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可靠叙述会使你相信作品本身

——铁凝

事情的起因牵涉到一个名叫白银的女孩子，白银在读小学三年级。

白银是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她的母亲和她的父亲离了婚，嫁给一个意大利人去了意大利，从此白银就和父亲白已贺生活在一起。白已贺对这样的生活现状常常怀着深深的屈辱感，这或许是因为妻子对他的背叛就发生在他们两人共同为之做事的那家工厂——长邺市皮鞋厂，而那个拐走他妻子的便是皮鞋厂代表意方的意国人。那时候鞋厂正与意大利合资制作一种名为特丽雅的轻便女鞋，白已贺的职位在厂设计科，却没有明确的职称。他的妻子是粘压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姿色并不出众。事情发生以后，全厂上下都感到惊讶感到不可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皮鞋厂一个集中而又细致的话题。人们不厌其烦地分析那个意大利人为什么会爱上白已贺的妻子，因为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平常了，男人和女人都这样说。然后他们就以此为基点把话题再展开下去，历数他们直接或间接认识的一些嫁了外国人的女人，原来没有一个是好看的。他们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西方人的审美标准，为什么这些人要到中国来寻找一些中国人很不以为然的女人。他们这样谈论着，倒好像是替那个意大利人惋惜似的，好像是他在中国吃了多大亏上了多大当。只有一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反驳他们说，好看是什么？好看就是舒服，舒服了就好看了。全世界的人都一样，你们以为外国人结婚是在选美么？有人就说，照你的意思白已贺的老婆还挺舒服呀？又有人说，是先有了舒服才有了好看吧？大学生说她身上自有人们没有力量发现的东西，我看她就很舒服。众人大笑起来说，她舒服你是怎么知道的说给我们听听！他们与那个大学生开着粗鲁的玩笑，不厌其烦地玩味着“舒服”二字，几乎忘记在这件事情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受害者便是白已贺。

白已贺也没有料到他的妻子会有这样一份令很多人眼热的新生活，更不曾想到正是这个普通女工使他陷入了今天这样可怜又难堪的境地，使他如此这般地被众多同事所议论，被如此众多的眼光和设想所包围。那些眼光似乎都有那么一种含意：像你白已贺这样一个科室人员，怎么连一个女工也看守不住呢？

白已贺目前的境地虽然难堪而又可怜，但他从来也没有打算过费心而精心地看守自己的女人。何止是没有看守，他对她一直是漫不经心。结婚十几年来，白已贺一直漫不经心地虐待着她。他常常漫不经心地把从前和现在所遭遇的一切不高兴和不愉快通过这个女人发泄出来，他常在夜深人静时无缘无故地将她捂在棉被里痛打。这女工在棉被里常常经历着死去活来，却从未见过那个时刻的白已贺是怎样变得嘴歪眼斜、五官挪位和面孔狰狞。他的同事们也不曾知道设计科那个文质彬彬的白已贺除了文质彬彬，还有如此人所不知的嗜好。他们只是从那个女工时而青肿的脸上觉察出这一对夫妻的不合。白已贺的女人对白已贺的殴打从来不加反抗也不在外面声张，过后她只用热水洗净脸面，然后往身上脸上涂抹有着收敛毛细血管作用的碘酒。她把这一切做得平淡而又从容，宛若女人们每日必需的化妆。妻子从没见过丈夫那张怪脸，丈夫却总能回忆起妻子那张涂着黄色碘酒的青脸。

那时候白银还很小，当她懂得离婚这个词的全部含意时，母亲离开她已三四年了。使白已贺感到欣慰和窃喜的是，白银似乎没有受到家庭变故的太多影响，她出落得健康而又开朗，完全不像他们夫妇。在学校她品学兼优，喜欢在一切有人的地方爽声大笑，公开地羡慕成年女人，很早就和小朋友讨论将来她们要和“小虎队”中的哪一位结婚。这时候她在读小学三年级，对于成年女性的衣着装束逐渐产生着好奇心，这便是后来白银无意中参与了那件事情的心理基础。

