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静安先生是在1915年4月，与罗振玉一起自沪返回日本的。但仅在八个月之后，即1916年丙辰正月初七，他便最终结束了浮海东瀛的五载光阴，回到他熟悉的上海，开始人生的新的旅程——当时恰值他的不惑之年。

他是经同乡友人邹安（字景叔）的推荐，应聘为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主编一种学术刊物。丙辰年正月初三和长子潜明一起乘海船回国，携带行李计十二件，仅书箱就有十个，包括新购置的《太平御览》《章氏遗书》等，而词曲一类书籍则留给了罗振玉。船行的三日夜，他的研治未遑稍停。《丙辰日记》写道：“（初四日）阅段注《说文》二十页。”“（初五日）作一书致韫公，论石鼓‘ ’字，并为举《说文》一字两声者，共得三字”、“前疑殷商卜文及小盂鼎之 字，从日、从立、从 ，此疑‘巤’字。疑‘立’、‘巤皆声’，而苦无其例，今始得之，为之一快。”“初七日早，舟行至中国近海，风浪渐平。昨晚在卧床中思石鼓第二鼓之‘ ’字，当即《说文》火部之‘枲’字。‘辝’本台声，故‘辝’声、台声可通。用如‘枲’字，小篆从木，台聲；籀文作‘ ’，则从林，辝声。以 字即枲字例之，可知‘ ’即‘枲’字，其音亦当读如台，与下‘时’字为韵，但不能知为何字之假借耳。” 人在船上，风雨如晦的归国途中，学问精神和学问状态，固如磐石一般不倾不移。

静安在京都期间，长时间住在罗振玉家里，后罗氏虽为先生另租了房舍，但资用之大部分仍为罗氏接济。这种经济上长期依赖于他人的状况，必给静安带来精神上的不安。《丙辰日记》元旦条写道：“自去岁送家眷回国，即寓韫公家，至是已八越月。去冬十二月，同乡邹景叔大令移书谓，英人哈同君之夫人罗氏拟创学问杂志，属余往任其事。” 哈同和他的夫人突然在此时出现，对当时的静安而言，无异于天时、地利、人和骤然凑泊一处，他的立即应允并马上成行正不足怪也。

哈同是英籍犹太人，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因而有机会踞有哈同花园。哈同夫人名罗诗，系混血，传说出身娼寮。其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实相当于教人识字的小学或初中。哈同的主要管事者姬觉弥（号佛陀）也是颇遭疵议的人物，连沈曾植都说此人不足成事。但哈同主人和主事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是真实的。王国维知其利弊，虽出席了正月二十二日的开学典礼，但未就“大学教务长”之聘，而以专一主持编撰《学术丛编》为职司。此一期间王罗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对应聘哈同的不尽如人意的情形，以及如不合意将辞却他图，也对罗有流露，因此罗振玉在正月十七日的信中，对相关事体详加剖解，勖勉殷殷，写道：

得十一日手书，知景叔尚未见面，观此次大札语气和平，不似前函之严重，当不至决裂，为之差慰。弟意公仍以守初志，专意办报（学报内容仍愿闻），能兼教科更佳。弟所以以此相劝者，办学报与公平日学术有益无损，学堂则是长局。我不与人以可侮，外侮无由而至，此即善为戒备之良法，若别有防御之策，即是过度，转启争招侮矣。不知尊意如何？方今谋食虽至艰，然以常理观之，断不致饿死。必欲舍此他图，以弟所知，若往昔杨子安之广学会，月谢百番，抗父诸君在商务，月薪亦百馀番，然每日必牺牲六七点钟，除去往复钟点，人已疲极，不复能修他业，若岁岁如此，学业终身无增长，况尚须我求童蒙，且（以下原件破损，少约二十字）者，而可决也。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此自任者，若能如前此海外四年余，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若以天挺之质，而以生活二字了之，岂不可惜！弟非无前人之资禀，而少撄患难，根柢未深，中年又奔走四方，遂毫无成就，今且老矣，欲以炳烛之明，补东隅之补，所补能几何？顾影汲汲，绠短汲深，故期之先生者，不能不益殷。择业与修学，相关至切，至于此次馆事，再三相渎，想不憎其（下缺十三四字）进退之小艺，亦须积二三十年之功力，乃可望成就，学术之难如此。

罗的意思，办学报于学术有益无害，只要能“守初志”，就不必有太多顾虑。信中说的“我不与人以可侮，外侮无由而至，此即善为戒备之良法，若别有防御之策，即是过度，转启争招侮矣”，不失为深识老到的经验之谈，此语不是谁都可以讲出的。尤可难能者是对王国维学问的期许，认为如果能继续保持京都时期那样的学问状态，期以十年，当会超过顾亭林、戴震、段玉裁等清代诸大儒的成就。“以天挺之质，而以生活二字了之，岂不可惜”一语，尤恳切感人，可知当时的罗王交谊，可谓正处于蜜月期，而绝非利交之可为比也。

