从王、陈身上汲取支撑的力量。1971年1月29日《雨僧日记》载：“阴，晦。上午，身体觉不适。心脏痛，疑病。乃服狐裘卧床，朗诵（1）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词》；（2）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泪横流，久之乃舒。” 1973年6月3日，又梦陈寅恪诵释新作的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 。哪“三枝雁”？是王国维、陈寅恪、吴雨僧么？不过应改“隆春”为“隆冬”才是呵。 HCqa3Ooe28yCZFZmAbIbjSQxSVvOlqIKS6k60RxYEg4MYTs69jP3tGW4Hieyiu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