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这部纪事主题的奇特事件，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某一年发生在奥兰 。通常认为，这些事不该在那里发生，发生在那里有点反常。初次见到的印象，奥兰确实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只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滨海的一个省 。

这座城市本身丑陋，这点应该承认。它表面平静，但要发现它在各个方面跟许多商业城市的不同之处，就得花费一定的时间。譬如说，一座城市没有鸽子、树木和花园，无法看到鸟儿振翅，无法听到树叶飒飒作响，这样平淡无奇的地方，如何才能使人想象出来？在这里，四季的变化只能从天上看出。宣告春天来临的只有清新的空气，或是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鲜花；这是在市场上出售的春天。夏天，烈日始终烧烤着过于干燥的房屋，在墙上蒙上一层灰色的灰尘；于是，人们只能紧闭百叶窗，生活在阴影之中。但到秋天，则是倾盆大雨，遍地泥泞。晴天只有在冬天出现。

了解一个城市的简便办法，是了解人们如何在其中工作、恋爱和死亡。在我们这座小城里，也许是因为气候的影响，这些事情的进行都显得狂热而又心不在焉。这就是说，人们既会在那里百无聊赖，又会竭力养成习惯。我们的同胞们努力工作，但总是为了发财致富。他们尤其喜欢经商，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首先要做生意。当然啰，他们也喜欢普通的乐趣，他们喜欢女人，爱看电影、洗海水浴。但是，他们十分理智，把这些娱乐活动都安排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在一星期的其他日子里则设法多赚钱。傍晚，他们离开办公室，定时在咖啡馆相聚，在同一条大道上散步，或者待在自己的阳台上。年轻人欲望强烈而又短暂，年龄大的人如有坏习惯，则不外乎参加滚球协会的活动和联谊会的宴会，以及去俱乐部打牌，下大赌注碰碰运气。

也许有人会说，这并非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特点，并说我们同时代的人通常都是这样。今天，看到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把其他时间用来打牌、喝咖啡和聊天，也许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地方，人们却不时在怀疑别的事情。一般来说，这并未改变他们的生活。只是有过怀疑，总是会有好处。相反，奥兰显然是没有怀疑的城市，也就是十分现代的城市。因此，没有必要明确指出我们这里的人相爱的方式。男人和女人或是在称之为做爱的行为中迅速欢娱，或是养成长期两人相处的习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状况并不多见。这也不是独特之处。在奥兰跟在别处一样，由于缺乏时间和思考，人们只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相爱。

我们这座城市的更为独特之处，是死亡会遇到困难。不过，说困难并不恰当，说不舒服倒更加确切。生病总是不会舒服，但在有些城市和地方，你生病会有人相助，你几乎可以放任自流。病人需要别人对他温柔，喜欢有所依靠，这十分正常。但在奥兰，气候恶劣，商务繁忙，景色乏味，黄昏转瞬即逝，娱乐十分高雅，这些都要求有健康的身体。病人在那里十分孤独。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垂危之人，如同掉入陷阱，身处几百面热得噼啪作响的墙壁后边，而在此时此刻，一大批人都在听电话或在咖啡馆里，谈论汇票、提货单和贴现。大家自会明白，在死神突然降临一个干燥的地方时，即使在现代条件下死亡，会是多么的难受。

这些情况也许能使人对我们的城市有清楚的了解。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对任何事物加以夸张。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城市及其生活都显得乏味。但一旦习惯养成，日子就过得毫无困难。既然我们的城市恰恰赞许习惯的养成，情况可说是尽善尽美。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活也许并非十分有趣。但至少我们这里看不到混乱的现象。而且我们的居民坦率、友好而又勤劳，一直理所当然地赢得旅游者的尊重。这座城市并不秀丽，又没有树木和活力，最终却使人感到安宁，你会在那里沉入梦乡。但是，还应该说句公道话：它如同镶嵌在无与伦比的景色之中，四周是光秃秃的高原，高原由阳光灿烂的丘陵环绕，前面是线条秀丽的海湾。令人遗憾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建造的城市背对海湾，因此就无法看到大海，得要去寻找才能看到。

说到这里，大家就不难相信，我们的同胞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年春天会发生一件件小事，我们到后来才明白，这些小事正是我们打算在此写成纪事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先兆。这些事实在某些人看来十分自然，在另一些人看来却难以置信。但不管怎样，一位纪事作者无法考虑到这些矛盾。他的任务只是说“这事已经发生”，因为他知道这事确实已经发生，知道这事关系到全体居民的生命，知道几千名目击者将会由衷地认为，他说的事情千真万确。

另外，叙述者——大家到时候会知道他是何人——有资格做这种工作，只是因为他偶然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并因当时的情况而卷入他想叙述的种种事件之中。这就使他能做历史学家所做之事。当然啰，历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掌握一些资料。因此，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也有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见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因为他扮演这个角色，就得去收集这部纪事中所有人物的知心话，最后是最终落到他手中的文字资料。他打算在必要时从中取材，并在看中时加以利用。他还打算……但也许现在应该中止评论，并不再使用谨慎的言辞，而是直接讲述故事。讲述前几天的事需要仔仔细细。

四月十六日上午，贝尔纳·里厄大夫走出诊所，在楼梯平台中央踢到一只死老鼠。他随即把这小动物一脚踢开，并未多加注意，就走下楼梯。但走到街上，他想到这老鼠死得不是地方，就回来把此事告诉门房。看到年老的米歇尔先生的反应，他更加感到自己的发现有异乎寻常之处。他只是觉得这老鼠死在那里奇怪，而门房却认为这是件丑闻。另外，门房的态度十分坚决：这屋里决不会有老鼠。大夫对他肯定地说，在二楼楼梯平台上有一只，可能已经死了，但说了也没用，米歇尔先生仍然确信无疑。这屋里没有老鼠，因此这老鼠一定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恶作剧。

当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屋子的走廊里，上楼前在拿钥匙时，看到走廊的阴暗角落里突然爬出一只大老鼠，只见它爬得蹒跚，身上的毛全都湿了。那老鼠停了下来，似乎想要站稳，然后朝大夫跑过来，再次停下，在原地转了个圈，轻叫一声，最终倒在地上，从微微张开的嘴里吐出鲜血。大夫对它仔细观察片刻，然后上楼回家。

他想的不是那只老鼠。它吐出的血又使他心事重重。他妻子患病已有一年，明天要前往山区的一家疗养院。他见她按照他的吩咐，躺在他们的卧室里。她是在为旅途的劳顿做好准备。她在微笑。

“我感觉很好。”她说道。

大夫看着她朝他转过来的脸，她的脸处于床头灯的亮光之下。她年已三十，面有病容，但在里厄看来，这张脸仍然青春焕发，也许是这微笑消除了其他缺点。

“你现在能睡就睡，”他说，“护士十一点来，我送你们去乘十二点的火车。”

他轻轻地吻了吻她湿润的前额。她微笑着目送他到房门口。

第二天是四月十七日，八点钟时，门房在大夫走过时把他拦住，指责恶作剧的人把三只死老鼠放在走廊中央。他们想必是用大型捕鼠器捕获的，因为老鼠浑身是血。门房已在门口待了一些时间，他拎着死老鼠的脚，想用讽刺挖苦的办法让那些坏蛋现身。但毫无结果。

“噢，这些坏蛋！”米歇尔先生说，“我最终一定会把他们逮住。”

里厄感到困惑，决定先去外围街区出诊，他最穷困的病人都住在那里。这些街区收垃圾的时间要比其他街区晚得多，他的汽车沿着这街区一条条尘土飞扬的笔直道路行驶，在人行道旁一个个垃圾箱边上掠过。在他驶过的一条街上，他看到大约有十二只老鼠被扔在菜皮和破布堆上。

他看到第一个病人躺在床上，住房临街，既是卧室，又用作餐厅。这是个西班牙老人，神色严肃，皱纹满脸。他面前的被子上放着两只锅子，里面盛满鹰嘴豆。大夫进来时，病人坐在床上，有点挺直的身子往后一仰，想要重新发出老哮喘病人生硬的喘息声。他妻子拿来一只面盆。

“嗯，大夫，”病人在打针时说，“它们出来了，您看到了吗？”

“是的，”那女的说，“邻居捡到三只。”

老头搓着手。

“它们出来了，所有垃圾箱里都能看到。是饿死的！”

后来，里厄轻而易举地得知，整个街区都在谈论老鼠。出诊结束后，他回到家里。

“楼上有您的一封电报。”米歇尔先生说。

大夫问他是否又见到老鼠。

“啊！没有，”门房说，“我监视着，您明白。这些畜生就不敢来。”

电报通知里厄，他母亲将于明天到达。她在儿媳妇离家养病期间来料理儿子的家务。大夫走进家门，见护士已经到了。里厄看到妻子站着，身穿裙套装，面施脂粉。他对她微笑。

“不错，”他说，“非常好。”

片刻之后，到了火车站，他把她安置在卧铺车厢里。她看着车厢。

“对我们来说，这太贵了，是吗？”

“应该这样。”里厄说。

“那老鼠的故事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这事奇怪，但一定会过去的。”

然后，他十分迅速地对她说，他请她原谅，他本该照顾她，他以前对她太不关心。她摇摇头，仿佛要他别说下去。但他又补充道：

“你回家时，一切都会更好。我们将从头开始。”

“是的，”她说时眼睛发亮，“我们将从头开始。”

片刻之后，她把背朝向他，转身去看窗外。月台上，人们挤来挤去，相互碰撞。机车里蒸汽的嘘嘘声传到他们的耳边。他叫唤妻子的名字，她转过头来，他见她泪流满面。

“别这样。”他柔声柔气地说。

泪水中笑容重现，但有点勉强。她深深地吸了口气：

“你走吧，一切都会好的。”