当认定下来在哈同只负责编撰《学术丛编》，静安先生就安心以赴了，在大通路吴兴里租到了合适的房舍，书籍也上了架，到二月二十五日，不仅《学术丛编》的编辑条例、刊前序言，以及第一期的稿件，都一一准备就绪。《学术丛编》的宗旨是：“专在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文字源流，以期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 内容则包括经学、史学、文字学方面的新著，以及未刊或流行甚少的旧籍。经学注重三礼，旁及诸经。每月出版一编，每册八十页。与《学术丛编》同时刊行的还有《艺术丛编》，由邹安主编。经王之手，《学术丛编》共出版24期，王的许多关于金石、考古、音韵、文字学方面的文章都刊载于此刊。罗振玉这一时间的文章也比较多，有的也在《学术丛编》刊登。他们有些文字也刊登在《艺术丛编》上。说来也是静安先生为学的幸运，早年致力于西方哲学和美学的时候，有《教育世界》供他不断发表新作，如今在三代经典和小学研究，以及古史、古器物研究阶段，又有《学术丛编》和《艺术丛编》为他提供驰骋的园地。这一时期繁杂事务虽然多了一些，但精研学问无一日或停。我们不妨摘录一些此一期间的《丙辰日记》，以见他为学的精勤和诸多学术新创获。

《丙辰日记》正月初十，上午“杂阅抗公处书，王箓友（王筠）《说文释例》中说一字两声者数字”。“午后书《通志考异》稿五页”。正月十二日，“写《考异》稿二页”。“购慎修先生手稿《音学辨微》一册，其跋文中有‘韵书三种’云云，以是知之。”正月十三日：“拟将《说文》中籀文辑出为《史籀篇缉释》，午前共抄得百余字。”正月十六日，“早八时起，录籀文三十余字。”正月二十一日，“午后作《史籀篇序录》，未成”。正月二十二日，“晚饭闲思《史篇》诸字，见 字作 ，其所从之‘左’字从二，因思殷虚卜辞之‘又’字有作 者，则‘左’正宜作 。悟得此字，至快也。又阅卜辞有 字，此即拕字，从手，引它，它亦声。”正月二十三日，“午后写《史篇考释》三页”。正月二十四日，“写《史篇考释》五页”。正月二十五日，“写《史篇考释》三页”。正月二十六日，“写《史篇考释》四页”，“夜拟作书《顾命》，即《位礼考》”。正月二十七日，“写《考释》二页余”。“午饭后出，归复写《考释》三页”。正月二十八日，“写《史籀篇疏证》五页”。“三时余归，复写《疏证》三页，初稿已就”。正月二十九日，“作《顾命礼考》，得半”。正月三十日，“早起作《顾命礼考》”。二月初一，“早起写《史篇叙录》，得二页”。“午后续作《叙录》”。“夜作《叙录》毕”。二月初二日，“午后写《史篇叙录》毕，共六页。又写《疏证》稿二页。”二月初三日，“写《疏证》，得六页”。二月初四日，“写《疏证》六页”。二月初五日，“是日写《疏证》五页”。二月初六日，“早起写《疏证》二页半”，“归写《疏证》二页”。二月初七日，“写《史篇疏证》八页半，已毕”。二月初八日，“校阅《疏证》一过”。二月十三日，“写《周书顾命礼徵》，竟日不出”。二月十四日，“写《尚书顾命礼徵》毕，得七页。接写《流沙坠简补正》，得五页”。二月十五日，“写《沙简补正》，得五页”。二月十六日，“归写《沙简补正》毕，共得十三页”。二月十七日，“早起阅《殷虚书契》一卷”。二月二十八日，“作《殷礼小记》，得六页。”二月二十九日，“作《殷礼小记》，得二页。”“是月写定《殷礼征文》一卷，《释史》一篇，《乐诗考略》一篇，又作《毛公鼎释文》，未写出”。

须知，1916年农历一月和二月两个月，是静安先生刚从东瀛归来，与哈同主人商酌承担范围及安家等诸事猥集一处之时，然而就是在此种交错忙乱中，学术研治仍然少有停顿，并不断结出新的果实。

至于1916年下半年到1921年的五年时间，更是他生平最集中的学术繁盛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论著包括《生霸死霸考》《周书顾命考》《周大武乐章考》《两周金石文韵读》《汉以后所传周乐考》《名堂庙寝通考》《汉魏博士考》《毛公鼎考释》《魏石经考》《唐诸家切韵考》《五声说》《鬼方昆夷猃狁考》《西胡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代表王氏毕生学术成就的重要著作。其中《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开启了甲骨研究的断代之学。而《殷周制度论》之刊布，更是佳评如潮。赵万里写道：“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页，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 先生自己代罗振玉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也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又说自己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又说：“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 在写给罗振玉的信里他也说：“《殷周制度论》于今日写定。其大意谓周改商制一出于尊尊之统者为嫡庶之制，其由是孳生有三：一、宗法，二、服术，三、为人后之制。与是相关者二：一、分封子弟之制，二、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其出于亲亲之统者，曰庙制。其出于尊贤之统者，曰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皆不世之制（此殆与殷制同）。又同姓不通婚之制，自为一条，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于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文凡十九页，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惟文字未能修饰尽善耳。” 可以看出先生对此篇著述何等重视。

