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写到这里，不妨看看静安先生安居上海期间，当时中国的时局、政治等背景方面有过一些什么样的突发事件、人物浮沉和文化变迁及其对静安的影响。首先一个大事件，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宣布自己是中华帝国大皇帝。结果招致全国性的讨伐，致使许多省份宣布独立。最后这位“大皇帝”也在千夫所指的困境之下，于1916年6月6日病故。

但一年之后，即1917年7月1日，矢志忠于清室的“辫帅”张勋将复辟的理想变成了复辟的行动，在康有为等的支持下，率所统辖之兵力进京，拥戴宣统皇帝溥仪恢复旧制，改甲辰年五月十三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同时加封了一批内阁阁丞和各部尚书，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重要的是，一向被静安先生尊为学术楷模的沈曾植也悄悄地北上任职，被补授为学部尚书。其离沪北上近乎秘密而行，与之交往频密的王国维完全被蒙在鼓里。待看到消息之后，罗、王二人的心理颇为复杂。设若此次复辟获得成功，而罗、王（主要是罗振玉）被排出局外，不免感到遗憾。故罗在致王的信里说：“弟初十致书乙老，言必趁正轨，斯言又幸中。惟此老持局外主义，弟始终不赞成。”

随后又在7月4日致王的信中写道：

此次我邦成功，不借东力，彼邦人士凡所以诅咒谤诋，无所不至，然则借彼力而成功，为彼所至快，可知。易地以思，利害可想。乙老等以前执迷不悟，今柄政矣，恐方针益惑。弟初欲与面陈此利弊，又恐有猎官之嫌（在弟自问虽无嫌，此老终不知我，或以为借此求出，亦未可知），又不忍不言。兹将报章携沪，又信一封，请送渠宅，询明渠在京住址，双挂号寄去为要（寄学部恐遗失）。

又说：

乙老果长学部，不出预料。弟意中兴诸臣，当以让德先天下，乃竟不能。弟幸免为之佐，乃深得前日面争之力，不然殆矣（若发表而不就，其怨弟尤甚矣。此老狭隘，终可虞，深为忧之。各部尚侍，颇多不妥，此老赞画居多）。然弟独不敢入都者，因彼必以大学总长、或国子监丞、图书馆长诸职相牢范，则去留都难。素公在政府，不过伴食，然此老虚心毅力，必不肯自认伴食，或就弟咨询行政，若采择二三，乙等必以弟为素党，门户水火，将于此始，党祸必不免。弟即不往，亦必然。

观此函之措辞，似事前亦曾有约罗参与其中之微意，并可能于事成之后委以“大学总长、或国子监丞、图书馆长”等职，因前此罗恰在沪，与寐老相晤应非止一次，故当面婉拒云云必有来历。可是又想对沈寐叟等“中兴诸臣”有所建言，希望“诸臣”们能够“以让德先天下”。那么请王代寄的致沈信件，应大体不出这些内容。但罗对沈的不满溢于言表。至信的开头“此次我邦成功，不借东力，彼邦人士凡所以诅咒谤诋，无所不至，然则借彼力而成功，为彼所至快可知”等语，则似暗藏玄机。盖罗氏并非不赞成复辟，他没有想到的是，没有借助东瀛的力量却获得了“成功”。后来溥仪住进日本大使馆，乃至最终沦为日人的傀儡“皇帝”等事件，罗氏的态度可通过此函关于东瀛一段语词中窥知一些信息。

张勋复辟如同袁世凯称帝一样，很快招致全国上下的反对，尤其当北面的有实力的段祺瑞和南方的冯国璋站出来发声之后，局势已经洞若观火。故王在致罗的信中写道：“今日情势大变，北军已多应段，战事即将起于京津间，张军中断，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 罗致王的信亦云：“乙老诸人，依赖已成性根。往者以弟为偏，乃以不狂为狂，弟逆料其必致今日之事也。天乎人乎！” 似不无惋惜。罗在随后的信中又说：“乙等不知如何作计，恐亦不能善终如始。海内读书种子，寥寥仅此数人，若此次遽丧其平生，茫茫宇宙，谁与共处乎？” 王7月14日致罗函与罗同此为忧：“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䩄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诸公中以横渠为最可惜，素公、玉老当能不忘久要，寐叟于前日已有传其南归者，此恐不确也。”

