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篇

曹操曰：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计于庙堂也。

导读

计者，算也。计算何事？道，天，地，将，法。庙堂之上，以敌我之五事较优劣，定胜负。胜负既定，然后兴师动众。

兵家权谋，莫先于此，故为篇首。

孙子曰：兵者a，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b。

注

a 兵：兵器，武器。这里指军事战争。

b 察：调查，考察。

译

孙子说：战争，乃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人民生死，社稷存亡，不可不细心考察推究。

解

战争事关生死存亡，“不可不察”，不可不慎重。曹操有言：“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与荀攸书》）曹操本人机警多谋，身边更有一个强大的“智囊团”—像荀彧、郭嘉、荀攸、贾诩以及后起的司马懿，等等—如众星拱月般提供知识见解、用兵谋略以及思想智慧等多层面的资源支持。

可以说，曹操大体做到了从谏如流，充分发挥每一个臣属的聪明才智，汇集众人智慧为我所用，在用兵之时能做到“不可不察”的基本要求。若非其人，还是慎言兵事，例如东汉末年的大将军—何进。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刘宏死，其子刘辩即位，年十七，是为少帝。刘辩之母何太后听政。何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图谋诛杀宦官，于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密召董卓带兵进京，不料事泄，宦官张让、段珪等率先动手，把何进等人诱杀于宫中。

何进的部将袁绍等人乘机发动兵变，入宫焚烧宫殿，诛杀宦官两千余人。张让等人则劫持少帝刘辩及其弟陈留王刘协出走，待追兵至，张让、段珪投河死。董卓带兵迎少帝还宫，此后独揽朝政，拥兵自重，不久又杀何太后，废少帝为弘农王，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

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时期，大将军何进的犹犹豫豫，不果断，不坚决，在曹操看来是最不可容忍的。此时的曹操为汉廷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虽然官微言轻，但见识颇高—在是年的十二月，董卓为相国独专朝政，他早早地逃离京师，潜行至陈留（今河南陈留）开始招兵买马，起兵于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第二年即以行奋武将军之职加入到讨董联军中来。

最初，何进谋求诛杀乱政的宦官，但何太后不同意，弟弟何苗因为收受宦官的贿赂，也前来劝阻，宦官趁势服软，假装认罪；部将袁绍曾力劝何进痛下狠手，何进表现的却是犹豫不定，以致延误战机，招来杀身之祸，少帝也因之被挟持出走，以至于酿成董卓独揽国家大权，最后又杀掉何太后和少帝，焚毁京都洛阳城的惨剧。对此，曹操《薤露行》一诗感慨道：“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狩，天子出巡之意。执，这里是挟持之意。白虹贯日，古人认为天上山现白虹贯日的天象，意味人世有祸及君主的事情发生，例如《后汉书·献帝纪》记载有“初平元年二月，白虹贯日”。

曹操注解“计篇”之计时有言，“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的确，战争谋划军事斗争需要面面俱到，驾驭全局。曹操雄才大略，气度不凡，文武兼资，反观胸无谋略、优柔寡断、除奸不成反而祸国殃民身罹其害的大将军何进，则不过是一个沐猴而冠的小人而已。的确，小智小慧不足以图谋力不能及的军政大事，而且像何进这样的对东汉王朝造成的后果无疑是沉痛的：“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薤露行》）

故经之以五事a，校之以计而索其情b。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c，令民与上同意也d，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e。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f。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g。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h。凡此五者，将莫不闻i，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j。

注

a 经：量度，筹划。这里是列出条目分析比较的意思。

b 曹操注曰：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校：通“较”，比较，检核。计：即下文所言“主孰有道”等七计。索：寻求。情：实情，状况。

c 曹操注曰：谓导之以教令。

d 上：国君。同意：同心，一心。

e 曹操注曰：危者，危疑也。

f 阴阳：包括军事在内的古代天文、历法、占卜之学中的主要概念之一。阴阳为贯通宇宙天地万事万物两大对立面，本为化生万物的二气，引申义颇多，如日、白昼、春夏、东和南为阳，月、黑夜、秋冬、西和北为阴，等等。兵家专讲阴阳的一派，史称“兵阴阳”。物的时制：时令，季节。

