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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钱用完了，后天我必须回去工作。我们还没有过多考虑此事。来了一封电报。一个工作机会。《先驱报》驻巴黎分社提供了一个不怎么好的工作机会。但在能使自己处境好转前，倒是可以解决眼下危机。
于是，就结束了我们曾经历过的最好最快乐最宁静的一年。这是整整一年的超脱尘俗，是我们的“安息年”，我们住在西班牙小渔村，幻想独立于外面的世界，独立于事件、人群、老板、出版商、编辑、亲戚和朋友。这当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我们也不愿总这么下去，但如果不是积攒的1 000美元突然贬值为600美元的话，我们还可能再待些时候，等待更好的工作机会。我觉得休息一段时间的确很好。1930年到1931年，我在印度、阿富汗工作，因疟疾和痢疾大伤元气，现在才得以康复。1932年春天，我在阿尔卑斯山滑雪时出了事故。当时我甚至可能完全失明，幸运的是最终只瞎了一只眼。
刚刚过去的1933年，可能不仅对我们个人而言是转折性的一年，对于欧洲和美洲而言也是如此。罗斯福在国内的做法几乎带有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味道。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执政已整整一年。在维也纳的记者朋友报道说，法西斯势力正向奥地利迅速蔓延，其形式是柏林的，但有当地宗教色彩。在西班牙这里，革命正在变味。右派政府的希尔·罗夫莱斯和亚历山大·勒鲁瓦似乎倾向于恢复王权，或是模仿意大利建立法西斯国家。也可能两种方法都采用。1925年，我在21岁时首次去巴黎，像爱一个女人那样爱过她，但我后天将去的巴黎将完全不同。对此我不抱丝毫幻想。看上去似乎我们正在返回的世界，与一年前我们收拾衣物和书籍由维也纳来西班牙时相比，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世界。
我们在由巴塞罗那出发沿着海岸远足时，偶然地发现了洛雷特·德·马尔。它离铁路约五英里，在比利牛斯山脚下，位于广阔的沙滩上，几乎像月球一样荒凉。苔斯立刻便喜欢上了它，我也一样。我们在海边发现了一所配家具的房子，有三层楼，十个房间，两个浴室，中央供暖。当房主说每月租金15美元后，我们预付了一年房租。我们的开销，包括房租在内，平均每月60美元。
在过去十二个月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并不很多。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我们每天游泳四五次，从4月可以游到圣诞节。我们去延伸到村庄和海边的比利牛斯山麓远足，途经无数橄榄林、栓皮栎林和白色农舍，往往流连至次日方才返回。每次爬山，我们都爬到山顶，那里春末秋初皆白雪皑皑。我们还读书。当每晚都要用电报发稿，而且不停地从巴黎到伦敦再到德里时，我几乎没时间阅读。我自己的书单包括：一些历史书、一些哲学书以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还有《战争与和平》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有创意的法国小说家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另外，还有威尔斯、萧伯纳、埃利斯、比尔德、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和德莱塞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作品。有几位朋友来访并小住，包括杰伊·艾伦斯、罗素、帕特·斯特劳斯，以及路易斯·昆塔内拉。后者是一位极有前途的西班牙年轻画家，也是狂热的共和主义者。安德雷斯·塞戈维亚则与我们比邻而居，晚上常常过来聊天，或是拿着吉他弹奏巴赫或阿尔贝尼茨的作品。