他把她抱在怀里，然后他在月台上，在窗玻璃外面，他只看到她在微笑。

“多多保重。”他说。

但她已听不到他的话。

在出口处附近的月台上，里厄碰到了预审法官奥通先生，他搀着小儿子的手。大夫问他是否出去旅行。奥通先生身材高大，一头黑发，既像是以前所说的社交界人士，又像是殡仪馆的殡葬人员。他的回答亲切而又简短：

“我在等奥通太太，她去看望了我的家人。”

机车汽笛鸣响。

“老鼠……”法官说。

里厄朝火车移动的方向走了几步，但又转过身来，朝出口处走去。

“是的，”他说，“这没什么关系。”

当时的情况他只记得是有一个列车员经过，腋下夹着一只箱子，里面全是死老鼠。

当天下午门诊开始时，里厄接待了一个青年，据说是记者，上午已经来过。他名叫雷蒙·朗贝尔。朗贝尔身材矮小，肩膀宽阔，神色果断，眼睛明亮而又聪明，身上的服装为运动衣式样，看来生活富裕。他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他在为巴黎一家著名报社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想要得到关于他们卫生状况的资料。里厄对他说，他们的卫生状况不好。但他在详细谈论之前想要知道，这位记者是否能实话实说。

“当然可以。”对方说。

“我的意思是说，您是否能进行全面谴责？”

“全面谴责，不行，我还是得这样说。但我在想，这样的谴责可能会毫无根据。”

里厄慢条斯理地说，这样的谴责可能会毫无根据，但他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是否能做到毫无保留。

“我只能接受毫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决不能用我的资料来支持您的见证。”

“这像是圣茹斯特 的话。”记者微笑着说。

里厄说时没有提高嗓门，他说对此一无所知，但这是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感到厌倦的人说的话，不过，这个人喜爱自己的同胞，并决定要对不公正和让步断然拒绝。朗贝尔耸了耸肩，瞧着大夫。

“我觉得我理解您的话。”他最后说着站起身来。

大夫把他送到门口：

“我感谢您能对事情这样看。”

朗贝尔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好吧，”他说道，“我知道了，请原谅我打扰您。”

大夫跟他握了手，并对他说，现在城里发现许多死老鼠，对此可以写一篇有趣的报道。

“啊！”朗贝尔欢呼起来，“这事我感兴趣。”

十七点，大夫又出去出诊时，在楼梯上跟一个仍然年轻的男子迎面相遇，此人体型粗壮，面孔肥胖，眼睛凹陷，浓眉如两道横杠。他曾好几次在西班牙舞蹈演员家里遇到过此人，那些舞蹈演员住在这幢楼的顶层。此人名叫让·塔鲁，这时在专心抽一支香烟，同时在出神地观赏他脚边的一只老鼠，老鼠临死前在一个梯级上作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来，用灰色的眼睛朝大夫观看，目光平静但有点专注，他向大夫问好，并说，老鼠这样出现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是的，”里厄说，“但这事最终会使人感到厌烦。”

“在某种意义上，大夫，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我们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事，就是这样。但我觉得这事有趣，是的，确实有趣。”

塔鲁用手把头发往后掠，又对现已不动的老鼠看了一眼，然后对里厄微微一笑：

“但总而言之，这主要是门房的事。”

这时，里厄正好看到门房站在楼前，背靠大门旁边的墙壁，他那通常充血的脸上显出厌倦的表情。

“是的，我知道，”米歇尔老头对里厄说，后者告诉他有新的发现，“现在看到它们两三只一起出现。但在其他屋子里也是这样。”

他显得沮丧而又心事重重。他不由自主地用手搓着脖子。里厄问他身体如何。门房当然不能说他身体不好。他只是感到不大舒服。在他看来，是因为心情不佳。这些老鼠使他受到打击，等老鼠消失之后，事情就会大大好转。

但第三天四月十八日上午，大夫把母亲从火车站接回来，发现米歇尔先生的脸色更加难看：从地窖到顶楼，十几只老鼠倒在一个个楼梯上。邻近房屋的垃圾箱里装满了老鼠。大夫的母亲听到这消息后并未感到惊讶。

“这种事常会发生。”

她身材矮小，满头银发，黑眼睛显得温柔。

“很高兴又见到了你，贝尔纳，”她说，“这些老鼠丝毫不会使我扫兴。”

他表示同意；确实，跟她在一起，什么事都总是显得轻而易举。

但里厄仍给市镇灭鼠办公室打了电话，他认识这个办公室的主任。这位主任是否已听说这些老鼠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量死亡？梅西埃主任已听说此事，并且在他那离码头不远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五十来只老鼠。他正在考虑这事是否严重。里厄也无法确定此事，但他认为，灭鼠办该采取行动了。

“是的，”梅西埃说，“但要有命令。如果你认为确实值得去做，我可以设法请上级下达命令。”

“这随时值得去做。”里厄说。

他的女用人刚才告诉他，她丈夫工作的那家大工厂里，已捡到好几百只死老鼠。

不管怎么说，大约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同胞们开始感到不安。因为从十八日起，各家工厂和仓库里已出现几百只死老鼠。在有些时候，人们只好把老鼠杀死，因为它们垂死挣扎的时间过长。但是，从边缘街区一直到市中心，在里厄大夫经过的所有地方，在我们同胞们聚居的所有地方，老鼠都堆积在垃圾箱里，或是躺在排水沟里，形成长长的一串，等待人们去清除。从那天起，晚报都抓住此事，并问市政府是否准备采取行动，考虑过采取哪些紧急措施，以保证市民能免遭这令人厌恶的侵袭的伤害。市政府并未有过任何打算，也没有进行过任何考虑，但先是召开市议会会议进行讨论。命令已对灭鼠办公室下达：每天凌晨捡死老鼠。捡完之后，办公室派两辆车将死老鼠运往垃圾焚化厂烧掉。

但在其后几天，情况更加严重。捡到的老鼠数目不断增加，每天清晨的收获也越来越多。从第四天起，老鼠开始大批出来死在外面。它们从屋子的角落、地下室、地窖和阴沟里爬上来，蹒跚地排列成长长的队伍，摇摇晃晃地来到光亮之处，在原地转圈，然后死在人的脚边。夜里，在走廊里或小街上，都会清楚地听到它们临死前的轻微叫声。在市郊，早上可看到它们躺在排水沟里，尖嘴上带有小小的血迹，有些身体肿胀并已腐烂，有些身体僵硬，胡子依然翘着。在城里，可在楼梯平台上或院子里看到堆放着一小堆死老鼠。有时，老鼠也孤零零地死在行政机关的大厅里、小学的风雨操场上和咖啡馆的露天座上。我们的同胞们大惊失色，竟在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也发现老鼠。阅兵场、环城大道和滨海大道也不时受到污染。死老鼠在凌晨被清扫之后，白天又逐渐在市里出现，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在人行道上，夜间散步者不止一人会踩到刚死的老鼠尚未僵硬的尸体。我们的房屋如同种在大地上的植物，这时大地仿佛在用体液进行清洗，让体液升到疖子和脓血的表面，而在此之前，疖子和脓血一直在大地里面折磨它。我们只要看看我们这座小城是如何惊讶，它在此之前是如此平静，在几天内却烦躁不安，如同身体健康的男人，稠密的血液突然发生了变化！

情况变得极其严重，以致朗斯多克情报所（收集情报和资料，收集任何题材的各种情报）在无线电广播的免费消息中宣布，光是二十五日一天，就捡到并烧毁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老鼠。这个数字使每天在市内看到的情景有了清楚的概念，大家就更加心慌意乱。在此之前，大家只是在抱怨一件令人有点厌恶的偶然事件。现在人们发现，这种现象虽说还不能确定其规模，也无法找到其根源，却具有某种威胁性。只有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人仍然搓着手反复在说“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说时流露出老年人的快乐。

但在四月二十八日，朗斯多克情报所宣布，捡到的老鼠大约有八千只，城里的忧虑因此达到了顶峰。有人要求采取强硬措施，有人对当局进行谴责，有些人在海边有房屋，已在谈论准备迁居那里。但情报所在第二天宣布，这一现象突然消失，灭鼠办公室捡到的死老鼠数目可以忽略不计。这城市于是松了口气。

但在当天中午，里厄大夫把汽车停在他住宅前面，看到门房从街道的一头往前走，十分吃力，只见他耷拉着脑袋，手臂和两腿叉开，样子活像牵线木偶。老人挽着一位神甫的手，大夫认出了这位神甫。这是帕纳卢神甫，是博学而又活跃的耶稣会会士，大夫曾见到过几次，神甫在本市德高望重，即使对宗教态度淡漠的人也对他十分敬重。他等着他们走过来。米歇尔老头眼睛发亮，呼吸嘘嘘作响。他觉得很不舒服，想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但他的颈部、腋窝和腹股沟疼痛难忍，就只好回去，并请帕纳卢神甫扶着他。

“有一些肿块，”他说，“我可能用力太猛。”

大夫把手伸出车门，用手指触摸米歇尔伸过来的头颈底部；里面长了个木结般的东西。

“您躺下休息，量一下体温，我下午来看您。”

门房走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甫对老鼠的事有何看法。

“哦！”神甫说，“这应该是一种瘟疫。”他说时，眼睛在圆圆的眼镜后面露出微笑。

午饭后，里厄正在把疗养院通知他妻子已到达的电报再看一遍，同时听到电话铃响。是他以前的一个病人打来的，这个人是市政府职员，请他去出诊。他长期患有主动脉瓣狭窄症，因为贫穷，里厄为他免费治疗。

“是我，”他说，“您还记得我吧。但这次是为别人。您赶快来，我邻居家出了点事。”