实际上，静安先生素所尊敬的沈寐叟确实在事败后不久即回到了上海，时间在1917年9月8日左右。嗣后直到沈病故，静安与之来往更为频密，几乎是几天就能一见。罗振玉致沈的信笺也经常请静安面交。他们谈学问、谈图籍版本和书画的同时，也每每谈及时局和政治。谈得不洽的情况也发生过，如1918年12月3日，静安致罗振玉的信中写道：“昨往寐叟处，又以无意开罪。因渠前次将贵州汉刻交维，归后读之，乃全系赝刻，以示景叔，景叔即退回，不复付印。昨面交还，因言此刻人谓为赝，维以文章观之，亦有未妥之处，不料大触其怒。本知此语当忌，又思将来不印，又必不妥，故遂告之。当时虽无言，然谈次及日本那珂、白鸟旧事，渠谓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辈，今中国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则更骄，即如汉刻一事，彼等竟敢断定为伪。余（叟自称）固知上海评骘书画皆由掮客把持，学问亦由一种人把持，凡学术上之物非由彼辈出者，皆斥为伪也云云。此语亦有因。因寐初问此刻曾著录否，维归检《汉石存目》无之，次日因报以书。维不与辨，又敷衍少时而去。此后威海卫路虽不能不往，将视为畏途矣。” 诚然，乙老生于道光三十年庚戌（公元1850年），比静安长三十七岁，则静安在沈的面前则为晚辈矣。但此次愠怒没过多久也就缓过去了，可知情绪是一时之事，惺惺相惜的学谊才是恒久之事。

1917年秋天国外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此事对中国的影响巨大，静安的反应也很敏感，只不过他的态度是站在了置疑和反对的一面。此一期间，静安与身处北京的元史专家柯劭忞联系也比较多。柯字凤荪，号蓼园，所著《新元史》，享誉士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王尝致书凤老，认为北方邻国的这场革命之风会吹到中国来，并对时局做出预测：“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如果撇开政治是非判断价值取向的一面，则静安先生的预测早已被后来的事实所验证。沈、柯两老当时有“南沈北柯”之称，政治上固是与时论不合的边缘人物。由此可知静安当时的心境和对时局所持之态度。先生给日人狩野直喜的信里曾说：“世界新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坼。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 则先生关注时局，也包含有自身的文化理想能否得以实现的成分在内。

1919年农历四月，罗、王联姻，王之长子潜明娶罗的三女孝纯为妻 ，成为儿女亲家，两人之关系又进了一层（两人之失和亦由此埋下种子）。这一年，罗振玉也回到国内在天津赁房安居，本来准备住在上海，王国维已经在哈同花园附近看好了一处居所，后来罗氏选择天津应与升允有关。罗回天津后，王亦曾赴天津罗宅小住养病，据记载是1919年农历八月十八日赴天津，九月十一日左右返回到上海。

此时，先生尝多次接到北京大学欲聘请为导师的邀请，均婉拒。1918年6月26日，静安先生在致罗振玉的信里写道“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又说：“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将来拟以哈园一信复之。” 1922年8月，北京大学又有专人以马衡的亲笔信面交，并送二百元作为两月之薪水，静安作书婉谢并退还修金，但同意保留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的名义。他在同月8日致罗的信中写道：“仍许留名去实，不与决绝，保持一线关系，或有益也。” 其致马衡的信里写道：“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自惟浅劣，本不敢应命。惟惧重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不谓大学雅意又予以束修。窃以导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仰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修金讬交张君带还，伏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 后由于马衡又恳切致函，至8月底才决定收下修金 。但是年季秋，先生即致信给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 ，拟出“研究发题”四项，作为北大国学门的参考选题。

静安先生所开出的“研究发题”，包括（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二）古字母之研究；（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并对各题之研究价值暨已有之研究现状逐一做了说明。