一个春天的下午，小学三年级女生白银和她的同学走在放学的路上，在路边一排垃圾桶跟前，白银发现了一只高跟鞋，一只洋红色的细跟皮鞋。这只高跟鞋已经十分的破旧，显然是被它的主人当做垃圾丢弃在这里的。但在白银眼里，它仍然不同于堆入桶内或溢出桶外的垃圾。她招呼她的同学说：“嗨，一只高跟鞋！”当有人也许正不以为然时，白银已经跑上前去拎起了垃圾里的那只鞋。接着她倒一倒鞋里的尘土烂渣，甩掉自己脚上的鞋，便把那高跟鞋穿在脚上。她“踢哩趿拉”地走了几步，觉得她的小脚在这只大鞋里很空旷，脚尖顶着鞋尖，而脚后跟距离鞋后跟却还遥远。但这确是一只美丽的高跟鞋，后跟细高，短而窄的人字形镂花鞋脸由纤细的皮绳编织而成，使它显得性感而又秀气。白银体味不到这些，她只是觉得现在她很像一个大女人或者女大人，一个挺拔而洋气的女大人。这念头使她决心在垃圾桶里找到与它相配的另一只。于是同学们也帮她在垃圾桶里翻腾起来，她们果然找到了另一只，可惜的是那只鞋掉了后跟。但这鞋毕竟不再是一只而是一双了。当白银又把这只缺跟的鞋穿在脚上时，走起路来就更觉出些异样：一只脚好似上台阶，另一只脚却像净往坑里陷。可她还是欣喜地穿着走着，走了一阵，同学们也要求轮流试穿。她们一瘸一拐地走得很慢，为了延长走路的时间，她们还不断绕着远路。当她们在白银家门口和白银分手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她们商量好明日上学路上继续穿高跟鞋过瘾，鞋当然要归白银保管的，她是发现它的人。白银答应明天把鞋再带出来，说回家还将给鞋擦擦油，有同学说没有红鞋油用无色透明鞋油也行。

白银和同学们道了再见，便笃笃笃地走进家门。

家里没有人，白银独自站在门厅的穿衣镜前欣赏自己。她以她有限的知识和词汇对镜子里那个突然长高的小女人做着形容，她用了四个她最喜欢的词儿：天使、名模、灰姑娘、白雪公主。她没有发现白已贺已经推门进来在鞋架跟前站着。

白已贺做好晚饭还不见白银回来，便心急火燎地去了学校，传达室师傅说学生们早就按时放了学。白已贺骑车往回返，一路留心着每个和白银相似的女孩。妻子的背叛使他倍加疼爱起女儿，他生怕女儿再遇到什么不测，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地教育白银：要在观念里把家门和校门变成一条直线，直线以外不准有任何节外生枝。白银对父亲的教诲也很是在意，像今天这样晚归的事还从未发生过。

白已贺看见站在镜前的女儿，心已经放下了一半，火气还没能全消。他观察着镜前的白银，追问她晚归的缘由。当他听完女儿的叙述，怒火便从胸中再次燃烧起来。他看看女儿脚上的烂东西，再看看瘸腿站立的女儿，觉得她活脱一个小叫花子。也许使白已贺格外恼火的另一个原因是白已贺恨鞋，他觉得他生活得背时与鞋密切相关。他半生中看鞋、摸鞋，他的结发妻子也曾看鞋、摸鞋。那个洋人给他们厂送来的还是鞋。什么他妈“特丽雅”，不也是两块臭皮子拼起来的鞋窠旯？他最后看见他老婆时她也是穿着这么一双细跟的尖东西。于是白已贺不能自制了：他一把拽过女儿立逼她把鞋扔下楼去。白银犹豫着不脱，白已贺一抬胳膊把女儿横着夹起来，从她脚上扒下了那鞋。

白已贺扔下白银，拎着鞋走上阳台，他先想把它甩到楼下，接着又改变主意，找出一把斧子把鞋摁到地上，啪的一声先将一只鞋拦腰砍断——掉了后跟的那一只。白银知道阳台上发生了什么，在屋里大哭起来，而白已贺就在白银的哭声中停住了斧子。