他说话的声音像是喘不过气来。里厄想到了门房，但决定在之后再去看他。几分钟后，他来到外围街区的费德尔布街，进入一幢低矮房屋的大门。他在阴凉而又气味难闻的楼梯中央遇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职员，这时下楼来接他。这个人五十来岁，蓄黄色小胡子，身材高大，背有点驼，肩膀狭窄，四肢细长。

“现在好点了，”他朝里厄走来时说，“我刚才以为他完了。”

他擤了擤鼻涕。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里厄看到左边的门上用红粉笔写着：“请进，我上吊了。”

他们走了进去。绳子从吊灯上垂下，下面一把椅子已经翻倒，桌子被推到一个角落。但绳子悬在空中。

“我及时把他解下。”格朗说。他似乎总是在推敲词句，虽说他说的话极其平常。“我当时正要出去，听到了嘈杂的声音。我看到门上的字，怎么跟您说呢，我还以为是个闹剧。但他发出的呻吟声奇特，简直是吓人。”

他搔着头说：

“依我看，这种事想必痛苦。我自然就进去了。”

他们推开一扇门，站在门口，只见房间明亮，但陈设简陋。一个矮胖的男子躺在铜床上。他用力呼吸，并用充血的眼睛看着他们。大夫停下脚步。在呼吸的间歇，他仿佛听到老鼠的轻微叫声。但房屋的角落里并没有动静。里厄走到床边。这个人不是从高处掉下，也不是突然掉下，因此脊椎并未损坏。当然啰，有点窒息的感觉。得要拍一张X光片。大夫给他打了一针樟脑油，说过几天就会痊愈。

“谢谢，大夫。”这人压低声音说。

里厄问格朗是否已报告警察分局，这职员显得尴尬。

“没有，”他说，“哦！没有。我当时想，最要紧的是……”

“那当然，”里厄打断了他的话，“那就由我去报告。”

但在这时，病人显得焦躁不安，在床上坐了起来，并表示反对，说他身体很好，去报告毫无必要。

“您要冷静，”里厄说，“这不是个案件，请相信我，我必须去报告。”

“哦！”对方说。

然后，他往后倒在床上，开始抽噎起来。格朗一时间摸着自己的小胡子，这时走到他身边。

“好了，科塔尔先生，”他说，“您要设法理解。可以说，大夫是有责任的。譬如说，您如果又想要这样……”

但科塔尔热泪盈眶地说，他不会再这样干，他只是一时糊涂才干了这事，他现在只希望大家让他安静。里厄开了药方。

“那就这样定了，”他说，“这事咱们不谈了，我两三天后再来。但您别再干蠢事了！”

在楼梯平台上，他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告，但他会要求警察分局局长过两天再来进行调查。

“今天夜里得看着他。他是否有家属？”

“我不清楚，不过我可以亲自守夜。”

他摇着头。

“他也一样，您要看到，我跟他不能算认识。但人得要相互帮助。”

在屋子的条条走廊里，里厄不由朝隐蔽的角落一一观看，并问格朗，老鼠是否已在他所在的街区完全消失。这个职员对此一无所知。有人确实曾对他说过这事，但他对街区的传闻不是十分在意。

“我有其他事要操心。”他说。

这时，里厄已在跟他握手告别。他急于要去看望门房，然后给妻子写信。

叫卖晚报的报贩说，老鼠的侵袭已经停止。但里厄看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伏在床外，一只手捂着腹部，另一只手按在脖子周围，这时正在呕吐，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把浅红色的胆汁吐在垃圾桶里。门房气喘吁吁，用力吐了很长时间，才重新躺了下来。他体温升到摄氏三十九点五度，颈部淋巴结和四肢全都肿大，侧腹部有两处浅黑色斑点，正在不断扩展。他现在抱怨体内疼痛。

“里面像是在烧，”他说，“这混蛋在烧我。”

他嘴里仿佛全是煤炱，说话含糊不清。他把眼球突出的眼睛转向大夫，眼睛因头疼而流出泪水。他妻子忧虑地看着里厄，但大夫仍然一声不吭。

“大夫，”她说，“他得了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但现在还无法确定。今天晚上之前要限制饮食，并服用清血药。要让他多喝水。”

这时，门房正好口干舌燥。

回家后，里厄打电话给同行里夏尔，他是本市一位名医。

“没有，”里夏尔说，“我没有发现任何异乎寻常的情况。”

“没有伴有局部发炎的高烧？”

“啊，那倒是有的，有两个淋巴结异常肿胀的病例。”

“肿得不正常吧？”

“嗯，”里夏尔说，“说正常，您知道……”

晚上，门房一直在说胡话，体温高达摄氏四十度时，还在抱怨老鼠。里厄试用固定性脓肿处理。在松节油烧灼时，门房号叫不已：“啊！这些坏蛋！”

淋巴结肿得更大，摸上去硬得像木头。门房的妻子急得像发疯一样。

“您要守夜，”大夫对她说，“有情况就给我打电话。”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已经暖和的微风在潮湿的蓝天下吹拂。这风带来远郊的花香味。早晨，条条街道上的嘈杂声，似乎比平时更加响亮和欢快。我们这座小城，摆脱了一星期里的暗自担惊受怕，这一天整个城市都出现大地回春的景象。里厄收到妻子的来信后感到放心，就心情轻松地下楼，来到门房家里。果然，清晨病人的体温降到摄氏三十八度。他身体虚弱，但仍在床上微笑。

“大夫，他好点了，对吗？”病人的妻子说。

“还得等一下再看。”

但到中午，体温一下子高达摄氏四十度，病人胡话不断，并且又开始呕吐。颈部淋巴结碰到就疼，门房似乎想把脑袋伸到离身体尽可能远的地方。他妻子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地握住病人的双脚。她看着里厄。

“您听着，”大夫说，“他必须隔离，并进行特殊治疗。我去给医院打电话，我们用救护车把他送去。”

两小时后，在救护车里，大夫和门房的妻子俯身看着病人。从他那布满蕈状赘生物的嘴里，说出了片言只字：“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呈铅灰色，他呼吸时有时无，十分短促，被淋巴结疼痛折磨得像在受磔刑，他蜷缩在小床上，仿佛想用小床把自己包裹其中，或者如同地下有什么东西在不断召唤他，于是，门房在无形的压力下渐渐窒息身亡。他妻子哭了。

“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大夫？”

“他死了。”里厄说。

可以这样说，门房之死标志着充满令人困惑的迹象的时期业已结束，而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则已开始，在这后一个时期，初期感到的意外渐渐变为惊惶失措。我们的同胞从此有了这种了解，但在以前却从未想到过，我们这座小城竟会成为老鼠死在阳光之下、门房死于怪病的特定地点。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犯了错误，他们的想法需要纠正。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那么，习惯无疑会占据上风。但是，我们同胞中的另一些人，并非都是门房和穷人，却走上了米歇尔先生首先走的那条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害怕，同时也开始思考。

但是，在详述新发生的事件之前，叙述者认为，提供另一位证人对前面描述的时期的看法不无裨益。这位证人是让·塔鲁，我们已在这故事的开头部分相遇，他定居奥兰是在几星期之前，并一直住在市中心一家大旅馆里。从表面上看，他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似乎相当富裕。但是，虽说市民们渐渐跟他融洽相处，却无人能说出他来自何方，也说不出他为何来此。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都能遇到他。早春一到，就多次看到他在海滩上，他常在海里游泳，显得十分快乐。他是个老好人，总是面带微笑，似乎对所有正当的娱乐都很喜欢，但并未沉湎其中。实际上，他众所周知的唯一习惯，是经常去看望西班牙舞蹈家和音乐家，这些人在本市数量众多。

不管怎样说，他那些笔记也是这段困难时期的一种纪事。但这种纪事十分特殊，似乎对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有独钟。初次看来，大家会认为塔鲁竭力把人和事物看得微不足道。在一片慌乱之中，他努力成为历史学家，却记载不能算是历史的事情。大家也许会对这种偏爱感到遗憾，并认为这是因为他心肠冷酷。尽管如此，他那些笔记仍可为这个时期的纪事提供大量次要的细节，这些细节自有其重要性，但因稀奇古怪，大家就没有过早地对这位有趣的人物作出评价。

让·塔鲁开始做记录是在他到达奥兰那天。这些记录从一开始就表明，他对住在这座如此丑陋的城市里有一种奇特的满足感。记录里可看到他对市政厅门前一对铜狮的详细描述，以及他对市内无树、房屋粗俗和城市布局荒谬所作的宽厚评论。塔鲁还记载了他在电车里和街道上听到的大段对话，但并未加以评论，只有对稍后听到的涉及一个名叫“康普斯”的人的谈话作了评论。塔鲁听到的是两个电车售票员的谈话。

“你对康普斯很熟悉。”一个售票员说。

“康普斯？是长黑色小胡子的高个子吧？”

“是他。他以前是在铁路上扳道岔的。”

“是的，没错。”

“但他死了。”

“啊！什么时候死的？”

“是在出了老鼠的事之后。”

“啊！他得的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是发高烧。另外，他身体并不强壮。他腋下有脓肿。他没顶住。”

“但他看上去跟大家毫无区别。”

“不，他的肺弱，他还参加俄尔甫斯铜管乐队。一直在吹短号，那玩意儿伤神。”

“啊！”另一个最后说，“生了病，就不该吹短号。”

在做了这些记录之后，塔鲁在想，康普斯为何不顾明显的切身利益而参加铜管乐队？他因什么深层原因而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周日游行演奏？

然后，塔鲁似乎对他窗子对面阳台上经常出现的景象印象良好。他的房间朝着一条横向小街，街上有几只猫在墙壁的阴影下睡觉。但每天午饭之后，在全市都热得昏昏欲睡之时，一个小老头出现在街道对面的一个阳台上。他白发梳理整齐，身穿军装式服装，直挺挺地站着，显得十分严肃，他用“咪咪，咪咪”来叫唤猫咪，声音既冷淡又柔和。那些猫抬起困得发白的眼睛，仍然没有动弹。老头撕了些小纸片朝街上扔下去，那些猫被这群白蝴蝶所吸引，走到街道中央，并犹豫不决地把爪子伸向最后落下的那些纸片。小老头于是朝那些猫吐口水，吐得有力而又准确。如果口水吐中目标，他就笑了。