我们不妨引录《殷周制度论》中的一段要括的论述，以见其学理精醇：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事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如此清晰之理念、闪光之思想，很难想象是从静安先生那样羸弱的躯体中迸发出来的，而且是通过爬梳枯燥的甲骨文字得出来的不易之论。静安先生是纯粹的学者，固然；但他同时也是能够掘发潜德幽光的思想翘楚。

先生后来于1921年手自编定的《观堂集林》，集中汇辑了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集林》由乌程蒋氏出资以聚珍版印行，罗、蒋并有序言。蒋氏名孟苹，字汝藻，号乐庵居士，与先生同籍浙西，生年亦同。其“传书堂”是江南名藏，被称为海上三大藏书家之一。 此前蒋氏尝聘请吴县（1995年撤销）曹元忠编写藏书目录，但历时一年，未成一字。蒋早有聘王之意，因王与曹有旧，不忍遽夺；俟曹辞去，静安先生方应聘，但接事之后工作态度极为认真，为做好先期准备，用很多时间遍校各书，一一写出跋记，同时还为蒋氏撰写了绍其祖德的《传书堂记》。对王国维来说，这是继在日本得以尽窥“大云藏书”之后，再一次获得了遍览群籍的机会。先生为学的几个阶段，都有特藏之书供其饱览。尝说：“余毕生惟与书册为伴，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 而为学之精勤，又非常人所能及。对王先生生平志事颇为了解的赵万里对此曾有过下述说明：“盖先生之治一学，必先有一步预备工夫，如治甲骨文字，则先释《铁云藏龟》及《书契前后编》文字。治音韵学，则遍校《切韵》《广韵》。撰蒋氏《藏书志》，则遍校《周礼》《仪礼》《礼记》等书不下数十种。其他遇一佳椠，必移录其佳处或异同于先生自藏本上。间有心得，则必识于书之眉端。自宣统初元以迄于今，二十年间，无或间断。求之三百年间，实于高邮二王为近，然方面之多，又非怀祖、伯申两先生所可及也。” 这一时期，先生还曾参与《浙江通志》的续修工作。沈曾植为总纂，先生与张尔田一起担任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封爵五门的撰述。值得注意的是，沈向王说明“通志”编写体例的一封信写得甚具大儒风采。信中称王国维为“大哲学家”（王挽沈之联语称沈为“更大哲人”，不知是否从这里获得灵感），并提出了“显学钜儒，实有关于一代风气者”的论断。

1918年起，王国维担任仓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于是他写了《经学概论讲义》一书，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经学概论》共十一章：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周易；第三章，尚书；第四章，诗；第五章，礼；第六章，春秋；第七章，论语；第八章，孝经；第九章，尔雅；第十章，孟子；第十一章，历代之经学。 虽然是一简要的纲要式读本，因深研三代之学有年，此时之静安已经有充分条件来涉足经学了。但此时他的重大收获为小学，尤其清儒诸大家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他赞赏不已。他在《两周金石文韵读》自序中说：“自汉以后，学术之盛无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如高邮王氏、栖霞郝氏之于训诂，歙县程氏之于名物，金坛段氏之于《说文》，皆足以上掩前哲。然其尤卓绝者，则为韵学。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诂、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后人者甚多；至古韵之学，则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原斯学所以能完密至此者，以其所治者不过《三百篇》及群经、诸子有韵之文；其治之法，不外因乎古人声音之自然，其道之简而其事有崖，故数传而遂臻其极也。余比年读《三百篇》，窃叹言韵至王、江二氏殆毫发无遗憾，惟音分阴阳二类，当从戴、孔，而阳类有平无上、去、入，当从戴氏。前哲所言，固已包举靡遗，因不复有所论述，惟前哲音韵皆以诗三百五篇为主，余更搜周世韵语，见于金石文字者，得数十篇，中有杞、鄫、许、邾、徐、楚诸国之文，出商鲁二《颂》及十五《国风》之外，其时亦上起宗周，下迄战国，亘五六百年，然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故即王、江二家部目，谱而读之，虽金石文字用韵无多，不足以见古韵之全，然足证近世古韵学之精密，自其可征者言之，其符合固已如斯矣。” 此可见观堂于小学一门之所识、所得、所获，并自己在上古韵语和《诗三百》之比勘方面所做出的建树。 mQJ8Y4PXpeOKQg6zaNf8YZV0K1jSV6egv+XCXt5hmzicbqNcvT6lj+hjy7XiGPJ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