在这一年里，我们有时间相互了解，游荡玩耍，畅饮美酒，享受美食，下午去看斗牛，晚上去巴塞罗那逛华丽俗气的唐人街；有时间去感受色彩，群山的橄榄绿，春天地中海无与伦比的蓝色，以及马德里那令人惊奇的、凄凉的、灰白色的天空；有时间去了解西班牙的农民、工人和渔民，他们极为自尊、富有勇气且诚实正直，尽管过着悲惨的、半饥饿的生活；有时间去普拉多博物馆和托莱多城欣赏格列柯的作品，其形式和色彩的包罗万象使我们为之折服，在意大利曾看过的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甚至包括达·芬奇、拉斐尔、提香和波提切利在内，与其相比都显得苍白、贫血。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年。
昨晚的疲劳使我现在还有些头晕。昨天下午5点，我正在《先驱报》分社转着大拇指，琢磨着是否该去议会。据说，新总理爱德华多·达拉第要宣读部长名单。但此时我们又得到一条消息，说在协和广场将会有麻烦。我叫了辆出租车，赶到那里看个究竟。我没有发现任何麻烦。保皇派的国王骑士团、议员皮埃尔·泰廷格尔的青年爱国者、香水商弗朗索瓦·科蒂的法兰西团结等右翼暴徒曾试图闯入议会，但已被警察驱散。协和广场一切正常。我打电话给《先驱报》，但是埃里克·霍金斯建议我在附近随便吃点东西，过一会儿再看看情况。大约晚上7点，我回到协和广场。很明显正在酝酿着什么。骑马戴钢盔的机动保安队正在清理广场。广场中央方尖碑附近，一辆公共汽车正在燃烧。我设法穿过挥舞着马刀的机动保安队，来到杜伊勒里宫那一侧。大台阶上聚集着数千名群众，跟他们混在一起后，我才发现他们并非法西斯分子，而是共产党人。当警察试图驱赶时，他们便砸下雨点般的石块、砖头。在由广场通往议会的塞纳河桥上，我发现队形密集的机动保安队正紧张地摆弄着步枪，还有普通警察和一支消防队作为后援。几小群人试图由卢浮宫方向的码头向这座桥梁挺进，但被两只消防水龙驱散。晚8点左右，约两千名全国军人联合会
的老兵列队进入广场，他们是从圆形广场沿爱丽舍街走来的。在密林般的三色旗引导下，他们秩序良好地进入广场。他们在桥前停下，其领导开始与警官谈判。我走到克里龙宫，爬上可以俯瞰广场的三楼阳台。广场上挤满了人。第一声枪响我们并没有听见。只是当20英尺外站着的一名妇女突然瘫倒在地，前额赫然一个弹洞，才使我们意识到开枪了。她就站在美联社记者梅尔文·怀特莱特旁边。现在我们可以听见枪声，来自大桥方向及塞纳河对岸。他们似乎使用了自动步枪，暴民们则冲进广场。不久，广场上便到处是一堆堆熊熊烈火。在左边，浓烟开始由海军部大楼冒出。消防水龙此时派上了用场，但附近的暴民又切断了水龙带。我下楼到门厅，给《先驱报》分社打电话。几名伤员躺在那里，正在进行紧急救护。
1934年2月6日危机期间，骚乱者在协和广场外将投掷物扔向骑警。
射击一直持续到深夜，机动保安队逐渐占据上风。协和广场几度易手，但到子夜时分被警察控制。群众此时已被激怒，但显然缺乏领导。有一次，约晚10点左右，人们试图对桥梁发起冲击。有些人沿着码头冲，那里的树木提供了掩护，其他人则疯狂地越过广场发起冲锋。“如果他们过了桥，”我想，“将会杀死议会中的所有议员。”但是，一阵猛烈的火力挡住了他们，这次听上去像是机枪。几分钟后，人们便朝各个方向作鸟兽散。