最后，塔鲁似乎对本市的商业特色着迷，城市的市容、繁华乃至娱乐，似乎都由商务的需要所决定。这种特点（笔记里使用的就是这两个字）得到塔鲁的赞赏，他的一段赞颂的评语甚至以感叹句结尾：“终于大开眼界！”这位旅客在那天的记录，只有在这些地方才似乎显示出他的个性。但要看出其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却并非易如反掌。譬如说，塔鲁在记述旅馆的出纳员因发现一只死老鼠而写错账目之后，用比平常潦草的笔迹加上下面的话：“问题：不想浪费时间，该怎么办？答案：到时间的长河中去体验。方法：几天的时间都在牙科医生的候诊室里度过，而且要坐在一把不舒服的椅子上；星期天下午在自己阳台上度过；听别人用自己不懂的语言做讲座；选择距离最长、最不方便的铁路线旅行，在火车里当然得站着；在剧院的售票处前排队但不买票，以及做诸如此类的事。”但在出现这些反常的言语和思想之后，笔记本里立刻开始详细描写本市的一辆辆有轨电车，描写它们小船般的外形、模糊不清的色彩和惯常的肮脏，这些评论的结尾是“这引人注目”，但这话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不管怎样，塔鲁还是对老鼠的事提供了如下情况：

“今天，对面的小老头感到困惑。街上已见不到猫咪。它们确实已销声匿迹，原因是各条街上都发现大量死老鼠。据我看，猫是不会吃死老鼠的。我记得我养的几只猫就讨厌死老鼠。它们想必跑到地窖里去了，但小老头仍然感到困惑。他头发梳理得没有以前整齐，人也没有以前那样精神。他显得不安。片刻之后他就进去了。但他进去前又吐了一次口水，只是没有目标。

“今天，市里有一辆有轨电车停驶，因为车里发现一只死老鼠，也不知是怎么上车的。两三个妇女下了车。人们把死老鼠扔掉。电车又开走了。

“在旅馆里，值夜班的男子诚实可信，他告诉我，他认为所有这些老鼠会带来灾难。‘老鼠离船时……’我对他回答说，在船上时确实如此，但在城市里，这种情况还从未有人进行核实。然而，他深信不疑。我问他，据他看会发生什么灾难。他说不知道，因为灾难无法预料。但如发生地震，他也不会感到奇怪。我承认有这个可能，他就问我，是否会对此感到不安。

“‘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我对他说，‘是内心得到安宁。’

“他表示对我的话完全理解。

“在旅馆的餐厅里，有一家人十分有趣。父亲瘦长，身穿带硬领的黑衣。他脑袋中间秃顶，左右两边长出两绺灰发。他圆圆的小眼睛冷酷无情，鼻子细长，嘴巴横阔，活像是驯养的猫头鹰。他总是第一个来到餐厅门口，然后侧身让小如黑鼠的妻子进去，她进去时后面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穿得像两只训练有素的小狗。他走到自己的餐桌前，等妻子坐下后才入座，两只小狗最后才爬上高高的椅子。他用‘您’来称呼妻子和孩子，却对妻子说出彬彬有礼的刻薄话，对两个继承人，则是他说了才算数：

“‘尼科尔，您的表现极其讨厌！’

“小女孩想要哭出来。这必然如此。

“今天上午，男孩因老鼠的事非常兴奋。他想在吃饭时说两句。

“‘吃饭时不谈老鼠，菲利普。我以后不准您再说出这两个字。’

“‘您父亲说得对。’黑鼠说。

“两只小狗埋头去吃狗食，猫头鹰点头表示感谢，但毫无意义。

“尽管有这种良好的榜样，本市对老鼠的事仍然谈者甚多。报纸已介入此事。本地新闻专栏通常内容繁多，现在却全都是报导抨击市政府的运动：‘这些啮齿目动物的腐尸可能会带来的危害，我们的市政官员是否知晓？’旅馆经理不再去谈其他事情。但他也感到恼火。在一家体面的旅馆的电梯里发现老鼠，在他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事。为安慰他，我对他说：

“‘大家都处境相同。’

“‘确实，’他对我回答说，‘我们现在跟大家都一样。’

“是他跟我谈起这令人意外的高烧的前几个病例，大家现已对高烧感到不安。他那些收拾房间的女佣，已有一人得了这种病。

“‘但可以肯定，这种病是不会传染的。’他连忙解释。

“我对他说，我对这事毫不在乎。

“‘啊！我看出来了。先生跟我一样，先生是宿命论者。’

“我根本没有提出过这种看法，再说，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把这话跟他说了……”

从这时起，塔鲁开始稍微详细地在笔记本里谈论这种尚未知晓的高烧，公众中已有人对此感到担心。他记载说，小老头终于在老鼠消失后找到他那些猫，耐心地校正他口水吐出的方向，他还作了补充，说这种高烧病例已能举出十几例，患者大多死亡。

作为资料，我们最后转述塔鲁对里厄大夫描绘的肖像。据叙述者看，这肖像描绘得惟妙惟肖：

“看来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肩膀结实。脸型近于长方。眼睛忧郁、诚实，但下颌骨突出。鼻子高而端正。黑头发剃成短发。嘴角微翘，嘴唇厚实，几乎时刻紧闭。他有点像西西里农民，只见他皮肤被晒黑，长着黑色汗毛，总是穿深色衣服，但跟他十分相配。

“他走路飞快。他走到人行道下面时步伐不变，但在走到马路对面的人行道时，三次中有二次是轻轻跳上。他在开汽车时心不在焉，常常让转弯指示器竖着，即使转弯后也不放下。从不戴帽子。显得胸有成竹。”

塔鲁记载的数字准确。里厄大夫对此有所了解。门房的尸体被隔离后，他曾打电话给里夏尔，询问腹股沟淋巴结炎的情况。

“这事我一点儿也弄不明白，”里夏尔当时说，“两人死亡，一人在四十八小时内死亡，另一人在三天内死亡。那天上午，我在离开后面那个人时，他的所有症状都像是在康复。”

“如果您见到其他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还给几位医生打了电话。经过这样的调查，他获悉在几天内出现二十来个类似病例。几乎全都置人于死命。于是，他请求奥兰市医师工会会长里夏尔对新发现的病人实施隔离。

“但我对此无能为力，”里夏尔说，“必须由省里采取措施。再说，又有谁对您说过有传染的危险？”

“没有人对我说过，但这些症状令人担心。”

然而，里夏尔认为“自己无权办理”。他能做到的，只是把这一情况报告省长。

但在他们谈话时，天气正在变坏。在门房死后第二天，大雾遮天。市里下起滂沱大雨，但时间不长；暴雨之后则是酷热。海水不再呈深蓝色，并在大雾弥漫的天色下，发出银色或铁灰色的刺目闪光。这春天湿热，使人不由思念炎夏。这座建在高原上形似蜗牛的城市，可以说不面向大海，萎靡不振而又忧心忡忡。在一堵堵灰泥墙中间，在橱窗布满灰尘的条条街道之间，在肮脏的黄色有轨电车里面，大家都感到有点像天空的囚徒。只有里厄的那个老病人哮喘没有发作，为这种天气而兴高采烈。

“这像蒸笼，”他说，“但对支气管有好处。”

这确实像蒸笼，活像是在发一次烧。整个城市都在发烧，这至少是里厄大夫在那天上午挥之不去的印象，当时他去费德尔布街参加对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有这种印象，在他看来并不理智。他认为这是他烦躁不安、心事重重的结果，并认为当务之急是理清自己的想法。

他到达那里时，警察分局局长还没有到。格朗在楼梯平台上等他，他们决定先去格朗家，把门开着。这位市政府职员住两套间，陈设十分简单。里面只看到一个白木书架，上面放着两三本词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的字没擦干净，还能看出“花径”二字。据格朗说，科塔尔昨夜睡眠良好。但今天早上醒来时，他感到头疼，无法动弹。格朗显得疲倦和烦躁，在屋里踱来踱去，把桌上装满手稿稿纸的厚厚的文件夹打开后重又合上。然而，他对大夫说，他跟科塔尔并不熟悉，但认为他有一小笔财产。科塔尔是个怪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只是点头朋友，只在楼梯上碰到时打个招呼。

“我只跟他谈过两次话。几天前，我在楼梯平台上打翻了我带回家的一盒粉笔。有红粉笔和蓝粉笔。这时，科塔尔正好从家里出来走到楼梯平台，就帮我把粉笔捡了起来。他问我这些颜色不同的粉笔有什么用处。”

格朗就对他解释说，他想重新学点拉丁文。高中毕业后，他的拉丁文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

“是的，”他对大夫说，“有人对我肯定地说，学拉丁文对深入了解法语的词义有帮助。”

他就把拉丁文单词写在黑板上。他用蓝粉笔把有性、数、格变化和有动词变位的词尾重抄一遍，并用红粉笔抄写永远不变的词根。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否真的听懂了，但他看来很感兴趣，并要我给他一支红粉笔。我感到有点意外，但毕竟……我当然无法猜到，这粉笔是用来实施他的计划。”

里厄询问第二次谈话的内容。这时，警察分局局长在秘书陪同下到了，他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大夫发现，格朗在谈到科塔尔时，总是把他称为“绝望者”。他有时甚至使用“致命的决定”这样的词语。他们讨论了自杀的动机，格朗在词语的选择上显得吹毛求疵。最后，大家决定使用“内心抑郁”这几个字。局长询问，从科塔尔的态度中是否丝毫也无法看出他所谓的“决定”。