g 曹操注曰：言以九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利也。论在《九地》篇中。死生：可存活下来的安全地形，还是绝望艰困之境。这里指地形是否有利进攻，便于退守。

h 曹操注曰：曲制者，部曲、旗帜、金鼓之制也。曲制：部队编制。曹操注曰：官者，五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官道：管理三军将士的办法。曹操注曰：主用者，主军费用也。主用：掌管军队的经费物资。主，掌管；用，物资费用。

i 闻：知道，了解。

j 曹操注曰：同闻五者，将知其变极，则胜也。

译

所以，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战前形势进行分析研究，比较敌我双方各自的条件，从中推究出战争胜负的关键之所在。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是使民众和君主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能做到为国君出生入死。所谓“天”，是指昼夜、晴雨、冷热、季节的更替等。所谓“地”，是指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要或平坦，战场的广阔或狭窄，地形是生地还是死地等地理条件。所谓“将”，指将帅的军事才智，能否做到赏罚有信，关爱部下，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所谓“法”，指军队的编制制度，管理将士的方法，军用物资的管理供应等。这五个方面，将帅没有不知道的，只有深刻领会真正掌握这些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否则就不能取胜。

解

孙子有言：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曹操注曰：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故《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吾民也。

所有的军事活动无不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故而战争的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尤其是天气时节、气象气候、温暖寒凉等对军事行动有或浅或深的制约和影响。由此，行军作战一定要处理好阴阳四时这一关键因素。

曹操南征北战戎马一生，其所谓的“顺天行诛”的“天”，很具体，很现实，没有人格神明的意味在，军事行动必须因循“阴阳四时之制”。阴阳四时，指外在环境以及由此而关联的观念认定、文化认同，尤其是前者是绝对容不得想象的，更不可视而不见。“阴阳四时”当然可宽泛理解，例如曹操在所著《兵法》即有：“太白已出高，贼鱼入人境，可击必胜，去，勿追，虽见其利，必有后害。”太白，即金星，又名启明、长庚，早晨出现在东方，故又曰启明。像“太白已出高，贼鱼入人境”之类的推衍，在今天看来或许有迷信的成分在，但的确是彼时军事家对四时天象的认知，有尊崇的意味在其中。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亲率大军征讨关中的马超、韩遂等部。是年九月，大军绕过马超把守的潼关，准备横渡渭水。马超率领潼关守军直奔渭水入黄河口处一带，布下重兵予以拦截堵击。曹操下令多设疑兵以分散敌兵，又急命在渭水之上架设浮桥，连夜分兵渡河。曹军每次渡过渭水抵达南岸，还没来得及在对岸安营扎寨，即被马超所部的骑兵冲破。且关中土地多沙，无法筑造营垒。此时有人建议，可利用关中地区天气寒冷及土地多沙的特点，起沙为城，而后以水灌之，一夜即可建成一座城池。曹操从之，军中多作绢袋以运水，夜间渡兵过河之后悄悄造城。至第二日，天大亮，一坚固的“冰”城已经筑成。曹军由此在河对岸站稳脚跟，人马得以尽渡渭水。

建安十九年（214）闰五月，孙权攻破曹操在淮南地区的桥头堡—皖城，庐江太守朱光被擒，城中男女老小人口数万被俘。曹操留少子曹植守邺城，自己亲率大军抵达合肥，欲南征东吴。此时正好赶上江淮地区的雨季，三军将士大都不愿进军。曹操依然执意出兵，因为阴雨连绵，士卒不习水战，情绪低落，军心不安。出兵三月，徒耗钱粮而未能取得任何战果，只得于十月引兵自合肥而还。此即不遵从天时不顺遂军心用兵的教训。

孙子有言：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曹操注曰：将宜五德备也。

曹操在对“计篇”之“计”的注解中即把将“选将”作为“计”之首，可见曹操对将领的选拔的重视。曹操经常挂在嘴边的是：如有一点功劳勋业可言的话，“皆部曲将校之助”（《上书让增封武平侯》），他在自内心深处倚重帐下这些带领士兵冲锋陷阵的将校们。曹操选将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擢拔有度，故而在曹操麾下聚集起大批杰出的将领。陈寿《三国志》曾这样评说：“太祖（曹操）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这里所说的“五子”即曹操军事集团中最杰出的五位将领：乐进，张辽，于禁，徐晃和张郃。曹操《表称乐进于禁张辽》一文中这样称美乐进等将领：“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桴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下面，我们来简单认识一下曹操的五子良将：