不久，便只剩零星射击，12点10分左右，我沿着爱丽舍街，疯狂地跑回分社写报道。在爱丽舍宫总统府附近，我注意到有几个连的正规军警戒。这种现象我还是首次发现。沿着爱丽舍街，朝《先驱报》分社方向跑了几乎一英里，最后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但仍设法在截稿前写出两篇专栏。根据官方提供的数字，共有1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补记—喜欢摆出强人姿态的达拉第辞职。他发表讲话称：“政府负有保持秩序和安全的职责，但拒绝为完成这一任务而使用可能导致更多流血的特殊手段。它不希望用士兵对付示威者。为此我向共和国总统递交了内阁辞呈。”
在使用军队镇压企图推翻政权的暴民时，斯大林、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当然不会有丝毫犹豫！的确，斯塔维斯基丑闻可能确实是昨晚骚乱的直接原因。但是，这个诈骗案只是证明了法国民主的腐化和虚弱。达拉第和内政部长欧仁·弗罗批准了全国军人联合会的示威活动。他们其实应该拒绝。他们应在傍晚即部署大批机动保安队以驱散暴民，使其无法积聚足够的力量。但在镇压了法西斯政变之后—事件性质的确就是如此—现在又提出辞职，不是纯粹的懦弱，就是纯粹的愚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人昨晚在街垒上与法西斯分子一起作战。我不喜欢这样。
老“爸爸”杜梅格成立了全国联合政府。他们将杜梅格从村子里揪了出来，他带着妻子在那里隐居，是辞去总统后结的婚。杜梅格声称，将组成由前总理和各党派领袖组成的内阁。但那将是右翼和反动的内阁。仍旧是这样，温和左派如肖当、达拉第和赫里欧等人，表现出他们不能或不愿统治。
今天举行了总罢工，但不是很有效，也没有发生麻烦。
补记—奥地利的陶尔斐斯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打击，这是唯一可使他避免被纳粹势力吞没的组织，拥有40%的民众支持。与维也纳的联系被切断了大半天，但今晚消息开始传到分社办公室。这是场内战。社会党人占据了战后他们建造的宏伟的市政大楼—卡尔·马克思大楼和歌德大楼，这些建筑也是全世界的典范。但是，陶尔斐斯和施塔尔亨贝格亲王与法伊少校指挥的军队控制了城市其余部分。施塔尔亨贝格亲王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法伊少校则是个长着斧头脸的粗暴反动派。因为拥有坦克、大炮，他们将赢得胜利，除非社会党人能够从捷克边境的布拉迪斯拉发获得援助。
这些就是法伊昨天说的情况。昨晚，哈瓦斯通讯社关于法伊讲话的报道使我震惊：“近几天来，我能肯定陶尔斐斯总理是军队的一员。明天，我们将开始了结奥地利国内的事情。”但我对此不以为意，认为这不过是他喜欢说的大话而已。不过，小陶尔斐斯此次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仅仅一年多前，受英美新闻俱乐部邀请，他在午餐后同我、约翰·贡特尔和埃里克·盖德耶长谈过一次。我发现他是个拘谨的小个子，而且作为一个农民私生子，对能够爬得这么高还有些头晕目眩。但是赋予这位小个子巨大的权力，就可能使他变得十分危险。我为社会民主党的朋友们哭泣，他们是我在欧洲结识的最端庄大方的男子和妇女。我惴惴不安，今晚他们不知有多少人要被屠杀。而且奥地利也将失去民主，又一个失去民主的国家。在分社待到凌晨1点半，这个消息使我疲劳沮丧，以至无法入睡。
有电讯称，维也纳的战斗今天结束了。陶尔斐斯用大炮干掉了最后一批工人，然后便去教堂祈祷。无论如何，奥地利社民党人至少进行了战斗，比他们的德国同志强得多。很明显，奥托·鲍尔和尤利乌斯·多伊奇已安全逃到捷克。这是一件好事，否则陶尔斐斯会绞死他们。
1934年2月12日，奥地利警察部队在卡尔·马克思大楼前集结；这场“二月暴动”也被称为“奥地利内战”。