“他昨天敲过我的门，”格朗说，“来问我要火柴。我把自己那盒火柴给了他。他表示歉意，并对我说，邻里之间嘛……然后他向我保证，他一定把火柴还给我。我叫他别还了。”

局长问这位职员，是否觉得科塔尔古怪。

“我觉得他的古怪之处，是他像是要跟我谈话。但我当时正在工作。”

格朗把脸转向里厄，神色尴尬地补充说：

“是我自己的工作。”

局长想去跟病人见面。但里厄认为，最好先让科塔尔对这次来访有个思想准备。他走进房间时，科塔尔只穿着浅灰色法兰绒衣服坐在床上，神色焦虑地朝门口观看。

“是警察局来的？”

“是的，”里厄说，“您别紧张。办完两三道手续，您就没事了。”

但科塔尔回答说，这毫无用处，另外他不喜欢警察。里厄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我也不喜欢警察。要按规定并迅速回答他们的问题，才能一次过关。”

科塔尔不吭声了，大夫转身朝门口走去。但这个矮子已在叫唤他，等他来到床边，就抓住他的双手：

“他们不能伤害一个病人，一个上过吊的人，大夫，对吗？”

里厄对他注视片刻，然后对他肯定地说，这种事从未发生过，他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病人。科塔尔似乎不再紧张，于是，里厄请警察分局局长进来。

局长对科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并问他能否确切说出他行为的动机。科塔尔没有看着局长，只是回答说，“内心抑郁，正是这样”。局长追问他是否还想这样做。科塔尔怒气冲冲地回答说不想再这样干了，他只希望别人不要来打扰他。

“我要对您指出，”局长生气地说，“现在是您在打扰别人。”

里厄做了个手势，双方都没有多说一句。

“您想想，”局长在出去时叹了口气，“自从大家谈论这高烧以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问大夫，这情况是否严重，里厄说他对此一无所知。

“是天气在作怪，就是这样。”所长做出结论。

确实是天气在作怪。白天的时间渐渐过去，手上的东西都变得越来越黏，里厄则感到他每出诊一次，心里就更加害怕。就在那天晚上，市郊的老病人有个邻居，用手压着自己的腹股沟，边说胡话边呕吐。他的淋巴结比门房的要大得多。其中一个淋巴结已开始出脓，很快就像烂水果那样流出脓来。里厄回家后给省药品仓库打了电话。他在当天的工作日志上只是写着：“答复说没有。”这时，其他地方已有人叫他去诊治类似的病例。显然必须切开脓肿。只要用手术刀划个十字，淋巴结里就流出脓血。病人都像被五马分尸一般流着血。但斑点出现在腹部和腿部，一个淋巴结不再出脓，却随即肿大。病人大多在难闻的臭味中死去。

报纸在出现老鼠的事时连篇累牍，这时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街道上，而人死在房间里。报纸只管街道上的事。但省政府和市政府开始进行考虑。如果每个医生遇到的病例不超过两三个，那么，就不会有人想到要行动。其实，只要有人想到要计算这种病例的总数就行了。计算出总数会使人瞠目结舌。没过几天，死亡病例就成倍增加，而关心这种怪病的人们一眼看出，这显然是真正的瘟疫。正在这时，里厄的一位年尊辈长的同行卡斯泰尔决定来看望他。

“当然啰，里厄，”他对里厄说，“您知道这是什么病？”

“我在等化验结果。”

“我可知道。我也不需要化验。我有一段时间曾在中国行医，二十几年前，我曾在巴黎见到过几例类似病例 。只是当时大家都不敢说出它的真实名称。公众舆论，神圣不可侵犯：不能恐慌，尤其不能恐慌。另外，正如一位同行所说：‘这不可能发生，大家都知道，这种病在西方已经绝迹。’是的，这事大家都知道，只有死人不知道。得了，里厄，您跟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疾病。”

里厄在思考。从诊室的窗口，他望着在远处环抱海湾的悬崖崖肩。天空虽然呈蓝色，但不大明亮，并在下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暗淡。

“是的，卡斯泰尔，”里厄说，“这几乎无法相信。但似乎很像鼠疫。”

卡斯泰尔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

“您知道别人会这样来回答我们，”老医生说，“那就是：‘这病已在温带地区绝迹多年。’”

“绝迹，那是什么意思？”里厄耸了耸肩问道。

“不错。您可别忘记：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在巴黎还有过。”

“好的。但愿今天的情况不会比当年严重。但真是难以相信。”

“鼠疫”这两个字，刚才首次说出。说到这里，暂且不提待在窗口的贝尔纳·里厄，而让叙述者说出大夫犹豫不决和感到意外的原因，因为他的反应跟我们大多数同胞大同小异。确实，天灾人祸是人间常有的事，但当灾祸降临你头上时，你却难以相信这真的是灾祸。人世间发生过多少次鼠疫，就有多少次战争。然而，鼠疫和战争都使人措手不及。里厄大夫措手不及，如同我们的同胞那样，因此，对他的犹豫不决应该表示理解。也应该理解他为何焦虑不安，同时又信心十足。战争爆发时，人们会说：“这仗打不长，老是打下去就太愚蠢了。”无疑，战争确实是太愚蠢了，但却不会因此而迅速结束。蠢人总是执迷不悟，人只要不老是在为自己着想，就会发现自己在做蠢事。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跟大家一样，他们是在为自己着想，换句话说，他们是人文主义者 ：他们不相信会有天灾。天灾无法跟人匹敌，于是大家就认为，天灾并不现实，只是一场很快就会消失的噩梦。但噩梦并非总是会消失，而在接连不断的噩梦之中，消失的却是人，首先是人文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们的同胞们，罪孽并不比其他人深重，他们只是忘记应该谦虚而已，他们认为自己还会有种种应付办法，也就是说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生意，准备出去旅行，并且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怎么会想到，鼠疫将使他们前程毁掉，旅行取消，讨论中止？他们自以为自由自在，但只要天灾降临，谁也不会自由。

里厄大夫虽然在他朋友面前承认，确实有少数散居各处的病人，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于不久前死于鼠疫，但他仍然认为这种危险并不现实。只是在你行医之后，就会对痛苦有一种看法，想象力也较为丰富。大夫凭窗观看这座并未发生变化的城市，心中只是稍稍感到称之为不安的“前途堪忧”。 他竭力在思想中把自己对这种疾病所了解的情况汇集在一起。一些数字浮现在他脑海之中，于是他心里在想，历史上有过三十来次鼠疫大流行，大约有一亿人死亡。但一亿人死亡，又是怎么回事呢？你打过仗，才有点知道死一个人是怎么回事。既然死一个人只有亲眼目睹才会觉得触目惊心，那么，散布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一亿具尸体，只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大夫想起君士坦丁堡流行的鼠疫，据普罗科匹厄斯 记载，当时一天就有一万人死去。死者一万，是一座大型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必须做这种比较。在五座电影院门口把出来的观众集中起来，把他们带到城市的一个广场上，并把他们成堆杀死，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在这堆无名氏尸体上，至少可以认出几张熟悉的面孔。但这种事当然无法做到，另外，谁又会看出一万张熟悉的面孔？况且，像普罗科匹厄斯这样的人不善于计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七十年前，广州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然后瘟疫才波及居民 。但在一八七一年，还没有计算老鼠的办法。当时只计算出大约的数字，显然有可能出错。然而，一只老鼠身长三十厘米，四万只老鼠要是头尾相连，就会……

这时，大夫心烦意乱。他遐想联翩，他不该这样。有几个病例，不能说是瘟疫流行，只需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但必须重视已知的情况：昏迷和虚脱、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疼、腹股沟腺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出现斑点、体内有撕裂感，而出现这些症状之后……出现这些症状之后，里厄大夫不由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恰恰是他手册里罗列症状的最后一句话：“脉搏变得十分细弱，身体稍稍一动就突然死亡。”是的，在出现这些症状之后，病人就命若悬丝，而四人中有三人——这是确切的数字——会迫不及待地做出这难以觉察的动作，然后命赴黄泉。

大夫仍在凭窗观看。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内还回荡着“鼠疫”这两个字的声音。这个词不但具有科学赋予的含义，而且包含着一长串与这座灰黄色城市并不协调的非同寻常的图景，此时此刻，这城市还不大热闹，只能说嘈杂而不能说喧哗，但总的来说是欢快而又忧郁，如果这两者可以并存。如此与世无争的平静气氛，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瘟疫在旧时的图景已经重现：雅典在瘟疫流行时 鸟雀无影，中国的城市里堆满了默默无声的垂死病人，马赛的苦役犯们把浑身脓血的尸体堆在一个个坑里，普罗旺斯地区为阻挡鼠疫的狂飙筑起了高墙 ，雅法及其丑陋的乞丐 ，君士坦丁堡医院里硬泥地上潮湿、腐烂的床铺，被钩子拖出来的一个个病人，黑死病猖獗时期医生都戴着口罩，如同狂欢节时戴的面具 ，活着的人们在米兰的公墓里交媾 ，惊恐万状的伦敦城里的一车车死尸 ，以及日日夜夜到处都不停地传来人们的喊叫声。不，这一切都还不够强烈，不足以扰乱这一天的安宁。从窗外，忽然传来一辆无法看到的有轨电车的丁当声，刹那间消除了残忍和痛苦的景象。唯有在星罗棋布的灰暗房屋尽头的大海，才是这世上动荡不安、永无宁日的见证。里厄大夫望着海湾，不由想起卢克莱修 描述的柴堆，那是雅典人受到瘟疫袭击之后在海边架起的。他们夜里运来尸体，但柴堆上位置不够，活着的人就用火把当武器打了起来，以便在柴堆上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他们宁愿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扔掉自己亲人的尸体。大家可以想象，在平静而又阴暗的海边，柴堆吐出淡红色的火苗，而在火把的搏斗之中，只听见黑夜里噼啪作响，火星四溅，恶臭的浓烟升向全神贯注的天公。大家就怕……

