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王国维答允去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是一个曲折的故事，容后再谈。这里先说他何以不去北大。别忘了，他本来已经同意担任北大国学门的导师，还写过堪称典要的“研究发题”。最后决定去清华而不去北大，他内心一定有特殊的权衡。

可以想到的原因，一个是，以静安一贯的思想，他可能不愿接受北大的“新潮”。另一个是，他已经感觉到北大似乎存在派系问题。这后一方面，他1924年写给蒋汝藻的信里曾有所透露：“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此说闻之日人）。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 鉴于如是之看法，静安先生与北大的关系实维持在“远近之间”。

更重要的是，当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促使他决意与北大脱却关系。这就是北大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指陈皇室“占据官产”，“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等等。王国维看到后当即致函沈兼士和马衡，一一为之辩陈，并将问题置诸社会法律的高度，措辞强硬地写道：

诸君苟已取销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与其保护财产之法律，必有遵守之义务。况大学者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又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卤莽灭裂如是也。抑弟更有进者，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而保持古物不过学术中之一条目，若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诸君所欲保存之古物，欲求其不为劫灰岂可得乎？即不然，强有力者将以学术为名，而行掠夺侵占之实，以自盈其囊橐，诸君所谓文献将全为齑粉者将于是乎实现，不审于学术何所利焉？于诸君何所利焉？

王国维在信函之末尾，特别注明，他是“以考古学者之资格”写这封信的，为的是“敬告我同治此学之友”，而不是以“皇室侍从”的身份来讲话。而信后面的“再启者”，更其决绝不留余地，提出取消他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研究生前来咨询事“饬知停止”，甚至已交给《国学季刊》的文章也要求“停止排印” ，等于完全断绝了与北大的诸种学术联系。

清华国学研究院礼聘王国维为导师，最早是胡适之的主意，尝特地向曹云祥校长推荐。但静安只答应考虑，并没有立即接受。后来胡适想到一个办法，即由溥仪下一纸“诏书”，王先生便不好不去了。所谓“诏书”，按已往的说法，实即其他师傅代写的一张条子而已，忠于自己内心的静安，却应命“受诏”，而没有“违诏”。所以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指的就是因胡适的推荐而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一事。

然则胡适的提议是谁去施行的呢？得有人将此事告知溥仪啊。近读外傅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终于找到了答案。庄士敦在是书里是这样写的：

自从逊帝逃入日本公使馆之后，王国维忠心耿耿，不愿离开他的皇上。他本是个穷书生，自然要找生活。国立清华大学便请他担任史学教授，这个职位对他是最适当不过的，他也很乐意接受，但他又不愿在这个时期舍弃他那个在“蒙尘”中的皇上而去。清华的校长和我是相识的，他写信给我，他说，只有一人可以使王国维前来就职，就是逊帝，请我对逊帝说一下，可否由逊帝叫他去教书，莘莘学子受惠不浅。我便把这个情形对逊帝说了，结果是逊帝一开口，王国维奉命唯谨。

原来王国维就聘清华一事，提议人是胡适，穿线人是庄士敦。这就里外皆无不合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依叙事而言，我参照各种相关资料复按，应可认定是翔实可信的。201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伯雨译注本，尤可信赖。译注人是有名的熟悉晚清史事的专家，有不确的地方，他都一一予以注出。此处他还注明，王国维是去清华学堂研究院，因为清华大学是1928年成立的，可见其严谨。

那么前往具帖拜请的是哪一位呢？是当时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吴宓自编年谱》1925年条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这样，整个过程就严丝合缝地连起来了。静安在1925年3月21日给罗振玉的信里，也写到了此事：“清华房屋顷得七间五间各一所，拟即与定约，下月中当移居也。” 此信的开头一句是：“昨别后，午刻抵京。” 则写信的前一天，王、罗还曾在天津晤面，应聘清华的过程，相信静安必向罗细陈。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是一旨在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之机构。1925年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先生携全家搬入清华园西院十八号居住，并提议“多购置书籍” 。所聘之导师除王先生外，还有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学者称“四大导师”。讲师有考古学家李济，研究院主任则是吴宓，都是当世大儒。在国学研究院开学之前，先生应清华学生会邀请，尝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为题做演讲，后来改定稿刊载于《学衡》等刊物。研究院九月开学，先生作为经史、小学科的导师，每周讲授《古史新证》两小时、《尚书》两小时、《说文》一小时。

他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他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此论一出，对当时流行的疑古思潮，应不无震撼性的补偏救弊之作用。是非经久而论定，时至今日，我辈当益信静安先生之论为颠扑不破之的论也。

听过静安先生课的国学研究院同学的印象是：“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视之，几若六七十许老人。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 ，“他讲学的时候，常说‘这个地方我不懂’，但又宣称‘我研究的成果是无可争议的’。他这样讲，只能使我尊敬他” ，“先生于当世人士，不加臧否。唯于学术有关者，即就其学术本身，略加评骘。” 这大约就是置身学府的王国维的风格。至于为学之方法，先生给诸生以启发者尤多。一次对国学研究院同学姚名达说：“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的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 可见先生学问精神之纯正。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陈寅恪与王的关系最密。梁启超、赵元任也都极服膺先生之学，遇有疑难，梁总是说“可问王先生” 。 LizbSFL9LkaTl5J/OOfAPdT+dVQSOoxu7as45LOnTw6kjYp1Vz0qDuYYKl7ze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