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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于1901年在武昌创刊的《教育世界》，是专门译介世界各国教育规章制度及学说的刊物，其中介绍日本教育规制的文章最为集中，印行在上海，开始为旬刊，后改为半月刊。王国维为实际主编，对原来的宗旨也有所更易，增加了本社自撰部分，包括论说、学制、训练、传记、小说、国内外学界动态等，都予以刊载。托尔斯泰的小说《枕戈记》，即由王国维从日文移译发表在《教育世界》上。
他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和美学文字，如《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释理》《论性》《周秦诸子之名学》《红楼梦评论》《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等，都发表于此刊。这是王氏建构自己学术大厦的一块重要园地。《静安文集》也是由《教育世界》社刊行的。此一时期，先生一方面大面积地介绍西方的思想和著作，另一方面以西方哲学、美学思想来诠释中国的古典，包括阐释义理之学和解析古典文学名著，也做出了成功的实验。所以，这是王国维生平学术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就是醉心于哲学、美学等欧西新学的时期。
先生自己称这一时期为“独学时代”。他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
这是写于1907年的《静安文集》自序中的话，向读者交代他研究欧西学术思想的过程。
同时，他的学术性情的另一方面，即诗词创作，也得到了尽情地发挥。1903年至1905年三年间，所写之诗作就有近四十首，词作三十多阕。
1903年写的《书古书中故纸》：“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足奇。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试问何乡堪著我，欲求大道况多歧。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都堪称随意挥洒，清新可诵而又意趣盎然之作。以及写于次年的颇受钱锺书先生称赏的《晓步》：“兴来随意步南阡，夹道垂杨相带妍。万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苏醒晓风前。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我与野鸥申后约，不辞旦旦冒寒烟。”
还有寄怀之作《欲觅》：“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诗缘病辍弥无赖，忧与生来讵有端。起看月中霜万瓦，卧闻风里竹千竿。沧浪亭北君迁树，何限栖鸦噪暮寒。”充满了哲理和忧思。至于此时所作之词，更是达到一个峰巅期。仅1905年一年，就创作22阕各类词作，而1906年一年之中，更有30阕之多。其中不乏“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
的绝妙好词。如写于1905年的《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明白如话而又格高意远。尤其“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两句，不失为古今词人之独出的秀句，既含意象多重，又有哲理存焉。王著《人间词话》所称道的“有性情，有境界”“不失其赤子之心”之词人标格，我们从静安的词作中不难品味出来。
王国维自己对此一时期的词作也自视甚高。当一年后集所填词成《人间词甲稿》之时，托名樊志厚者为之序，称“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旨远，意决而词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
。翌年，成《人间词乙稿》，也是托名樊志厚撰写序言，认为静安之词做到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这些自评是否确当自可仁智互见，但如果是真正的词的爱好者，能静下心来，结合王的身世阅历和他的美学思想，细读慢斟，反复味之，当不难体会王之自评虽不一定语语中的，然亦不远矣。《乙稿》序并标出“意境”这个概念，提出：“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境界说”是先生美学上的一大发明，嗣后所撰之《人间词话》，对境界理论发挥更为详尽。
但人生之困扰也随之而生。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的自序二中写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深入地涉猎、介绍、研究西方哲学所达到的进境，诗词创作所取得的意外成就，反而令他矛盾重重，增加精神苦痛。这在一般人是不可思的，然在先生却是顺理成章必然如此的精神历程。盖先生之学问，每一时期都是与自己的生命处境结合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学术思想的矛盾，不如说是生命存在形态的矛盾更为确当。作为诗人哲学家的个性特色，这一时期表现得异常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