但这种令人眩晕的想象，在理智面前站不住脚。不错，“鼠疫”这两个字已经说出；不错，此时此刻，瘟疫正在把一两个人拖垮、击倒。但没什么关系，瘟疫会停止蔓延。必须做的事，是明确承认应该承认的事实，消除无益的阴影，并采取恰当的措施。然后，鼠疫才会停止蔓延，因为瘟疫不能想象出来，或者说不能假想出来。如果鼠疫停止蔓延，而这又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那么，一切都会正常。如果情况恰恰相反，大家也会知道瘟疫是怎么回事，以及是否有办法控制它，然后再战胜它。

大夫打开窗户，城市的喧闹声突然响了起来。从隔壁的一家工厂，传来锯木机短促而又重复的咝咝声。里厄精神为之一振。这里才可靠，在日常的工作之中。其他事物都系于毫发，系于微不足道的活动，不能加以重视。主要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里厄大夫想到这里，有人通报约瑟夫·格朗来访。这位政府职员兼管各种事务，却仍被定期调到统计处去管户口。他因此要统计死亡人数。他生性乐于助人，就同意把统计报告的副本亲自送到里厄家中。

里厄看到格朗跟邻居科塔尔一起进来。这位职员挥动着手中一张纸。

“数目增加，大夫，”他说，“四十八小时死了十一个人。”

里厄跟科塔尔打了个招呼，问他感觉如何。格朗解释说，科塔尔非要来向大夫致谢，并对他给大夫带来的麻烦表示道歉。但里厄在看统计表。

“行，”里厄说，“也许应该下决心说出这疾病的真实名称。在此之前，我们还在原地踏步。你们跟我来，我要去化验室。”

“是的，是的，”格朗跟着大夫下楼梯时说，“应该说出事物的真实名称。但这个名称是什么？”

“我不能告诉您，另外，您知道了也没用。”

“您看，”职员微微一笑，“说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他们朝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没吭声。街道上开始熙来攘往。我们这地方转瞬即逝的黄昏，已经在夜幕前退却，首批星星已出现在依然清晰可见的天空。片刻之后，条条街道上亮起路灯，使整个天空显得暗淡，而谈话的声音似乎提高了一个音调。

“请原谅，”格朗走到阅兵场街角时说，“我得去乘无轨电车。我晚上的时间神圣不可侵犯。就像我家乡的人所说：‘决不能拖到明天的，是……’”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于蒙特利马尔 的格朗有一种癖好，喜欢引用家乡的成语，说完后再加上一些并非借用的平庸词语，如“梦幻时刻”或“仙境般的灯火”。

“啊！”科塔尔说，“确实这样。晚饭之后，休想把他从家里拉出来。”

里厄问格朗是否在家里给市政府工作。格朗回答说不是，他在为自己工作。

“啊！”里厄随口说出，“这事有进展吗？”

“这事我已干了好几年，当然有。虽说从另一方面看，进展不是很大。”

“这到底是什么事？”里厄停下脚步问。

格朗说得含糊不清，一边把大耳朵上的圆帽戴戴好。但里厄依稀听出，是涉及个性发展的问题。这时，这位职员已离开他们，正急忙用碎步在马恩大道的榕树下上行。走到化验室门口，科塔尔对大夫说，他想去找他，向他请教。里厄正在各个口袋里找那张统计表，就请他到诊所来，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说他明天要到他的街区去，顺便在傍晚时去看他。

跟科塔尔分手时，里厄发现自己在想格朗。他想象格朗处于鼠疫流行之时，不是这次并不严重的瘟疫，而是历史上的一次大瘟疫。“在这种情况下，他这种人会幸免于难。”他想到自己曾在书上看到，鼠疫会放过体质羸弱之人，尤其会杀死身强力壮之人。大夫越想下去，就越觉得这位职员显得有点神秘。

初看起来，约瑟夫·格朗确实在举止上完全跟市政府小职员一模一样。他高大、瘦弱，身体在宽大的衣服里晃荡，他买的衣服特别宽大，因为他觉得这样更加耐穿。他下牙床的牙齿大多没掉，但上牙床的牙齿已全都掉光。他微微一笑，主要是上唇抬起，口腔活像个黑洞。另外，他走路如同神学院学生，善于贴墙而行、悄悄进门，有一股地窖的酒味和烟味，又其貌不扬，因此大家都会看出，他只能坐在办公桌前，专心致志地核实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者为年轻的公文拟稿员撰写清除生活垃圾的新收费标准的报告而收集参考资料。甚至在毫无偏见的人看来，他也似乎生来就是当市政府临时辅助工的料，干的是默默无闻而又不可或缺的工作，日薪为六十二法郎三十生丁。

他在就业登记表上的“专长”一栏里确实是这样填写的。二十二年前，他获得学士学位，因为没钱，无法深造，就接受了这一工作，据他说，单位里曾使他产生希望，觉得很快就会被“正式聘用”。只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要能证明他有能力处理市政管理中的种种棘手问题。后来，有人向他保证，说他一定能升任公文拟稿员的职位，他也就能过上宽裕的生活。当然啰，约瑟夫·格朗做事情的动力并非是雄心壮志，他用苦笑来证明这点。但是，能通过正当的手段来保证自己的物质生活，从而能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他对这样的前景可说是梦寐以求。他接受推荐给他的这份工作，有着正当的理由，可说是对一种理想的忠诚。

这种临时工他已干了多年，生活费用也已大幅上涨，格朗的工资虽说经过几次普调，却仍然微薄。他曾向里厄抱怨此事，但看来无人予以重视。这里可看出格朗的独特之处，或者至少是他的一个特点。其实，他即使不能说这是他应得的权利，因为他对此没有十分的把握，但至少可以说这是领导向他作过的保证。但是，当初聘用他的办公室主任已去世多年，而他这个职员也已不记得，当时的许诺到底是怎么说的。总之，主要是约瑟夫·格朗不知该用什么词语去表达。

正是这个特点，把我们这位同胞描绘得惟妙惟肖，这点里厄已注意到。也确实因为这点，他才一直没有写出他始终想写的申请书，也没有根据这种情况的需要去走门路。据他说，他感到特别不想用他并不坚持的“权利”二字，也不想用“许诺”二字，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在讨债，显得大胆放肆，跟他担任的微不足道的职务不大相称。另一方面，他又不愿使用“照顾”、“请求”、“感激”等词语，认为这样写有失他个人的尊严。就这样，由于无法找到恰当的词语，我们这位同胞就继续担任默默无闻的职务，直到上了年纪。另外，也是据他对里厄大夫说，他实际上发现，他的物质生活仍有保证，只要量入为出就行。他因此承认，出任市长的本市工业巨头喜欢说的一句话十分正确，这位市长铿锵有力地宣称，总而言之（他特别强调这个词，因为道理就在这个词上），总而言之，从未看到有人饿死。不管怎样，约瑟夫·格朗所过的跟苦行僧相差无几的生活，最终使他完全消除这方面的忧虑。他还在寻找恰当的词语。

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生活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种榜样。他这种人凤毛麟角，在本市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这种人勇敢地维护着他们美好的感情。他对自己谈论不多，却显示出今天的人们不敢承认的那种善良和爱心。他毫无愧色地承认，他喜爱自己的侄子和姐姐，姐姐是他现在唯一的亲人，他每两年都要去法国看望她一次。他承认，想到他年轻时就已去世的双亲，他就会感到忧伤。他直言不讳地说，他最喜欢自己街区里的一个自鸣钟，每天傍晚五点会响起柔和的钟声。但是，为表达如此简单的激情，想出一个字他都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总之，这种词语的困难成了他最大的忧虑。“啊！大夫，”他说，“我真想学会表达思想！”他每次遇到里厄时都这样说。

当天傍晚，大夫看着这职员离开时突然恍然大悟，知道格朗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无疑在写一本书，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东西。里厄终于走到化验室，在化验室里，这种想法使他放心。他知道这种印象愚蠢，但他实在无法相信，一座城市连默默无闻的公务员也会有令人敬仰的癖好，而鼠疫却恰恰会出现在这座城市。确实，他没有想到这种癖好会出现在鼠疫流行的地方，并因此认为，实际上鼠疫在我们同胞中间不会长命。

第二天，里厄提出坚决的要求，虽被认为不合时宜，但省里仍因此同意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

“确实，居民感到不安，”里夏尔承认，“另外，风言风语也在夸大实际情况。省长对我说：‘你们要是愿意，就抓紧去办，只是不要声张。’另外，他确信这不过是虚惊一场。”

贝尔纳·里厄用车把卡斯泰尔送到省府。

“您是否知道，”卡斯泰尔对里厄说，“省里没有血清了？”

“我知道。我已给药库打了电话。药库主任大吃一惊。这得从巴黎运来。”

“我希望时间不会太长。”

“我已经发了电报。”里厄回答说。

省长和蔼可亲，但容易激动。

“先生们，我们开会吧，”他说，“我是否要把情况简要地介绍一下？”

里夏尔认为没有必要。医生们都了解情况。问题在于弄清该采取哪些措施。

“问题在于，”老卡斯泰尔冷不丁地说，“要弄清这是否是鼠疫。”

两三位医生惊叫起来。其他人似乎在犹豫。省长吓得一跳，不由转身朝门那边观看，仿佛想核实那扇门是否已把这骇人听闻的事挡在屋里，没让它传到走廊里去。里夏尔则声称，在他看来，不必惊慌失措；这是一种伴有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并发症的高烧，现在也只能这样说，在科学上跟生活中一样，作出一切假设都是危险的。老卡斯泰尔平静地咬着发黄的小胡子，一面抬起头来，用明亮的眼睛看了看里厄。然后，他把和蔼的目光转向与会者，指出他十分清楚这是鼠疫，但要公开承认此事，当然就必须采取无情的措施。他知道，其实正是这点使同行们畏缩不前，因此为让他们放心，他还是愿意接受不是鼠疫的假设。省长激动起来，并且宣称，不管怎样，这都不是考虑问题的好办法。