乐进，字文谦，阳平卫国（今河南清丰）人，以胆识英烈著称，随军南征北讨，战功无数。官渡之战中奋勇力战，斩杀袁绍部将淳于琼；与袁谭、袁尚大战于黎阳，斩杀大将严敬。其后，乐进别击黄巾、雍奴、管承，皆大破之。随曹操平荆州，留屯襄阳，进击关羽等人，击退其众，南郡诸郡的山谷蛮夷都前往乐进处投降。后来从曹操征孙权，假进节。曹操回师后，留乐进与张辽、李典屯兵于合肥。乐进数有军功，迁右将军。建安二十三年（218）去世，谥曰威侯。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州）人，初属并州刺史丁原，继追随吕布，吕布死，归曹操，为曹操麾下名将之一。跟随曹操进攻袁尚、袁谭兄弟，并远征乌桓，立下战功无数。建安二十年（215），孙权攻合肥，张辽率敢死之士八百人在逍遥津（今安徽合肥）大破孙权，被任为征东将军。后率军攻吴，病死军中。

于禁，字文则，泰山巨平（今山东泰安）人，初从济北相鲍信，后归曹操。追随曹操击黄巾军和吕布、张绣、袁绍等，任虎威将军。建安二十四年（219），曹仁与蜀将关羽相拒于樊城，于禁率军增援，时逢汉水泛滥，所部七军皆被淹没，遂降。后孙权夺取荆州，被遣返回魏，最终惭恨而死。

徐晃，字公明，河东杨县（今山西洪洞）人。官渡之战中，徐晃率军截烧袁军粮车，袁军由此陷入被动。渭南之战中，率部奇袭渭北，为曹操打败马超，夺取关中立下汗马功劳。后奉命救援襄阳和樊城，大破蜀汉关羽所部。

张郃，河间鄚县（今河北任丘北）人。原为袁绍部将，官渡之战后归曹操，后率军西拒诸葛亮，在街亭（今甘肃庄浪）破蜀军前锋马谡，因功升车骑将军。后在木门（今甘肃天水）与蜀军作战中箭而死。

这些优秀将领皆具“五德”，在智、信、仁、勇、严等方面各有偏重，都不失为良将之选。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a，曰：主孰有道b？将孰有能c？天地孰得d？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注

a 曹操注曰：索其情者，胜负之情。

b 曹操注曰：道德。孰：谁，哪一方。

c 曹操注曰：智能。

d 曹操注曰：天时、地利。

译

由此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来比较敌我双方的各种条件，从中找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哪一方的君主更加贤明有道？哪一方的将领更贤能更有才干？哪一方占据更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的装备更优良，军队更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更加严明？我们对比分析这些，就可以知道谁胜谁负了。

解

孙子有言：法令孰行？

曹操注曰：设而不犯，犯而必诛。

曹操从初举孝廉步上政治舞台起就展现出执法严明的特征。这一特征在日后曹操的治军方略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曹操用兵，强调依法制军，并亲自制定了一系列的军中操令，赏功罚罪，执法肃然。史籍中记载有曹操“割发代首”之事，传为美谈。

曹操累年出征，行经麦地之中，下令士卒不得践踏败坏麦苗，犯者死。骑兵皆下马，小心翼翼，付麦以相持。曹操的马受惊腾入麦中，于是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曹操认为：“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统率属下？然我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于是，援剑割发置于地上，以示惩戒之意。割去头发在中国古代是一项严厉的刑法，被称为“髡刑”。曹操治军之严明，可见一斑。

法令之设，是为了让人不敢去触犯；若有违法令，必然要惩处之。按《春秋》义法，刑罚不加于尊者，曹操以通达著称，割发代首，两不相违，践行的还是孙子一再追问并强调的—法令能否严格并坚决地贯彻执行下去。

