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柳冠中

“设计”一旦被囿于一种“物”的设计的话，设计师就已经被这个物的概念和现象束缚了创造力。“设计”应被认为是有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工业设计”则是工业时代认识“人为事物”的一种方法，是对工业革命以来一切人为事物的一种反馈，其中包括该肯定的要肯定，该否定的要否定。这种积极的反馈机制正是“设计学”的核心，是工业设计能将“限制”和“矛盾”协调转化为“优势”的原因，也是工业设计有别于仅从美术或技术角度片面地就事论事的偏执倾向的本质之所在。如此一来，设计就能从物、技术、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存在的问题（“事”的解决）中，在限制下形成差别和进步：创造“新物种”、创新“产业链”，乃至实现真正的生存方式上的创新。

曾在美国从事设计教育和研究实践的约翰·赫斯科特教授于退休后被香港理工大学特聘为专职教授多年。他融合了东西方的哲学理念，对“设计”这个复杂的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从生活中浅显的原理入手，深入浅出地道出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性智慧的开发——“设计”的作用。他指出：“我们所定居的这个世界的形式或结构不可避免地沦为了人类设计的结果……设计不是由技术、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或其他任何客观原因所决定的。设计源于人类的各种决定和选择。”他还指出：“虽然设计在许多方面深刻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但是它的巨大潜能却尚待开发……”

当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生物学、遗传学、核物理、天体物理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在人们还来不及适应的时候，就又开始向更深的领域跨越。人类的生产和科学实践的发展，自然也使得设计的范围、内容、广度和深度骤增。信息交流和存储的渠道、速度、效率的发展，信息量的急剧膨胀，都使原有的生产管理体制、文化艺术、道德、思维几乎已容纳不下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了。科学与艺术的合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合流已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工业时代的科学乐观主义开始转向小心谨慎与信心不足了，人类自身冲击自然的能力转而使人类感到越往前走可能遇到的“无知陷阱”就会越多，就如同一个越来越大的圆与外界相连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一样。人类必须学会在行动之前更全面地探测危机，这就意味着人类行为的决策，也就是“设计”的功能已被提高到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高度上了。当今社会对设计的需求已不限于对单个产品的造型、色彩、装饰的改进，它已突破传统的“物”的范围，开始对整个社会即所有人为事物的复杂系统负责。设计的道德要求使设计教育的责任和任务也与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生态平衡、生存环境、生存方式和伦理道德紧密相关。

当人类的追求比较简单时，决策的任务只是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当人类的追求比较复杂，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本身需要经常进行复杂的交叉研究后才有可能弄清时，科学的责任就不仅是告诉人类怎样去做，也不仅是告诉人类为什么能那样做。科学更为重要的责任是引导我们去思考，丢弃约定俗成的提法或时髦的新概念，弄清事物的本质，决定应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

设计不应深陷于科学和艺术之争，设计有它自身的内涵和外延。设计是为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人类生存发展中的问题。人类进步的每一个里程碑都是对自己认识水平的否定，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已被认可的“名”“相”的否定。当这样一个人为的、阶段性的分类和命名的观念阻碍我们认识自然和社会时，人类就会创造出新的分类和命名。

沉溺于工业文明之中的技术膨胀和物质享受，以及对于占有欲的宣扬，淡化了我们对污染、资源浪费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腐蚀了人类的道德伦理观。如果我们经不起技术的引诱，我们就将丧失生存的权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除了衣食住行方面的物质享受以外，还有额上的汗、手上的茧，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谅解，与大自然的互动、共生，与他人一起改造和创造时产生的行动和思想协调统一的乐趣、情感，以及对一切事物的尊重。忘记这一切，投身于竞争，只期待轻巧地获取享受，这是一种无知和不负责的态度。要知道，社会的任何进步，首先是品行道德、社会风俗、政治制度的进步，都属于科学和文化上的进步。这就是目前国际社会对于发展现状的反思，也是设计所面临的现实。

设计教育是为了培养另一种能力和智慧——从观念、思维方法、知识和评价体系等各个方面来整合科学和艺术。当设计的目标系统确立时，就该从科学和艺术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地选择、组织、整合各种可能的方法和手段。设计是人类的第三种智慧系统，它的子系统包含科学和艺术这两个要素。设计是人类为主动适应生存环境等外部系统而进化形成的一个新知识结构系统，是人类在重组生存结构过程中的智慧性的创造。

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人类能改造自然，创造“人为事物”。然而，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每一次发展和进步无不寓于人类社会这个大背景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气候、不同时代的人类物质文明依然遵循“适者生存”“各得其所”的规律，在生产、流通、使用、销毁的全过程中新陈代谢。人类的发明、创造不可能违背这个规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师法造化”。

约翰·赫斯科特教授的这本著作，在当前众多的有关“设计”的出版物中可谓不可多得。我深切地期望能与国内的设计同行，尤其是从事设计教育和设计研究的学者们互相勉励，一同思考中国设计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设计教育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献给帕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