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1923年王国维到北京入值南书房，开始了他生命的一个特殊段落，也是造成他最后归宿的一次转折。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溥仪当了三年皇帝之后，下诏逊位，但仍住在紫禁城，一应礼仪体制，继续保持皇家气派，所以才有“遴选海内硕学入值南书房”的举措。溥仪的谕旨是1923年农历三月初一发出的，同时选中的还有杨锺羲、景方昶、温肃。杨、景、温都是进士出身，只有王国维是举人身份。此事的关键人物是升允。升允是蒙古镶蓝旗人，当过山西按察使、布政使、江西巡抚等。他反对清帝退位，是个强硬的复辟派。1913年走东瀛，曾参加“宗社党”，谋求日人给予支持。1917年张勋复辟，他是积极参与者。罗振玉与升允交厚，升允从青岛移居天津，是罗的主意，而罗回国选载天津而不是上海，也与升允有直接关系。因此推荐人虽是升允，牵线人必为罗振玉无异。入值南书房的消息，也是罗写信到上海告诉王国维的。

王国维到北京的时间是1923年5月31日（四月十六），5月28日先到天津晤见罗振玉，6月1日觐见，算是报到。6月2日谢恩，溥仪告诉他：每日进来入值。只是随口说的而已，由于赶上建福宫失火，入值办法一直未能确定下来。直到7月14日（六月初一日）方发出“谕旨”：“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六月中旬决定每六日入内一次，对先生而言，是很闲暇的。他感受到了京城的寂寞。而笔墨应酬却不少，虽不善书，扇面写了二三十幅。接近年关的十二月初二（1924年1月7日）又奉“谕旨”：“着在紫禁城骑马。”虽时候早已是民国，王国维仍视为“异遇”。为尽职分他做的很郑重的一件事情是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一向为研究者所注意的《论政学疏》。

今《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诗文编所收之《论政学疏》，题目作《论政学疏稿》。盖此稿系王与罗振玉氏的讨论稿，也许有罗的改笔掺杂期间，但此疏的真实性应无可疑。由于另一侍从陈宝琛认为作为帝师遇事当面陈，不合具折上奏，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呈交给溥仪。不过疏稿的章法还是颇合于历来具折上奏的法式的，如开头一段：“奏为敬陈管见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念臣以疏贱迂拙，蒙皇上知遇，置之侍从之列，糜太官之厚禄，荷前席之殊荣，中夜彷徨，罔知报称。重以时事阽危，灾异又告，正皇上焦思之日，亦臣子效力之时，敬将微臣管见所及有关宗庙大计及圣躬者，不敢缄默，敬为我皇上陈之。” 由措辞可推见该疏的具草时间应该在1924年初，因“着在紫禁城骑马”时在1924年1月7日，则此疏固应在获此殊荣之后。

王国维在此疏中主要是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条关乎中西政治与学术渊源的利弊得失，这应该是静安先生最难以为说的部分。我们知道他一生为学，开始的涉猎、介绍、研究西学，占去他不短的时间，即便后来转变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研究，其于中西学术亦从未持彼此对立之见。但此疏他就无法不屡陈中国固有政治与学术的好处，而指陈西政与西学的弊端。一则曰：“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再则曰：“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三则曰：“西人以权力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厌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四则曰：“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 人权、竞争、科学、追求富强，一股脑都成了静安先生的挞伐对象。但亦不是不留余地，在批判西人之科学方法之前，特加上一句：“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革命成功，欧洲社会与政治本身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欧西衰落，而东方道德文化之复兴恰逢历史契机之想往。静安《论证学疏稿》中所表达的亦是此一时代思潮的反映。如《疏》中所谓：“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也。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以及“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等等，出自大学问家王国维之口，所叙说的也并非毫无依据。不过显然混淆了思想潮流与学者为学的界限，盖“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以及成立关于孔子和老子的学术团体，所昭示的是欧洲东方学的兴起，以此作为中国固有道德文化的复兴，未免其牵强。当然这位南斋侍从撰写此疏的目的原不在论学论政，他更为悬心的是另外两件大事，即他的第二、第三条建议所申申言之者。

此疏的第二条建议，是希望溥仪当此闲暇无事之际，不妨效法康熙和乾隆二帝，“于文学艺术心之所好者，不妨泛览，或有所专习”，亦即“游于艺”。王国维写道：“愿皇上春秋鼎盛，闲暇多方，欲勤政而无政之可施，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焦劳则无益于事，而有损于圣躬；逸豫则不安于心，而亦亏于至德。皇上典学之余，将何以遣此岁月乎？亦曰游艺而已。” 说开来，就是希望溥仪在无所事事之际，多看点闲书，消磨岁月而已。所担心者，是怕静中生动，闹出什么意外的大事来。这段话最精彩的对句，是“欲勤政而无政之可施，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简直妙绝，把困于紫禁城内，无所事事，闲得无聊的末代皇帝的窘境，概括得天衣无缝。

《论政学疏》的第三条建议，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溥仪出国。静安先生写道：“至报纸以出洋游历劝皇上者，亦殊类此。夫民国所以不敢侵入宫禁者，以皇上在内也。如皇上朝出国门，则宫禁旦夕不能保，皇上异日将安归乎？且欧洲激党，中国乱民，何地蔑有？而行幸所至，无周庐设卒之防，无出警入跸之制，岂皇上不赀之躬所宜冒此？且游历之事，意在增益见闻，而动止不得自如，与今日处宫中何异？报纸之论，乃均未计及此。皇上受祖宗之付托，虑亿兆之安危，有视民如伤之仁，有沉几先物之智，岂不能洞兹利害、察彼是非？臣之鳃鳃，诚为过虑，然可使微臣多此一言，不可使圣虑千有一失。此臣所欲言者三也。”