我的生日。三十岁了。从事着我干过的最糟糕的工作。苔斯准备了丰盛的生日晚餐，随后我们去听了音乐会。法国人实在是超越了贝多芬！埃略特·保罗常说，如果法国音乐家在表演中不再注意那些“非调和的”规定，他们的演奏会更好。必须去法兰西喜剧院观看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纳斯》，左派攻击它的台词有些反民主。今天，我听说陶尔斐斯绞死了布鲁克市的社民党市长克洛曼·瓦利什。克劳德·考克本可以做得更聪明些，但他却在《周报》上发表了关于2月6日骚乱的愚蠢报道，将其描写为“工人阶级的”抗议。令人惊讶的是，他对那晚的描述十分可疑地与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中对1917年彼得格勒首次起义的描述极为相似。实际上，2月6日事件是未遂的法西斯政变，共产党人有意无意中帮了忙。
今天，与柏林的联系中断了几个小时，直到午后电话联系才重新恢复。多么惊人的消息！希特勒和戈林对冲锋队进行了大清洗，枪毙了该组织许多领导人。据一家新闻社报道，罗姆被希特勒亲自逮捕，并获准在慕尼黑一所监狱中自杀。法国人很高兴。他们认为这将是纳粹党灭亡的开始。希望我能在柏林得到一席之地。我喜欢报道这种事儿。
我姐姐来了，今晚我们三人小小地庆祝了一下“巴士底日”。我们带她去咖啡馆，看人们跳舞。后来，我们在鲜花咖啡馆停了下来，我介绍她认识了一些拉丁四人舞演员。亚历克斯·斯莫情绪极佳。不过，当他又开讲凡尔登战役时，我便带着一家人悄然离开，因为已经听过无数遍。
现在传来的消息显示，希特勒的大清洗要比最初的报道更为戏剧性。罗姆并非自杀，而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被枪杀。其他死者还包括：海因斯，臭名昭著的西里西亚纳粹党头子；埃里希·克劳斯纳博士，德国天主教行动党领袖；弗里茨·冯·博斯和埃德加·容格，巴本的两位秘书，巴本侥幸逃过一劫；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曾是纳粹党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冯·施莱谢尔将军夫妇，两人都被冷酷地谋杀。我看到冯·卡尔也在死亡名单上，正是他在1923年粉碎了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希特勒借机报了一箭之仇。昨天，周五也就是13日，希特勒在国会做了解释并全身而退。他尖叫道：“在这二十四小时内，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庭由我一人承担！”议员们起立并欢呼。人们本来快要忘记德国人的虐待狂和受虐狂倾向有多么强烈了。
陶尔斐斯死了，被纳粹分子谋杀，他们今天占领了维也纳总理府和广播电台。但显然纳粹党政变最终失败，米克拉斯和许士尼格博士控制了局势。我讨厌谋杀，对纳粹的谋杀尤其反感。但上周五陶尔斐斯冷酷屠杀社民党人之后，我实在不能为他流泪。据报道，法伊似乎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他在总理府与陶尔斐斯待在一起，不断走到阳台上询问因特伦，后者是纳粹党提名的首位总理。显然，他认为纳粹党政变已经成功并准备参与。一个长着斧头脸的坏蛋，这个法伊。
兴登堡今早去世。现在谁当总统？希特勒怎么办？
希特勒的做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自己身兼总统、总理二职。在老元帅尸骨未寒之际，任何对军队忠诚的怀疑都毫无根据。希特勒让军队宣誓无条件效忠于他个人。此人真是诡计多端。
今天下午，道什—弗洛特从柏林打电话到分社找我，邀我到环球新闻服务社工作。我当即同意，并就工资问题达成协议。他说，向纽约汇报后再给我回信。
今晚，《先驱报》总编兼经理拉里·希尔斯对我的离职发了通牢骚。最后，他还是克制住了坏脾气，跟我去加利福尼亚旅馆酒吧喝了几杯。我必须复习德语了。