白已贺在劈了第一只鞋之后没再向另一只下斧子，并不是因为女儿的哭，而是因为他在这只劈开的鞋底夹层里发现了一个东西，一个略微大于邮票的粉色小纸袋。他小心翼翼地将纸袋抠出来，这纸袋扁而不空。他没有急于打开查看，他只有一种预感，他预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小纸袋，这里面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这种预感使他立即生出一种兴奋，一种快乐，一种幸灾乐祸之情，而许多年来他一直是旁人幸灾乐祸的对象。幸灾乐祸特别能使一个正在倒霉的自己突然地轻松那么一下，白已贺就在这突然的兴奋和轻松之中快速地跑进厨房去为女儿热饭热菜，然后又像没事人似的哄女儿吃饭并且答应星期天带她去儿童乐园坐“钻山龙”。说到那双高跟鞋，白已贺只强调了它的不卫生，说现在有许多怪异而新奇的病菌都是通过垃圾传播的，他希望今后的白银永远不要靠近垃圾桶走路。白银本是个不记仇的孩子，再说儿童乐园的“钻山龙”也能使她忘掉和父亲的“前仇”，于是饭桌上的气氛又变得一片轻松。

吃过晚饭白银做功课看电视，白已贺便鬼使神差地回到自己房间锁上了房门。他坐在桌前打开台灯，从衣兜里掏出纸袋放在桌上仍不急于打开。他要隔着纸袋猜测那么一小会儿，猜测中有激动也有惊恐。虽然他一时不能断定里面是字、是纸或是照片，但他深信里面一定联系着情场陷害和谋杀什么的。但愿与谋杀无关，白已贺绝不乐意涉足这种恐怖。后来他终于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纸袋，却见里面是一张照片的底片，一张“135”黑白底片。白已贺拿起底片在灯光下照，在这张冲得偏厚的底片上，他看见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张男女拥抱的底片解除了白已贺心中的恐怖，此刻他心中只充满着一个单身男人的好奇和焦灼，正好比一场引人入胜的电影已经开演，使白已贺焦灼的是下一串镜头的发展。他决心弄清这一男一女的面目，那么他必须使这张被称做负片的底片变做正片——黑白照片。他告诉白银有事需要到厂里去，便匆匆下了楼。

原来白已贺在厂设计科也摆弄些摄影、显影，在暗房里，他很快就把男人和女人的面目在显影箱上显现了出来。虽然这张照片拍得拙劣，而且颗粒粗糙，是出于一位业余者之手，白已贺做的又是“135”原大，但他还是准确无误地认定，这男人便是经常在报纸上和电视屏幕上露面的本市那位常务副市长普运哲。白已贺还记得，当初普运哲曾为他们的鞋业集团成立剪过彩，他的相机也亲自摄下过他的镜头。对于照片上的女人，白已贺是陌生的，但他断定这并非市长夫人。这种不伦不类的合影夫妻之间有必要吗？再说若是夫妻，是谁把他们塞在鞋里呢？他端详着照片上这个年轻女人，女人在男人的怀抱里迷醉地微微向后仰着头，她眼睛紧闭正接受着男人对她那优美的脖子的亲吻，她的整个神情显现出一种高度控制着的快意。

白已贺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但他更惊喜的是他对于普运哲的发现。他觉得亮在他眼前的这件事无论如何是颇具些分量的，这不是夫妻，也不是一般的男女偷情，它是政治和性的结合。他想起有本书上说过，自古以来又有多少男人对政治和女人的生殖器不感兴趣呢？这两种最危险的东西成就着男人也毁灭着男人，然而当人们追逐着它们时，却往往只想到成就的一半。那么现在白已贺也开始追逐了，他追逐的是女人的生殖器还是政治？还是二者兼有？白已贺自问自答着。