关于《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发题，静安先生写道；“古今言语文章，无不根据于前世之言语。今之言语中，有元明之成语；元明言语中有唐宋之成语；唐宋言语中，有汉魏六朝之言语；汉魏言语中，有三代之成语。凡此成语，率为复语，与当时分别之单语，意义颇异，必于较古之言语中求之。今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元明以上之言语中；汉魏六朝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三代言语中。若夫诗、书为三代言语，其中必有三代以上之成语，然今日所存言语，无更古于三代者，其源既不可求，其语亦遂不可解，然犹可参互求之。” 并举《诗·鄘风》“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为例，说明此“淑”字不应以“善”训，而是与古“吊”字同。又“不淑”有“不幸”之意，是“古弔死唁生之通语”。又如另一古之成语“陟降”，可转为“陟各”，亦可转为“登假”或“登遐”等，静安因之得出了“古之成语不能以分别之单语解之”的结论 。静安先生可谓循循善诱，在发之以题的同时，又以具体案例加以解说，对初学者的启发可以想见。

其于古字母之研究，则写道：“一字之音，有母有韵。古韵之学，创于宋人，至近世而极盛。古字母之学，创于嘉定钱氏，同时休宁戴氏亦作《转语》二十章，而其书不传，其流亦微。惟番禺陈氏作《切韵考》，始据《广韵》中反切以求中古字母之系统，其所得与等韵家之三十六字母不同。至于古音中之字母，则尚未有论其全体者，此亦音韵学上一阙点也。此问题不待说明，所当说者，材料方法耳。今举其委，约有五端：一、经传异文。如《尚书》古今文、《春秋》三传，实同名异，往往遇之。汉儒注中，某读为某，亦其类也。二、汉人音读。古注中某读如某，某读若某是也。三、音训。如‘仁’‘人’，‘义’‘宜’之类。《释名》一书，所用以相释者，什八九皆同母字也。四、双声字。如‘玄黄’‘觱发’‘栗烈’之类，皆同母字也。五、反切。孙炎以下，至于徐邈、李轨之音，见古书注及《经典释文》者是也。苟以此数者参互相求，但顺材以求合，而不为合以验材，仿顾氏《唐韵正》之例，勒为一书，庶几古字母部目或睹其全，不让古韵之学专美欤！”

其于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又写道：“联绵字，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前人骈雅、别雅诸书，颇以义类部居联绵字，然不以声为之纲领，其书盖去类书无几耳。此等复语，其变化不可胜穷，然皆有其公共之源。如风曰‘觱发’，泉曰‘觱沸’，跋扈曰‘畔援’，广大曰‘伴奂’，分散曰‘判奂’。字虽不同，其声与义各有其相通之处。又如雨之小者曰‘霢霂’，草之小者曰‘蘼芜’、曰‘緜马’，木之柔者曰‘木髦’，虫之小者曰‘蠛蠓’；状草木之细密曰‘覭髦’，状鸟之小者曰‘緜蛮’；殆皆与‘微’字之音义相关。辞赋既兴，造语尤伙，乃至重叠用之，如《离骚》‘须臾’‘相羊’，见于一简之中；《上林赋》‘湢测’‘泌瀄’，‘谽呀’‘豁閕’，叠于一句之内，其实为一语之变化也。若集此类之字，经之以声，而纬之以义，以穷其变化而观其会通，岂徒为文学之助，抑亦小学上未肋之事业欤。”

关于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也作了相应说明，写道：“史记年表起于共和，历王以前，年祀无考。《鲁世家》别据鲁历，上讫考公；而伯禽一代未著年数，则未能上关周初也。其诸公（羊）｛年｝数，（亦）｛与｝刘歆《三统历》所纪，互有异同。《汲冡纪年》虽有夏商年纪，此太史公所谓‘不同（乘）｛乖｝异，不足取信者。今兹所传，又非原本，自皇甫谧以下向壁虚造者，更无论已。然《周书》‘武成’、‘召诰’、‘顾命’诸篇，颇具年月，如能以黄帝、顼颛、夏、殷、周、鲁六历，各上推四五百年，各著其分至，朔望之甲子，以与《尚书》及古器物之月日相参证，虽宗周诸王在位之年数无从臆说，然武王克殷之年、周公营洛之岁与成王在位年数，或可得定欤。”

盖先生一经答允导师之任，便冀图有贡献于诸生，而不愿徒托空名。 XLue5x+D53OLKtLmZVxSWYVrCODMbB9a/kA7KkhXCz/ofTxaU61lBTEtCbmu2PQ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