今晚，我们与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初次见面可以说颇具代表性。我们乘坐白天由巴黎开出的列车，以便看看沿途的风景，于当晚10点左右抵达腓特烈街车站。站台上迎接我们的人竟是两名秘密警察。我曾预料，迟早会遇到秘密警察，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在我走出车厢后，两名便衣便揪住我，拉到了一边，然后问我是不是“某某先生”。我这辈子都记不住那个名字。我说不是。其中一人不停地发问，后来我向他出示护照。他仔细看了几分钟，最后怀疑地看着我，说道：“是这样……那么，你不是‘某某先生’。你是夏伊勒先生。”“没错，”我答道，“你从护照上可以看出来。”他又怀疑地盯了我一眼，然后对同伴眨了眨眼，僵硬地敬了个礼，这才离开。苔斯和我走到大陆旅馆，订了一间宽敞的客房。明天，我的生活将揭开新篇章。我想起一句绝妙的双关语：“我从糟糕（worst）到了赫斯特（Hearst）。”
尼克博克告诉我，在我们昨天抵达前不久，多萝西·汤普森刚从腓特烈街车站登车离开。她必须在24小时内滚出德国，这显然是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杰作。他无法原谅她写的《我看希特勒》，该书严重低估了此人。由于过去和现在所写的一些文章，尼克本人在此的地位显然也不稳定。戈培尔过去曾喜欢过他，现在却发生了摩擦。他将在一两天内到诺海姆温泉去看赫斯特，以便谈谈这件事。
处于极度沮丧前的痛苦之中。我怀念共和国时期的老柏林，那种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文明开放的气氛，留短发的翘鼻子女孩和理平头或留长发的男孩，会整晚与你坐在一起，就所有问题进行充满智慧和热情的探讨。无休止的“希特勒万岁”、皮靴后跟的叮当声、褐衫冲锋队或黑衣党卫军在大街上正步行进，都令我感到烦闷，虽然老记者们说，清洗过后冲锋队再不像以前那样经常露面。吉里是前《晨邮报》驻柏林记者，现在已调往巴黎。他十分奇怪地要在此地度假。我们一起散过几回步，有两次不得不躲进商店，以免向路过的冲锋队或党卫军的军旗敬礼，否则可能会因大不敬而挨顿暴打。前天，吉里带我去腓特烈街一家小饭馆吃午饭。回来时他指着一所房子说，一年前经常可以听到里面遭折磨的犹太人的呻吟声。我注意到上面挂的牌子仍然是冲锋队某旗队指挥部。昨天，苔斯试图让我高兴一下，陪我去动物园玩。天气不错，但也很热。看完猴子、大象后，我们在附近饭馆露台吃午餐。拜访了美国大使威廉·多德教授。他直率、诚实而开明，同时也很正直，正是驻德大使所需的品质。他似乎不满我对陶尔斐斯之死的无动于衷，可能以为我喜欢纳粹，希望他不至于误会。另外，还拜访了使馆顾问怀特，他看上去更像正规的国务院职业外交官。他很快便给我所住的旅馆送来名片，很巧妙地折叠起来。可惜我对此类外交技巧完全无知，所以也就未做回应。后天，我将采访纽伦堡的纳粹党年会。这将使我能够更透彻地了解纳粹党。
黄昏时分，就像罗马皇帝一般，希特勒乘车驶进这个中世纪古城，沿途是疯狂欢呼的纳粹党人密集方阵，挤满了狭窄的街道。这里一度是汉斯·萨克斯和诗歌音乐协会活跃的地方。数以万计的纳粹党旗掩盖了哥特式建筑的美丽，在老房子正面和屋顶两侧山墙上迎风飘扬。大街并不比小巷宽多少，已成为褐色、黑色制服的海洋。当希特勒座车驶经我们住的伍登伯格旅馆时，我第一次看到他。希特勒正要沿大街前往德意志旅馆，这是他喜欢的老旅馆，并专门为此重新装修。他站在汽车上，右臂无力地行纳粹举手礼，回敬极度疯狂的欢迎人群。他穿着旧华达呢军用短上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我原来预料他会强悍得多。我一生始终无法完全理解，他究竟是打开了什么样的激情泉源，以至于歇斯底里的群众如此疯狂地欢迎他。他在人群前并不做出戏剧性的专横傲慢的样子，就像我曾经见过的墨索里尼的派头。我很高兴他不像“领袖”那样下巴突出、头部后仰，也不故意使自己的眼睛显得神采奕奕。然而他的眼睛里的确有些闪亮的东西，也是他脸上最为出众之处。他的举止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谦逊。但我对其真诚表示怀疑。