孙子有言：吾以此知胜负矣。

曹操注曰：以七事计之，知胜负矣。

东汉末年出现地方豪强、州郡长官拥兵自重和武装割据的局面，但其中大部分的人物、派系和地方势力尤其是武夫或儒生，因为缺乏足够的智识谋略抑或胆识才干，最终在兼并战中灰飞烟灭。值得注意的是，率先败下阵来的就是所谓的迂阔的儒士，即便出身于世家大户或身居高位者；再者就是所谓的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即便弓马再怎么娴熟，气力如何能摧拔山兮，没有智谋和庙算是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成就伟业的。

曹操迎天子于许都之后，拥兵自重的袁绍心中大为不服。袁绍此时已经兼并黄河以北各郡县，天下群雄都畏惧他的强大。建安三年（198），曹操已南破张绣，解除掉肘腋之患，东擒吕布，平定徐州，势力大增，进而与袁绍相抗衡。

大名士孔融对曹操的谋士荀彧分析道：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等谋臣替他出谋划策，审配、逢纪等忠臣为他干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为他统领军队，恐怕很难战胜啊！荀彧则有自己独到的分析：袁绍兵虽众而法令不整肃，田丰刚愎而好犯上，许攸贪婪而不检束，审配专权而无谋，逢纪果决而刚愎自用，这两人料理后方，如果许攸家犯了法，一定不会放过，不宽纵，许攸必然叛变。至于颜良、文丑，不过匹夫之勇罢了，可以一战而擒！

从上面两家的分析来看，孔融无疑属于不通军事时务的儒士之类的人物，他的见解还是浮在表面之上，而荀彧则鞭辟入里，无愧大谋臣之称。

将听吾计a，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b，乃为之势，以佐其外c。势者，因利而制权也d。兵者，诡道也e。故能而示之不能f，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g，乱而取之h，实而备之i，强而避之j，怒而挠之k，卑而骄之，佚而劳之l，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m，不可先传也。

注

a 将：如果。

b 利：有利的计策被采纳。听：听从，依从。

c 曹操注曰：常法之外也。佐：辅助。

d 曹操注曰：制由权也，权因事制也。制权：根据情况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e 曹操注曰：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

f 示：伪装。

g 利：指贪利的对手。

h 取：设伏偷袭以败敌。

i 曹操注曰：敌治实，须备之也。实而备之：指对力量充实强大的敌人要小心防备。

j 曹操注曰：避其所长也。

k 曹操注曰：待其衰懈也。挠：挑逗，骚扰。

l 曹操注曰：以利劳之。佚：通“逸”。这里指休整充分。

m 胜：佳妙，诀窍。

译

如果听从我的计策，指挥作战就一定能胜利，那我就留用他。倘若不听从我的计策，指挥作战就一定会失败，那就不任用他。有利的计策已经被采纳，还要设法造势来辅助计策的实施。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战争，即一种诡诈多变的行为。所以，能攻打而装作不能攻打，要攻打而装作不准备攻打，要在近处行动却装作在远处行动，要在远处行动却装作在近处行动。对于贪利的敌人，要用小利来引诱他，对于处于混乱中的敌人要乘机攻取他。对于力量充实的敌人，要小心防备。对于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让。对于易怒的敌人，要去挑逗激怒他。对于轻视我方的敌人，要设法让他更加骄傲轻敌。对于休整充分的敌人，要设法使其疲劳。对于内部和睦的敌人，要设法离间他。要在敌人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攻击，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行动。这些是军事家取胜的奥秘，是不可事先传授的，必须在战争中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

解

孙子有言：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曹操注曰：不能定计，则退去之。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打出“诛除国贼”“并赴国难”的旗号，推举袁绍为盟主，曹操为行奋武将军。各地豪强，大侠富族，纷纷响应，出现万里相赴的局面。