白已贺这时才用镊子把照片从定影液中夹出来，草草用清水冲洗一下就放在烘干机上烘干。当他用两个指头将这位已经干燥的常务副市长和被他拥抱着的女人从烘干机上抠下来捏在手里时，他几乎觉得整个世界都被他捏在了手里。虽然他一时还不能明确下一步他要怎么干，但他已坚信不疑地感到自己必得为此干点什么了。他隐约觉出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什么实惠正等待着他，这实惠不是政治也不是生殖器，而是由这两种东西所造就出的另一种实惠。他把照片和底片小心地装好然后骑车回家，他故意再次骑到白银的学校门口，再次沿着女儿放学的路线缓缓前行。一路上许多垃圾桶从他身边掠过，他斜眼望着它们，心中涌出了一连串的假设：假设白银是个男孩子她便不可能对垃圾箱里的高跟鞋感兴趣吧？假设白银对高跟鞋有兴趣而那双鞋没有被扔在她必经的路上呢？假设高跟鞋没能由白银保管、分手时被她的同学穿走了呢？假设白银穿回高跟鞋却没有引起白已贺的气愤呢？假设他从女儿手中夺过鞋一扔了之呢？假设他并没有将它拦腰砍断只是乱砍几斧子呢？假设他先劈的不是藏有底片的这只鞋他是否还有兴致接着去劈另一只呢？再假设这双鞋根本没让白银捡走而是落入他人之手了呢……白已贺陶醉在无穷无尽的假设里几乎不能自拔，他太愿意如此这般地陶醉这么一会儿了，因为假如这些假设都如同他假设的那样生活便依然如故，白已贺仍旧会在今后的某一条电视新闻里看到常务副市长拿起礼仪小姐手捧的铜盘里明亮的大剪刀，兴致勃勃地为这里或者那里剪彩，但终其一生他也不可能发现这位副市长在一只高跟鞋里兴致勃勃地同一个女人拥抱。这使白已贺不得不想到命运这两个被人用俗了的字，是的，这就是命运，虽然谁也不愿意设想自己的好运或者坏运可能就扔在一只肮脏的垃圾桶里。

白已贺到家时白银已经睡了，他蹑手蹑脚从阳台上拿回几乎被他弄烂的那双红鞋藏进自己的房间。他把它们摆上写字台，已然忘记它们本身携带着的不清洁和不卫生，正如同大多数人对于钞票的态度。多数人很少能静下心来体味钞票本身是多么肮脏，因为多数人对钞票都有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强烈能够使一切的警觉和挑剔向后退去直至消失。此刻白已贺对这双高跟鞋便有类似于对待钞票的好感，他抚摸它们玩味它们，他的职业还使他看出这不是一双产自中国的皮鞋，更不是他那家鞋厂所能制作的。他拿过那只完整的鞋将它翻个底朝上，用一个大拇指在鞋底中部的一片污垢上摩擦了一阵，一排烫金小字便显现出来：MADE IN ITALIE——意大利出品。于是白已贺再次想到了命运。

ITALIE是白已贺多年来一直讨厌的一个词，他甚至为此想调离这个与ITALIE合资的鞋厂。而今命运的脚步正是通过这双MADE IN ITALIE的鞋子，通过女儿的一双小脚突如其来地向他走来了，像是提醒他不要忘记从前的旧事，又似乎是对他生活不幸的一种补偿，压抑在他胸中多年的郁闷和仇恨就一点一滴地释放开来。是的，他胸中有郁闷、有仇恨，他仇恨一切比他过得好的人，他做梦都在盼望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倒霉。那么此刻他的郁闷和释放、人间的一切好运和倒霉就一股脑儿装在了这双鞋里。白已贺摆弄着这鞋，不断长出着气又长吸着气，他想现在他最应该做的就是睡个好觉，然后按部就班地开始他下一步的行动。临睡前他来到女儿房里看了看正在熟睡的女儿，女儿无疑是今天这件事情的“创造者”，这又使白已贺生出些许心酸。可他转而又想，女儿终生也不一定知道她究竟为她的父亲创造了什么。

待到白已贺走进卫生间洗脸时，忽然前所未有地发觉这只能摆放一个蹲坑、一个脸盆架的卫生间的窄小和穷酸。他想起有一次女儿在看完一个美国电视剧之后对他说：“爸爸，咱们家什么时候能有个大浴缸呀，好让我也躺进去弄一身肥皂泡！”而白已贺能做的，只是每星期领白银去厂里的公共浴室洗个澡。他自己洗脸甚至连香皂也不用，他正在攒钱给白银买电子琴。

白已贺一边想着一边抓起那块通常只属于女儿的力士香皂开始洗脸。他把香皂用得挺狠，搓了一遍又一遍，香皂沫弄了满脸，把两只眼蜇得生疼。他想这就是挥霍吧，这就是奢侈吧！ Q6hCkPc/qWygTS6/wFTOaZwyXgkln17MS1o7h/dnVnpbGCKGvd0W1X0dD//MO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