今晚，在漂亮的市议会大厅里，希特勒正式宣布纳粹党的第四次大会开幕。他只讲了三分钟，可能想保护嗓子，以便为今后五天的六次长篇演说做准备。普茨·汉夫施丹格尔身材高大，容易兴奋且语无伦次、动作滑稽。他时时不忘提醒人们，他是德裔美国人且毕业于哈佛大学。他作为纳粹党的外国新闻负责人，起草了今天的主要演说。显然是为了取悦希特勒，他厚着脸皮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报道德国的事件，不要试图解释它们。“只有历史，”普茨叫道，“可以评价希特勒统治下所发生的事情。”他的意思，同时也是戈培尔和罗森贝格的意思，就是我们都该跳上为纳粹党做宣传的乐队彩车。我估计，普茨的话对美英记者而言不过是耳旁风。尽管如此，他们仍很喜欢普茨，虽然他非常滑稽，还有点蠢。
今晚10点左右，我混进足有上万人的歇斯底里的人群，他们挤满了希特勒所住旅馆前的护壕，高喊：“我们要元首。”最终，希特勒走到阳台上站了一会儿，这些人的表情令我震惊，特别是那些妇女。人们脸上的痴狂表情，使我想起路易斯安那乡下满地打滚的宗教信徒入魔时的面容。妇女们盯着他，就像盯着救世主，面部表情几乎不似人类。如果希特勒在视野中再停留一会儿，我想许多妇女会兴奋得晕过去。
后来，我挤了出来，走进德意志旅馆门厅。我见到了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这里的人们称其为“弗兰肯的无冕沙皇”。在柏林，他以“犹太人的头号折磨者”和粗俗色情的《冲锋队员报》总编而著称。他剃了个光头，似乎进一步增强了神情中的虐待狂色彩。当他四处走动时，手里挥舞着短皮鞭。
尼克今天抵达。他将为国际新闻服务社做新闻报道，而我则为环球新闻服务社工作。
我开始理解希特勒取得惊人成功的一些原因了。他从罗马教会借鉴了一些经验，使20世纪德国人单调乏味的生活重新拥有了壮观的景象、绚丽的色彩和神秘的气息。今早，在纽伦堡市郊卢伊特波尔德大厅举行的首次大会不仅是华丽的表演，还拥有某些天主教大教堂举行复活节、圣诞节弥撒时所具有的神秘宗教色彩。整座大厅成了鲜艳旗帜的海洋。希特勒的出场颇富戏剧性。乐队停止演奏，聚集在大厅中的三万人鸦雀无声。随后，乐队奏起《巴登威勒进行曲》，这是支非常吸引人的曲子，有人告诉我它只在希特勒出席重大场合时演奏。希特勒出现在观众席后方，他的助手戈林、戈培尔、赫斯和希姆莱等人紧随其后。他沿着长长的中央过道缓步向前，三万只手臂向他行纳粹举手礼。一位老记者说，这是例行公事，总是这一套。然后，庞大的交响乐团奏起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巨大的弧光灯打在主席台上，希特勒居中落座，周围环绕着一百名纳粹党官员和陆海军军官。他们后面是所谓的血旗，即啤酒馆政变中希特勒等人在慕尼黑大街上前进时扛着的那面旗。再往后是几百面冲锋队旗。音乐结束后，希特勒最亲近的战友鲁道夫·赫斯站起来缓慢地宣读了纳粹党的“烈士”（即在夺权斗争中被杀的褐衫队员）名单。这是对死者的点名。三万名与会者似乎非常感动。
毫不奇怪，在这种氛围中，希特勒所说的每个字都会被当成上帝的意旨。人们的，至少是德国人的，批判能力此刻完全丧失，宣布的每个谎言都被当成最高真理来接受。正当由纳粹官员组成的人群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时，元首公告便对着他们“喷涌”而出。公告并非由他本人宣读，而是由巴伐利亚大区区长瓦格纳宣读。他的嗓音和语气与希特勒如此相像，以至于一些在旅馆听广播的记者还以为是希特勒本人在读。