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焚洛阳城。袁绍等畏惧董卓兵强，不敢先进，而关东联军的其他首领缺乏战略眼光畏手畏脚，曹操于是进言：“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东部联军已经形成从南（袁术为首）、东（刘岱、张邈、鲍信、曹操等）、北（袁绍、王匡等）三面包围进逼董卓之势。曹操主张立即发起进攻，遂独自引兵向西，待机进攻洛阳，与董卓将徐荣战于荥阳汴水之间，结果大败而回。归至酸枣后，曹操见诸将不图西进，愤怒谴责东线众将领，并再次为之谋划攻打董卓之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张邈等人拒不采纳曹操的建议。曹操见状，于是主动地独自引兵离去。“不能定计，则退去之”，是基于对自身实力和周遭情形的理性判断，退而求其次。曹操先是到扬州募兵，而后进驻河内，其后进入东郡并由此而奠定日后割据之基业。

孙子有言：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曹操注曰：欲进而治去道，若韩信之袭安邑，陈舟临晋而渡于夏阳也。

曹操此处言及的韩信袭取安邑之战，践行的即是“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作战原则。汉高祖二年（前205），魏王豹反叛刘邦，与项羽订约讲和。八月，刘邦任命韩信为左丞相，攻打魏王豹。魏王将主力部队驻扎于蒲坂，堵塞临晋关。韩信乃增设疑兵，陈船假意要在临晋渡河，而伏兵从夏阳以木制盆瓮浮水渡河，偷袭安邑。大败魏军，俘虏魏王豹，平定魏地。

官渡决战前有白马之围，曹操一方很好地处理了战场上的远和近，进和退之间的关系，最终取得胜利。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派遣郭图、淳于琼、颜良进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浚县东南），袁绍自己则引兵至黎阳，即将渡河以寻求曹军主力作战。刘延兵马太少，只有1000军兵，又遭到围攻，情况危急。四月，曹操亲率驻扎在官渡的曹军北上，以解白马之围。

当部队正向前开进时，荀攸分析眼前形势，认为不能与实力悬殊的强大敌军正面对抗，提出声东击西、解救白马的作战方略，袁绍兵多，应设法分散其兵力；于是劝曹操引兵先到延津，伪装渡河攻击袁绍的侧后方，使袁绍分兵向西应战，然后再派轻骑袭击进攻白马的袁军。如此运兵，看似迂远，实则可以做到攻其不备，一定可以打败以颜良为首的袁绍军。

曹操依计而行，袁绍果然分兵延津。曹操乘机率轻骑兼程奔袭，颜良发现曹军时已只有十来里的距离，生性急躁狭隘的颜良惊慌之中，仓促应战。曹操以张辽和关羽为先锋出战，结果颜良被关羽策马刺杀于万军之中，斩其首级而还。袁军众人震惊不已，无人敢抵挡曹军的冲击，纷纷败退下来。曹操此战解白马之围，又以大胜之兵迁移白马当地的百姓沿河西撤。

孙子有言：亲而离之。

曹操注曰：以间离之。

对手内部亲如一家铁板一块，那自然是不好对付的，若要强攻，势必有出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可能。如何去瓦解敌人内部的“亲密”关系呢？曹操说以“间”的方式让他们分崩离析！

关西，即潼关以西的关中和陇右地区，一直都是曹操进攻江东、益州的大后方。这一广大的地区在名义上臣属东汉朝廷，实际上被凉州的韩遂、马超集团以及董卓集团的残余势力盘踞把控，是一个半割据的状态，制约曹操率兵南下。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三月，曹操命司隶校尉钟繇和征西护军夏侯渊分兵进攻汉中的张鲁，结果逼得关西众将马超、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十部人人自危，于是群起反叛曹操。

曹操开始西征马超。待曹军突破潼关险要，马超等人驻守渭南，发现自己西去的归路被截断，夜袭曹营又遭伏兵掩杀。于是一面集结主力于渭南，希望阻止曹军后续兵力进入此地，一面派人送信，提出以割让黄河以西的广大地区为条件讲和。

马超等人多次前来挑战，曹操并不应战；马超等人再三请求割地求和，并提出让自己的儿子做人质，以求和解。曹操听从谋士觉得稳操胜券，对求和置之不理。九月，曹操率全军渡过渭水，贾诩之计，假意先答应下来。

韩遂请求与曹操会面。曹操与韩遂的父亲在同一年被举为孝廉，又与韩遂年龄相当，几乎算是同辈，因此两人都骑着战马在阵前马靠马交谈了很长时间，他们不谈军事，只叙京城故旧昔日往事，说到高兴处，二人拍手大笑。

