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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将静安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作一简要的归结。
要之，静安之学似可分为六期：一、青少年时期（1877—1897）。主要在海宁家乡，读书、做塾师，可以称作“前学时期”。二、掌握治学工具时期（1898—1900）。来到了省城杭州，一面供职于《时务报》馆，一面在东文学社补习日文和英文，是为“学术准备时期”。三、醉心于欧西新学，包括哲学、美学、伦理、教育，翻译介绍并研究创发，不遗余力。同时致力于诗词创作和词学研究（1901—1905）。王自己称为“独学时代”，实际上是先生学问进境的“新学时期”。四、由诗词创作和诗学研究，进而研究宋元戏曲，这是已往学人鲜有关注的学问领地（1905—1911）。也可以说，是先生之为学由“新”返“旧”之第一步。五，随罗振玉东渡扶桑，住京都乡下，阅读大云书库的丰富藏书，从金石、小学入手，集中研究古文字声韵、古器物和古史研究时期（1912—1922），这是静安之学的“旧学时期”，也是他学术创获的高峰期。六、最后五年（1923—1927），潜心研究元史和西北史地，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其为学更见平稳安成。角色则是从帝师到国学研究院导师。我愿意称这一时期为“潜学时期”。
静安之学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的特点，诚如近人王森然氏在《王国维先生评传》中所说：“先生之研究方法，所以能上世界学术界之公路者，实具最伟大之魄力与天才也。其考究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无一不以西洋最新研究史学之科学方法治之。”又说：“先生对学术界最大之功绩，便在经书不当作经书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看，而当作凡人看；龟甲钟鼎经籍实物，打通一贯，拆穿古代史迹之神秘。此又与罗氏专信古代圣道王功者，迥乎不同。故先生驳许慎、驳郑康成，罗氏均不以为然，斥其过于大胆。此先生所以异于罗氏，而罗氏之所以不及先生者正在此。先生在古史学与崔东壁、康长素不同之点亦在此。崔、康仅能破坏伪古史，而先生乃能建设真古史。”
信哉，斯评。
而先生代罗振玉起草的《观堂集林》序中，也一再申明自己治学方法的特点：
余谓征君之学，于国朝二百年中最近歙县程易畴先生及吴县吴愙斋中丞。程君之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涂虽启，而运用未宏。吴君之书，全据近出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君，而精博则逊之。征君具程君之学识，步吴君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模大于程君，而精博过于吴君。海内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无异辞。
又说：
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在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
则先生之学实际上已融会了有清一代的学术精华，并与当时流行之疑古思潮很早就判然两分了。而他在仓圣明智大学的一位同事费行简先生，后来在回忆当时相聚论学的情形时也曾提到，静安先生认为“近世学人之敝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
。此可以反证王学之平实纯正，包括静安先生对自己著作所作的评价，看起来可不算低，实则不失为公允客观之论。
先生晚年执教于清华有两年多的时间，为学环境是好的。除授课之外，已开始对西北地理和元代史事着手研究。《蒙古史料校注四种》
、《耶律文正公年谱》及有关辽金元史的一些论文，即写于此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