这是最紧要的一条。因为当时之报章多有以此为建言者。尤其担任英文师父的庄士敦，更是力主溥仪应出国游历，溥仪本人心有所动就不奇怪了。他在紫禁城里早已坐不安席，开始骑自行车，后来还有了汽车。一次竟坐汽车去了陈宝琛师父家。还安上了电话，不仅打给了胡适，还约请胡博士到宫里来了一次。那些“王公大臣”已经被溥仪的行为吓坏了，更增加了限制他的“理由”。这时，外傅庄士敦从优待清室条文中，发现了可以常驻颐和园的依据 ，很长时间颐和园就成为溥仪的悠游之地。为给已被罗振玉买下的“内阁大库档案”找个存放之地，罗、王还曾经到颐和园找庄士敦寻求帮助。庄提出可考虑排云殿西面的一所建筑，罗、王大喜过望，畅谈了未来的学术理想。尽管此计划后来落空，庄士敦却将此次的“一日勾留”，郑重地写入他的书中。 溥仪周围的势力，既有留洋的主张，也有伺机复辟的势力。而各派势力的消长，又受制于民国和各路军阀的纵横捭阖之格局。宫禁内外各派势力的利益集合点，是绝不能让溥仪失去“逊帝”的有名无实的“尊号”。“逊位”的皇帝也是皇帝呵。试想，如果“皇帝”走了，变成“有宫无主”，空余一座紫禁城，那还了得。这是包括静安在内的众侍从最感担心的事情。

就是在这种紫禁城内外惶惶无定的情况下，冯玉祥决定将溥仪赶出宫的计划已开始付诸行动。传闻早就有了，生活的惯性使人们不愿意相信。王国维在《论政学疏》中，还铁定认为不会有此种情形发生。他说：“民国将帅，孰非大清之臣子？其士卒，孰非皇上之编民？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中，则虽有乱人，决无敢称兵向阙者。何则？以下逼上，则为不顺；以众陵寡，则为不祥。列邦之耳目具在，万姓之是非未昧，虽病狂失心，岂敢为此。” 然而，静安的话音未落，冯玉祥就来逼宫了。

将溥仪逐出紫禁城的决定，是1924年十一月四日深夜，由摄政内阁做出的。背景是当吴佩孚出关攻打张作霖之际，冯玉祥发动了一场轻松的政变，总统曹锟下台，成立临时的摄政内阁。十一月五日施行，执行人是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溥仪出宫的时间是当日下午三时，在什刹海的醇亲王府暂住。 法律依据是重新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共五条。主要是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款，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一句话，将逊帝溥仪降为平民。溥仪见大事不好，只好接受。这就是载入史册的所谓“甲子之变”。但末代皇帝的价值，想利用的人可不在少数。最看重此事的是日本人。幕前幕后的活动便戏剧性地展开了。为了安全，溥仪周围的谋士认为得到外国使领馆的保护是上策。庄士敦显然是最便捷行事的角色，他立刻去见驻京公使团的领袖人物荷兰公使欧登科 ，经与英、德公使会商，得到了允予保护的承诺。但罗振玉等人的想法不是如此，他们必然而且只能将溥仪送到日本人手中。所以出宫之后的溥仪，很快就由醇亲王府迁到日本使馆。翌年就被送往天津，住在张园。这一过程，罗振玉是主要角色，这是罗等和日人早就谋划好的“路线图”。

但我们的静安先生，可以说完全被蒙在鼓里。背后的那些谋划他不仅没有参与，而且也不知情。或者说，他也不屑于知道那些鬼鬼祟祟的事情。但溥仪于事变后躲进日本使馆，静安仍“时往觐见”，并且还上了一封“敬陈管见折”。他至诚地写道：

臣伏愿皇上入境问俗，入国问禁，起居言笑慎之又慎。至驻跸之期尚需时日，环堵之室颇苦回旋。皇上每日须读书一二时以颐养心神，运动三四刻以操练身体。又仆之数，惟在足供使令，引对之臣，亦须选择贤否。凡诸举措，皆系观瞻，务令外人知帝王之自有真，天人之有攸属，则天下幸甚！前日奉驾抵日馆后，陈宝琛对臣诵《檀弓》之言曰：“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味此十字，实为名言，愿皇上一日三复之。又皇上出潜邸时，未及携带书籍，臣谨呈《后汉书》及唐陆贽《奏议》各一部，用备御览。

静安此折署年为“宣统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即1924年12月3日。溥仪住进日本使馆的时间是1924年11月29日，静安是在之后的第四天呈递此折的。折中语气措辞，在在是倾心的关切，句句温馨之至。陈宝琛所诵《檀弓》，为《礼记》本文。本事是晋献公之子重耳，为躲避晋国的宫廷残杀，逃亡到翟国。后晋献公去世，秦穆公派人到重耳那里吊丧，而且说：“寡人闻之，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意谓，虽在举丧期间，也不应忘掉了重掌国柄之大计，而是不论“亡国”还是“得国”，自己的恒心都是一样的。陈宝琛诵《礼记·檀弓》此句，可谓恰切之极。故静安希望溥仪每天能诵读三遍。

翌年，溥仪离京赴天津，静安也在张园被“召对”过。

可是，1924年的“翌年”，就是1925年。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感兴趣的读者，我不说也会想到，刚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已经频频向静安先生招手了。 sgI/DGqsERkvKiN0aYz+6rmGFjyuM1CyjfgHevpr9WoYvY9RksPkEjUNa23QUk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