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见结束后，马超问韩遂，曹操都说了些什么？韩遂回答说，没谈什么。于是，马超等人对韩遂有了猜疑之心。过了几天，曹操给韩遂写了封信，故意在上面涂改了许多地方，好像是韩遂心虚自己改的一样。马超等人更加怀疑。

曹操亲自上阵上演了一出“以间离之”的好戏，利用关西众将互相猜忌的时机，与他们约期会战。曹操先用轻装部队挑逗敌军，打了一段时间之后派出精锐骑兵夹攻，大破关西军。成宜、李堪等被斩杀，韩遂、马超等人逃到凉州陇右，杨秋逃奔至安定（今甘肃镇原），至此，关中得以平定。

孙子有言：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曹操注曰：击其懈怠，出其空虚。

《孙子兵法》中的“无备”，曹操具体解读为敌方之“懈怠”，“不意”解读为“空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曹操有第一手的作战经验。

建安九年（204），曹操亲率大军围攻邺城，守卫邺城的是袁绍的大谋士审配。

官渡一战，袁氏集团在大败之后在内部掀起“清算”之风，谋臣将帅之间彼此攻击陷害。官渡战前因进言而下狱的谋士田丰，因逢纪的挑唆而遭到杀害，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嫉妒苛刻的性格展露无遗。在官渡之战中，审配的两个儿子都被曹军俘虏了，这成了审配的“小辫子”。有人开始劝袁绍撤掉审配的守城之职，他随时有反叛的可能。袁绍本来已派孟岱为监军，代替审配守卫邺城。此时一向与审配不和的逢纪却向袁绍建言：审配天性刚烈正直，时常以古人贞节之操砥砺自己，决不会因两个儿子在曹营而生背离之心，请不必怀疑之。袁绍听从逢纪之见，恢复了审配的职位。袁绍死后，袁谭、袁尚又起纷争，审配站在袁尚一方，而曹操引诱笼络袁谭为同盟，与势力强大的袁尚为战。

建安九年（204）的二月，袁尚领兵北上攻击袁谭，留审配、苏由守邺城，趁邺城兵力减弱之际，曹操迅速进军包围邺城，与袁谭一北一南形成夹击之势。邺城，以地大人众著称，城墙坚实，防守设施密布，曹军围城强攻一个多月竟未能奏效。是年五月，曹操改变策略，不再强攻，而是毁掉之前攻城用的土山和地道，在城外四周开挖堑壕周长达四十里，准备长期围城。

开凿堑壕时，曹操初令浅尝辄止，似乎人马可一越而过。守城的审配望之而发出冷笑。这个时候，以审配为首的守军肯定是懈怠的，他们不再出兵袭扰曹操的工程部队，也不再破坏沟堑。曹操急令夜间加紧开掘，挖出广深二丈的大堑壕，又引来漳河之水灌注其中。至此，邺城被大水围困，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

袁尚得知邺城危急，回兵救援，被曹操击败。曹操命人把缴获的袁尚的印绶、斧钺和衣物等向城中守军展示，以瓦解守军斗志。唯有忠心耿耿的审配坚持抵抗，鼓励将士道：曹军已疲惫不堪，袁熙的军队即将前来。审配的侄儿为东门校尉，见大势已去遂开门迎降。审配抵抗到最后，被活捉后宁死不降，被杀。

孙子有言：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曹操注曰：传，犹泄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故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

战场形势复杂多变，瞬息之间即有突变逆转之可能，由此曹操强调不可提前泄露制胜之略；料敌在心，察机在目，待大方向定好后，把执行权交给前方的将士。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曹操亲率大军西征张鲁，谋取汉中。为防备东吴孙权进攻合肥，临行之前，曹操交给薛悌一封亲笔急函，命他前往合肥交给驻守在此的主将张辽。信函上有“贼至乃发”的字样，意思是待东吴贼军达到城下之时再拆信阅之。