“重要的是，”卡斯泰尔说，“不是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否好，而是它能使人深思。”

见里厄一声不吭，大家就询问他的看法：

“这是一种伤寒性高烧，但伴有腹股沟腺炎和呕吐。我做过腹股沟肿块切开手术。我送去化验，化验室认为其中有鼠疫特有的粗短形杆菌。但要说得全面，还得加以说明，细菌的某些特异变化，跟通常对其形态的描述不符。”

里夏尔强调指出，因此我们还可以犹豫观望，几天前已开始进行一批化验，至少得等化验的统计结果出来后再说。

“一种细菌，”里厄沉默片刻后说，“要是能在三天的时间里使脾脏肿大三倍，使肠系膜神经结肿到橘子那样大，并具有糊状物的质地，就不容许我们再犹豫观望。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疾病按这样的速度蔓延，如果未能制止，就有可能在两个月内使城里的一半居民丧生。因此，你们把它称为鼠疫或发育热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有一点，你们必须阻止这疾病使城里的一半居民死去。”

里夏尔认为不应该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并认为疾病的传染尚未得到证实，因为他那些病人的亲属都还十分健康。

“但其他亲属也有死亡，”里厄指出，“当然啰，不会人人都被染上，不然的话，死亡人数就会无限增加，人口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这不是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问题是要采取预防措施。”

然而，里夏尔想要对情况作出归纳，并提醒大家说，如果这疾病未能自行停止蔓延，要使它停止蔓延，就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重要预防措施，但要这样做，就必须公开承认这是鼠疫，而现在对此还无法完全肯定，因此就需要多加考虑。

“问题不在于弄清，”里厄强调指出，“法律规定的预防措施是否重要，而是弄清是否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使一半居民不至于送命。其余都属于行政事务，而我们的体制恰好设置了省长的职位，以处理这些问题。”

“毫无疑问，”省长说，“但我需要你们正式确认这是一场鼠疫。”

“即使我们没有确认，”里厄说，“这疾病仍然会使一半居民丧生。”

里夏尔插话时有点激动。

“事实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是鼠疫。他对症候群的描述可以证明。”

里厄回答说，他并未描述过症候群，他描述的是他亲眼目睹的情况。他看到的是腹股沟腺炎、斑点、带谵语的高烧，以及四十八小时内死亡。里夏尔先生是否能负责地断言，即使不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瘟疫也会停止蔓延？

里夏尔犹豫不决，并看了看里厄：

“请把您的想法老实告诉我，您是否肯定这是鼠疫？”

“您问题提得不恰当。这不是词语问题，而是时间问题。”

“您的想法想必是，”省长说，“即使不是鼠疫，也应该采取鼠疫流行期间的预防措施。”

“如果我非得有个想法，那就是这个想法。”

医生们进行商议，里夏尔最后说：

“那我们就必须负起责任，把这疾病当做鼠疫来处理。”

这话受到热烈的赞许。

“这是否也是您的看法，亲爱的同行？”里夏尔问。

“我觉得怎么说无关紧要，”里厄说，“我们只需说，我们处理此事，不应该根据一半居民不会丧命的设想，因为如果这样想，一半居民就真的会遭殃。”

里厄在大家怏怏不乐的气氛中离去。片刻之后，他来到市郊，闻到油炸食品的香味和尿臭味，一个女人腹股沟鲜血淋漓，发出死亡的惨叫，并把脸朝他转过来。

会议后第二天，高烧又使病人数目稍有增长。这情况还见了报，不过报导时轻描淡写，因为报上只是对此作了些许暗示。但在第三天，里厄还是看到了省政府迅速张贴的一些白纸小布告，布告贴在城里最为隐蔽的角落。从布告里很难清楚地看出当局已直面当前的形势。采取的措施并不严厉，似乎十分迁就一种愿望，即不想使舆论界感到不安。省政府的决定确实从一开始就宣称，奥兰地区出现了几例危险的高烧症，但目前还不能肯定是否会传染。这些病例的特征，还不足以使人真正担忧，因此，居民无疑会保持冷静。尽管如此，省长出于大家都能理解的谨慎，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旨在立即消除瘟疫的任何威胁，理应得到理解和执行。因此，省长确信，居民们一定会同心同德，对他个人的努力予以通力合作。

布告接着宣布总体措施，如在下水道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对食用水进行严格检查。布告要求居民严格保持清洁卫生，最后请身上发现跳蚤者到市立诊所进行免费检查。另一方面，各个家庭必须申报医生确诊的病例，并将病人送到医院的特设病房进行隔离。这些病房安置专门设备，因此病人治疗的时间最短，康复的可能性最大。几个补充条款则规定，必须对病人的卧室以及运输车辆进行消毒。其他规定，只是要求病人的亲属进行体检。

里厄大夫突然转身，离开布告栏，又朝他的诊所走去。约瑟夫·格朗在等他，看到他后又把双臂举起。

“是的，”里厄说，“我知道，数字又上去了。”

昨天，市里死了十来个病人。大夫对格朗说，他也许会在今晚去看他，因为他要去看望科塔尔。

“您做得对，”格朗说，“您去看他，对他有好处，因为我觉得他变了。”

“怎么回事儿？”

“他变得有礼貌了。”

“他以前难道没有礼貌？”

格朗犹豫不决。他不能说科塔尔没有礼貌，这样说并不公正。这个人内向，沉默寡言，举止有点粗野。待在房间里，在一家小饭馆吃饭，外出相当神秘，这就是科塔尔的全部生活。他的公开身份是酒类代理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两三个人来访，想必是他的顾客。他晚上有时去看电影，是在他家对面的电影院里。这位市政府职员还发现，科塔尔似乎最喜欢看警匪片。在各种场合，这个代理商都孤僻、多疑。

据格朗说，这些情况都有了很大变化：

“我不知该怎么说，但我的印象是，您要看到，他想跟大家和睦相处，想跟大家打成一片。他常常跟我说话，请我跟他一起出去，我又不能老是拒绝他。另外，我对他感兴趣，总之，我救过他一命。”

从企图自杀那天起，科塔尔就不再有任何人来访。在街上和商店里，他都设法博得别人的同情。对食品杂货店老板说话，从未有人像他这样和蔼可亲，而在香烟店老板娘说话时，也从未有人像他这样听得津津有味。

“这香烟店老板娘，”格朗指出，“真是毒如蛇蝎。我把这话对科塔尔说了，但他对我回答说是我看错了，说她有好的方面，应该善于发现。”

有两三次，科塔尔请格朗去城里的豪华饭馆和咖啡馆。他已成了这些地方的常客。

“那里舒服，”他说，“而且，那里的顾客都有教养。”

格朗发现，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对这位代理商特别殷勤，并看到科塔尔留下的小费过多，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工作人员为答谢而对他热情相待，科塔尔则显得心领神会。有一天，饭馆的侍应部主任送他到门口，帮他穿上大衣，科塔尔就对格朗说：

“这伙计很好，他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

科塔尔犹豫片刻：

“嗯……证明我不是坏人。”

此外，他的情绪常常会突然变化。有一天，食品杂货店老板没有以前那样热情，他回到家里就勃然大怒。

“这个坏蛋，跟其他人一起去死吧。”他反复说。

“哪些其他人？”

“所有其他人。”

格朗还在老板娘的香烟店里看到一个奇怪的场面。在一次活跃的谈话中，老板娘谈到不久前逮捕的一个人，这次逮捕在阿尔及尔引得人们议论纷纷。罪犯是年轻的商店职员，他在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

“要是把这些败类通通关进监狱，”老板娘说，“好人就可以松一口气。”

但她无法把话说下去，因为这时科塔尔突然激动起来，冲出香烟店，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说。格朗和老板娘都把双臂一摊，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跑掉。

后来，格朗还向里厄指出科塔尔性格的其他变化。科塔尔一直崇尚自由主义的观点。他喜欢说“大鱼总是吃小鱼”就是明证。但一段时间以来，他只买奥兰的正统派报纸，而且还在公共场所看这种报纸，使人不得不认为他有点故意炫耀。同样，他病愈起床后没过几天，就请格朗在去邮局时替他给一个远房姐姐寄每月贴补的一百法郎。但格朗正要出门时，他又说：

“给她寄两百法郎吧，让她有个惊喜。她认为我从来不想到她，事实是我非常爱她。”

最后，科塔尔跟格朗有过一次奇特的谈话。科塔尔对格朗每天晚上做的事感到好奇，就询问格朗，格朗只好回答他的问题。

“不错，”科塔尔说，“您在写书。”

“您想这样说也可以，但这事更加复杂。”

“啊！”科塔尔大声说，“我很想做您这样的事。”

格朗显出意外的神色，科塔尔就结结巴巴地说，当艺术家想必能摆平许多事情。

“为什么？”格朗问。

“那是因为艺术家比别人的权利更多，这大家都知道。别人依从他的事情会更多。”

“唉，”里厄在布告贴出的那天早上对格朗说，“老鼠的事把他弄得晕头转向，就像其他很多人那样，就是这样。或者是他害怕高烧。”

格朗回答说：

“我不是这样看的，大夫，您要是想听听我的看法……”

灭鼠车在他们窗子下面经过，发出响亮的排气声。里厄没有说话，等到对方能听到他的话时，才漫不经心地询问格朗的看法。对方一本正经地看着他。

“他这个人，”格朗说，“在责怪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大夫耸了耸肩。正如警察分局局长所说，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