1934年9月5日，纳粹党年会在纽伦堡卢伊特波尔德大厅召开。
这份公告的内容包括如下断言，观众们疯狂地鼓掌，似乎那都是崭新的真理：“今后一千年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确定下来。对我们而言，神经质的19世纪终于结束。在今后一千年，德国再不会有革命！”
或是：“德国已经做了所有可能做的，以确保世界和平。如果战争来到欧洲，那只能是因为共产党骚乱。”后来，在一次关于“文明”的会议前，希特勒又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只有没有脑子的侏儒，才无法理解德国已成为抵御共产主义洪水的防波堤，而这股洪水将淹没欧洲及其文明。”
希特勒还提及，有人反对他将新教教会纳粹化。“我将致力于联合他们。我相信路德将采取同样的行动，并会考虑首次也是最终地将德国统一起来。”
今天，希特勒首次将其劳工服务团公之于众，原来这是个经过高度训练的、半军事化的团体，由狂热的青年纳粹分子组成。五万名青年站在那里，排在前面的一千人赤裸上身，朝阳照耀在他们扛的雪亮铁锹上。没有任何征兆，他们突然开始正步行进，宏大的场面使德国观众惊喜欲狂。现在，在我看来，正步走似已成为人类在其最不体面和最愚蠢状态时的奇异展示。但是，今早我首次感到它是如何撩拨德国人民那奇特灵魂的心弦的。他们自动跳起来，疯狂地欢呼。甚至劳工服务团中的男孩们也发挥着宗教仪式的作用。他们组成了巨型合唱队，集体呼喊口号：“我们只要一个领袖！牺牲我们的一切！一切为了德国！希特勒万岁！”
奇怪的是，无论冲锋队领袖还是施莱谢尔将军的亲友，在这一周都没试图刺杀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等人。虽然希特勒受到党卫军的严密保护，但要说他不可能被刺则是无稽之谈。昨天，我们还讨论了此事，有《每日快报》的派特·默菲、路透社的克里斯托弗·福尔摩斯、尼克和我。默菲是身材魁梧、滑稽有趣的爱尔兰人，福尔摩斯看上去很像诗人，而且可能就是。我们待在派特的房间，可以俯瞰旅馆的护壕。希特勒出席集会后回来，驱车路过这里。我们都认为，如果有人藏在附近房间里，可以轻而易举地向希特勒座车扔炸弹，然后再跑到街上人群中逃掉。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人尝试这么做，虽然周日当希特勒检阅冲锋队时，有些纳粹党人曾经担心过。
今晚又举行了一次宏大盛典。二十万名纳粹党官员齐集在齐柏林体育场，两万一千面旗帜在探照灯照耀下，仿佛形态怪异的森林。“我们是强大的，未来将更强大。”希特勒通过麦克风向他们狂喊，他的话经喇叭放大后，回荡在肃静的广场上。德国的小人物们在那里，在被照得亮如白昼的夜晚，像沙丁鱼一样聚集在一起，组成巨大的方阵，正是他们才使纳粹主义得以实现。他们获得了日耳曼人所理解的最高层次的存在：摆脱了个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个人的责任、怀疑和问题，在神秘的灯光和那个奥地利人具有魔力的声音感召下，融合为一支日耳曼大军。随后，一万五千人在纽伦堡的古老街道上举行了火炬游行，希特勒站在我们旅馆对面的平台上接受人们的致敬。今晚，刚刚抵达的冯·巴本独自站在希特勒身后的汽车上。我估计，这是他6月30日侥幸逃过戈林策划的暗杀后首次露面。看上去他并不高兴。
自血腥清洗之后，希特勒今天首次与冲锋队员见面。在对五万名冲锋队员发表的长篇演说中，他“赦免”了他们因罗姆“叛乱”而承受的罪责。体育场内气氛相当紧张，我注意到希特勒的党卫军加强了戒备，将他与褐衫队员隔开。我们很好奇，不知褐衫队员中是否有人会掏出左轮枪。但没一个人这么干。维克多·吕茨也讲了话，他是冲锋队领袖罗姆的继任者。他的嗓音尖厉，令人很不愉快。我觉得，冲锋队的小伙子对他态度很冷淡。今天早餐时，希特勒邀请了几名外国记者，但我并未收到邀请。