是年八月，孙权率领十万大军进围合肥。此时的合肥为曹魏政权在东部的军事重镇，但合肥诸将张辽、乐进、李典以及护军薛悌互不统属，手下仅有七千人，大军当前，形势极其危急。于是，诸将共同拆开信函，信中有曹操的教令：“若孙权军来至城下，张辽、李典将军出战，乐进将军守住城池，护军薛悌不得参战。”

诸将阅后满腹狐疑，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只有张辽领会到曹操的指挥方略—张辽和李典勇锐有加，乐进老成持重，而薛悌只是一名文吏，给诸将解释道：曹公远征在外，待其救兵前来，敌军早已攻破我们的城防。由此曹公教吾等众将，待敌军未合便迎而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方可守住合肥。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李典素与张辽不和，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慨然以军国之事为重，放下私怨，表示愿与张辽一起出战。

拂晓，张辽披甲执锐，亲选亲率领八百敢死之士，向立足未稳的吴军阵营发起冲击，杀数十人，斩东吴两员大将，直冲到孙权麾下。几番厮杀，大挫吴军士气。后孙权攻打合肥十余日，始终无果，于是决定退师。张辽率军乘势追击，率步兵骑兵在逍遥津突然出现，险些分割围歼退兵动作稍迟缓的孙权，甘宁、吕蒙和凌统等为护卫孙权拼死力战，孙权方才幸免于难。张辽一战而威震江东。据《魏略》记载，此役之后，江东有小儿啼哭不肯止者，父母言说张辽至，孩童无敢哭者。

合肥之守，本来是孤悬一线，无援无助，若专任勇锐，则好战生患；专听怯懦，则畏惧之心顿生，终究难保城池。敌众，必然冒失贪进，轻敌懈怠，绝无退路的张辽率精兵出乎意料地发起攻击，求得声势心气上的大胜，真可谓胜而后守，守则必固。

曹操真可谓料敌在心，事前有调度，只是通过秘而不宣的军令让守城诸将察机在目，临敌变化，奋勇作战，创造出军事史上以绝对劣势兵力成功守城的光辉战例。东晋史学家孙盛对此战的评论相当精彩：“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a，得算多也b；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注

a 庙算：作战前朝廷对战事进行谋划预判。庙，庙堂，国君议事之所。按宋代张预的注解，古时兴师命将，必致斋于朝廷，授以成算，然后命令派遣之，由此称之为庙算。

b 得算：计谋成功。

译

在开战之前，对战事进行谋划预判，能胜的一方，是因为计算周密谋划深远，胜利的条件很充分：在开战之前，预判不能胜的一方，是因为计算不周谋划不足，胜利的条件不充足。计算周密就能取胜，计算不周就不能获胜，更何况毫无计算考虑的呢？我们从这些方面去观察，谁胜谁负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解

孙子有言：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曹操注曰：以吾道观之矣。

曹操所言的“吾道”大有孔子“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的大精神。曹操的立身行事和军事谋略都蕴含在他的“吾道”之中，对此他身边的大谋士亦有深亮之论。

早在建安二年（197）曹操征讨张绣期间，曹操接连战败，袁绍曾专门修书一封给曹操，言辞轻慢，大有羞辱之意。就在曹操准备再次向张绣发动攻击时，得到情报说袁绍将乘虚而入偷袭曹操的大本营许都，曹操当即率众回师，不得不正面抵挡袁绍。袁绍坐拥四州之地，实力最为强大，曹操担心自己不具备与袁绍抗衡的实力，并且此时的曹操军事集团东有吕布，西有虎视眈眈的关中诸将韩遂、马腾，南面是正与之杀得正酣的张绣，形势非但不乐观，而且严峻异常—“将讨不义，而力不敌”。

曹操的大谋士郭嘉慧眼独具，认为古今成败，在于人才，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唯一能与曹操争天下的，只有一个袁绍，但在郭嘉看来，袁绍在“度”“谋”“武”“德”四个方面都远不及曹操，而曹操在上述的四方面都远胜过袁绍，且正辅佐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接着，郭嘉逐条分析曹、袁绍双方的优劣短长，提出著名的“十胜十败”说：

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虽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也。

大战之前，郭嘉的“庙算”可谓条分缕析，颇具说服力，不但大振曹军将士的斗志，更助曹操拟定出西抚关中、东绥孙策、打击袁术、平定吕布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