下午，里厄跟卡斯泰尔进行交谈。血清尚未运到。

“另外，”里厄问，“血清是否有用？这杆菌很奇特。”

“哦，”卡斯泰尔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这些生物总是模样独特。但实际上是一回事。”

“这不过是您的假设。其实我们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当然啰，这是我的假设。但大家都这样想。”

这一天，大夫每次想到鼠疫，就感到有点头晕，而且越来越厉害。他最终承认自己也感到害怕。他两次走进顾客盈门的咖啡馆。他跟科塔尔一样，感到需要有人间的温暖。里厄觉得这样做愚蠢，但却使他想起曾答应去看望那位代理商。

傍晚，大夫看到科塔尔坐在他餐厅的桌子前面。他进去后，看到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侦探小说。但黄昏已深，在夜色降临时看书想必困难。一分钟前，科塔尔很可能是在半明半暗之中坐着沉思。里厄询问他的身体状况。科塔尔坐下时低声说他身体很好，要是他能肯定没有人来过问他，他的身体会更好。里厄对他指出，人不能总是生活在孤独之中。

“哦！不是指这个。我说的是找你麻烦的那种人。”

里厄没有吭声。

“我不是这种情况，您得注意。我刚才在看这本小说。有个可怜的家伙，在早晨突然被捕。有人在过问他的事，他却一无所知。他们在办公室里谈论他，把他的名字记在卡片上。您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您认为他们有权对一个人做这种事？”

“这要看是什么情况，”里厄说，“从某一方面说，他们确实没有这种权利。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人不能长期闭门不出。您应该出去走走。”

科塔尔似乎感到恼火，并说他一直在外面，如有必要，整个街区都可以为他作证。即使在街区之外，他认识的人也不少。

“您是否认识建筑师里戈先生？他是我的朋友。”

房间里越来越暗。市郊的这条街道热闹起来，路灯被点亮，外面响起低沉而又轻松的欢呼声。里厄走到阳台上，科塔尔也跟着出来。在周围的各个街区，就像我们市里每天晚上那样，都有微风传来人们的低语声和烤肉的阵阵香味，吵吵嚷嚷的年轻人涌到街上，街上渐渐充满一种无拘无束的嘈杂声，欢快而又芬芳。夜里，看不见的轮船传来响亮的汽笛声，海上浪涛声响起，走动的人群发出嘈杂的喧哗声，这个时刻，里厄以前十分熟悉而又喜爱，但今天却因他知道的种种情况而使他感到压抑。

“能开灯吗？”他问科塔尔。

房间里有了亮光，这矮子立刻眨眨眼睛，看了里厄一眼。

“请告诉我，大夫，我要是病了，您是否会把我转到您所在医院的科室里治疗？”

“怎么不会呢？”

科塔尔就问，以前是否逮捕过在诊所或医院里治病的人。里厄回答说看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否逮捕，得看病人的身体状况。

“我呢，”科塔尔说，“我相信您。”

接着，他问大夫，他是否能搭大夫的车到城里去。

在市中心各条街道上，行人已没有刚才那么多，灯光也更加稀少。一些孩子还在门口玩耍。大夫按科塔尔的要求，把车停在一群孩子前面。他们正在一面玩跳房子游戏，一面大声叫喊。其中有个孩子，黑头发梳得平伏，头路清楚，脸蛋很脏，他用吓唬人的明亮眼睛盯着里厄看。大夫把目光移开。科塔尔站在人行道上，跟里厄握手道别。这位代理人说话声音沙哑，而且发音困难。他有两三次朝后面观看。

“大家都在谈论瘟疫。是否真有瘟疫，大夫？”

“人总是在谈论，这十分自然。”里厄说。

“您说得对。另外，要是死了十来个人，那就是世界末日了。我们可不要这个。”

马达已在隆隆作响。里厄的手放在变速杆上。但他又朝那孩子观看，孩子仍然一本正经而又平静地盯着他看。那孩子冷不丁地张嘴朝他微笑。

“我们到底要什么呢？”大夫问，同时朝孩子微笑。

科塔尔突然抓住车门，在逃跑前用哽咽而又愤怒的声音叫喊：

“要地震，而且要真的！”

但地震并未发生，第二天，里厄只是走遍本市各个角落，跟病人家属谈判，并同病人进行讨论。里厄从未感到自己的职业有过如此沉重的压力。在此之前，病人们都给他的工作提供方便，并对他诚心相待。但现在大夫首次感到他们说话吞吞吐吐，对自己的病情捂捂盖盖，并显出惊讶而又不信任的神色。对这种斗争，他还没有习惯。将近晚上十点时，里厄把车停在他最后出诊的哮喘病老人门前，从车座上出来时十分费力。他停留片刻，观看阴暗的街道，以及漆黑的天空中时隐时现的星星。

哮喘病老人坐在床上。他似乎呼吸更加顺畅，这时数着鹰嘴豆，把它们从一个锅拿到另一个锅里。他接待大夫，显出喜悦的神色。

“那么，大夫，是霍乱啰？”

“您是从哪里听来的？”

“从报上，广播里也这么说。”

“不，不是霍乱。”

“不管怎样，”老头极其激动地说，“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实在过分！”

“您别去相信那套。”大夫说。

他已对老头进行检查，他们这时坐在这破旧的饭厅中央。不错，他害怕。他知道，就在这市郊，有十来个因患腹股沟腺炎而蜷缩着身子的病人，等待他明天上午去看病。在施行过腹股沟腺切开手术的病人中，只有两三个病人病情有所好转。大多数病人都得住院，而他知道，住院对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愿让他去当他们的试验品。”一个病人的妻子这样对他说。这病人不去当他们的试验品就会死去，事情就是这样。已采取的那些措施是不够的，这十分明显。至于配备“特殊设备”的病房，他非常清楚，那是两幢独立的房屋，其他病人被匆忙撤走，窗缝都给堵住，房屋周围设有防疫警戒线。瘟疫如未能自动停止蔓延，也不可能被政府想出来的措施所战胜。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官方发布的公报依然乐观。第二天，朗斯多克情报所宣称，对省政府采取的措施反应平静，申报病情的病人已有三十来个。卡斯泰尔打电话问里厄：

“那两座楼里有多少床位？”

“八十。”

“市里的病人肯定不止三十个吧？”

“有些人害怕，但更多的人是没时间申报。”

“埋葬尸体是否有人监督？”

“没有。我给里夏尔打了电话，说必须采取全面的措施，而不是空话连篇，还必须筑起一道真正的壁垒来防止瘟疫，否则就什么事也别干。”

“他怎么说呢？”

“他对我回答说，他无权决定。我看人数还会增加。”

过了三天，两幢楼里确实住满了病人。里夏尔听说要把一所小学改成临时性医院。里厄等待疫苗运来，同时给病人切开腹股沟腺排脓。卡斯泰尔又去查阅他那些古书，并长时间泡在图书馆里。

“老鼠死于鼠疫或类似疾病，”他得出结论，“它们传布了几万只跳蚤，如不及时制止，这些跳蚤传播疾病的速度会以几何级数增加。”

里厄没有吭声。

这时，天气看来稳定下来。太阳晒干了最近几次大雨留下的水洼。漂亮的蓝天洋溢出金黄的阳光，飞机的轰鸣声在炎热初临时响起，在这个季节，一切都使人感到安宁。但在四天之内，高烧症却有四次突飞猛进，死亡人数分别为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和三十二人。在第四天，当局宣布把一所幼儿园改为临时性医院。我们的同胞们在此以前仍在用玩笑来掩饰他们的不安，现在在街上似乎显得更加沮丧和沉默。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电话。他说：

“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我有统计数字，”省长说，“这些数字确实令人担忧。”

“不只是令人担忧，而且一清二楚。”

“我去要求总督府下达命令。”

里厄当着卡斯泰尔的面把电话挂了：

“下达命令！”他说，“还得有想象力。”

“那血清呢？”

“这星期一定运到。”

省政府由里夏尔出面请里厄写一份报告，递交殖民地首府 ，并要求下达命令。里厄在报告里描述了病人的临床症状，并提供数字。当天的统计数为死亡四十人。据省长说，他从第二天起要亲自抓这个工作，以强化已制定的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继续执行。病人的住房应该封闭并进行消毒，病人亲属应接受检疫隔离，埋葬病人尸体的工作由市里组织，具体情况大家会在下文中看到。过了一天，血清由飞机运到。这些血清能满足正在治疗的病人的需要。但如果瘟疫蔓延，血清就会不够。对里厄的电报的答复是，应急库存业已告罄，现已重新开始生产血清。

在这段时间里，春天已从近郊降临市场。几千朵玫瑰在沿人行道设摊的卖花商贩的篮子里凋谢，甜美的玫瑰花香在整个城市飘浮。从表面看，丝毫没有变化。有轨电车在高峰时间仍然满载乘客，在其他时间则是空荡荡的，十分肮脏。塔鲁仍在观察矮老头，矮老头仍旧朝猫咪吐口水。格朗每天晚上回家做神秘的工作。科塔尔在到处兜风，预审法官奥通先生仍带着一家人出去。年老的哮喘病人仍在给他的鹰嘴豆搬家，有时会遇到记者朗贝尔，他神色安详，只顾自己。晚上，条条街道上仍然熙熙攘攘，电影院门前排着长队。另外，瘟疫似乎在退缩，几天里统计出的死亡人数只有十来个。但接着，瘟疫的牺牲品又急剧增加。在死亡人数再次达到三十来人的那天，贝尔纳·里厄看着省长递给他的官方发来的电报，并说：“他们怕了。”电文为：“请宣布发生鼠疫。关闭城市。” HAkAcnKNOp2IKbGaXhki3bNskJhcoweLBhU5bhySce7ytht2HnnAezVHrluOn3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