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之后，罗振玉避地东瀛，先生亦随之前往，同寓于日本京都附近的吉田山下之田中村。罗振玉的丰富的收藏也运往日本，寄存在日本京都大学。先生则每天协助罗氏整理藏书、编写书目，因而得以尽阅“大云书库”所藏之古籍、古彝器及各种古器物的拓本。

这时先生的学问兴趣，开始仍在中国戏曲的研究与考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宋元戏曲考》即撰成于此时。该书最后之完稿时间应在1913年的年初，其所撰自序写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讬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乃成《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从事既久，续有所得，颇觉昔人之说与自己之书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记与心所领会者，亦日有增益。壬子岁暮，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 此书学术上之开辟意义静安先生本人阐述甚明。诚如梁启超所说：“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祖矣。”

但到日本以后，没有多久，由于受罗振玉氏的影响和启发，先生之治学方向即转向经、史、小学的考证与研究，而对自己以往的哲学和美学研究，则弃之如敝屣。即戏曲与文学的研究也基本停顿下来。据罗振玉回忆，他劝王专门研究国学，并从小学和训诂方面培养根基，曾说过下面的话：“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未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公闻而悚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予以东原（戴震）之于茂堂（段玉裁）者谢之。其迁善徙义之勇如此。” 罗氏的话，有人以为不尽确实，认为王未必烧书。其实以王国维的性情论，尽弃前学，完全可能。

日人狩野直喜在回忆王在日本的印象时也说过：“从来京都时开始，王君在学问上的倾向，似有所改变。这是说，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有志于创立新见解。例如在谈话中，我提到西洋哲学，王君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西洋哲学。” 透露出决心改变学术路向的信息。而1913和1914这两年，先生全身心致力于古文字和古史研究的沉迷状况，我们从他写给缪荃孙的信里可以获知大体轮廓。一则曰：“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一参校者，臧、洪诸君非不通礼学，而疏漏如是。此系私家著述，犹不免是病，无怪官书之不能善也。” 二则曰：“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因先治古文字，遂览宋人及国朝诸家之说。此事自宋迄近数十年无甚进步，《积古》于此事有筚路蓝缕之功，然甚疏陋，亦不能鉴别真伪。《筠清》出龚定庵手，尤为荒谬。许印林称切实，亦无甚发明。最后得吴清卿乃为独绝，惜为一官所累，未能竟其学。然此数十年来，学问家之聪明才气未有大于彼者，不当以学之成否、著书之多寡论也。”

这两封信分别写于1913年11月和1914年7月，从而可见其沉潜古学的精神和钻研的深度。而其研治范则不止于古文字、古器物和古史研究，实已返归六经，亦即罗振玉所建言的，如接续“三千年之教泽”“舍返经信古未由”。可知此一时期静安先生所致力的乃是大范围的“三代之学”。其所著之《流沙坠简》及其《考释》（与罗氏合作）、《简牍检署考》、《明堂寝庙考》、《秦郡考》、《生霸死霸考》、《胡服考》、《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外还有《颐和园词》也作于此时。总之寓居日本四年多时间，先生之学问大变，而收获成果之丰硕则为已往未有。他自己后来也说，此一时期“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其《丙辰日记》（1916）亦云：“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

1915年春天，先生曾归国扫墓，因得以在上海与沈曾植相识。沈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钦用主事，观政学部，迁员外郎，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曾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和张勋复辟。精通辽金元史及西北舆地之学，世有大儒之目。王的思想和学术旨趣与沈甚契合。沈欣赏王为罗振玉作的《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并称赞王善于命题，趣说：“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 1919年沈七十寿诞，王为之序，极称乙庵之学的博大，写道：

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窖，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

又说：

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可以说给予了至高而不能再高的评价，我们由此可知静安之学的格致与归宿。而当1922年沈氏在上海辞世，静安先生的挽联写的是：“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更可见两人交谊之厚。

王国维回国扫墓停留上海期间，罗振玉也回国赴安阳考察，于是两人又会合于沪上，时间在1915年4月。罗振玉经王国维介绍结识沈曾植即在此时。第一次相见，罗向沈请教了古音韵问题，相谈甚得。加上对古籍图书版本和书画的共同爱好，他们应该有谈不完的话题。就一代通儒的学术气象而言，沈的标格，世罕其匹；就一个纯粹学人的为学精神而言，王恐怕应站在沈的右边。罗的所长在中西教育和甲骨金石器物，视野格局亦有可观。沈的所长在边疆史地和学养器识。而静安之学识固然，金石器物的过眼或逊于罗，但书画鉴赏的根底亦有可观。因其多了一层家学熏习，其父王乃誉的书画收藏及长期鉴赏经验，必然如同种子一般植入静安的文化血液之中。明了这一层，可以正解王、罗和王、沈之间的针芥之歧与针芥之合。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挽词》中对先生此一时期的学术景观有极为准确的评价：“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伯沙博士同扬搉，海日尚书互倡酬。” “伯沙博士”指的是法国的两位汉学家伯希和暨沙畹博士；“海日尚书”则是指沈曾植，意谓静安先生此时已成为与中外学界顶尖人物并驾齐驱的学者。 VrHi9S5VQ9y2KTnpVjJy4y4Rf1HzNOHQRLwp5vYHOCjcP7bwsLmA+0eIEko4lS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