今天，陆军大出风头，在齐柏林体育场举行了极具实战性的作战演习。当三十万德国观众看到士兵进入战斗、听到火炮轰鸣声、闻到火药气味时，很难准确描述他们的疯狂劲儿。我感到，所有认为德国军国主义只是霍亨索伦王室（从腓特烈大王到威廉二世）产物的美英记者，同其他人一样都犯了错误。军国主义似乎深深扎根于全体德国人灵魂之中。今天，他们的表现就像玩锡兵的孩子。今天，德军只是以《凡尔赛和约》准许其装备的防御性武器进行“战斗”。但人们都知道，他们已经拥有了坦克、重炮甚至飞机。
补记—今晚，经过七天几乎无休无止的正步走、演讲和庆典，纳粹党大会终于结束了。虽然极度疲劳，患了严重的人群恐惧症，我还是很高兴能来一趟。你必须经历过一次类似事情，才能理解希特勒如何把控人民，感受到他所发起运动的巨大能量，以及德国人民所拥有的有组织的强大实力。现在，正如希特勒昨天向记者解释时说的那样，上周来到这里的五十万人，将返回各自的城镇和农村，并以全新的狂热传播新福音。明天我得睡个懒觉，再乘晚班车返回柏林。
我们在陶恩沁街租了套舒适的公寓。房主是犹太雕塑家，说自己将去英国，趁着还有机会。他倒是个聪明人。房主留下一个极好的德文图书馆，我希望能够有空读些书。我们已经厌倦于住在别人装修的公寓或住宅，但四海为家的生活使我们不太可能拥有自己的房屋。能够住到这里还是幸运的，装修现代化且格调高雅。在柏林见到的多数中产阶级家庭，都布置得格调低下，到处摆放着便宜货色和零碎东西。
补记—晚8点我给巴黎分社打电话时，他们告诉我南斯拉夫国王今天下午在马赛遭暗杀，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都负重伤。柏林对此是不会失望的，因为亚历山大国王似乎有意与法国集团合作对付德国。巴都则做了许多工作，以加强法国与东欧国家的联盟，并试图将俄国也拉入“东方洛迦诺公约”。
这些天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了在新教教会内部的斗争。一部分新教徒在所谓“合作”面前，似乎要比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表现得更有勇气。但我估计，希特勒最终还是能使他们就范，并在国内逐渐推行古代日耳曼异端信仰，罗森贝格等“大学者”正在琢磨此事。今晚，参加了罗森贝格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的月度招待会。罗森贝格是希特勒的“精神”和“知识”导师，虽然像不少波罗的海地区人一样，他那极度的语无伦次令我震惊。他的著作《二十世纪的神话》的销售量在德国仅次于《我的奋斗》，但给我的印象只是一堆历史胡说大杂烩。罗森贝格的一些敌人，比如汉夫施丹格尔，说他差点成为一名优秀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因为在革命期间，罗森贝格正在莫斯科求学。但因布尔什维克不信任他，不愿让他担任重要职务，所以才跑了出来。罗森贝格说话带有浓重的波罗的海地区口音，使我很难听懂他讲的德语。今晚，罗森贝格让多德大使坐荣誉席，教授看上去很不高兴。纳粹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是发言人，但在他演讲期间我总走神。鲁斯特并非无能之辈，已将学校完全纳粹化，出版了篡改过的新历史教科书，有些内容非常滑稽可笑。
这里有许多关于德国正在秘密武装的议论，但是很难得到准确的内部消息。而如果你获得并发表了相关新闻，你就很可能被驱逐出境。我在维也纳时，偶尔可见到英国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当时他是英国驻奥地利大使，但此后我就再没见过他。菲普斯爵士看上去像个匈牙利花花公子，长了一副面无表情的扑克脸。昨天他从伦敦返回，据称已就德国秘密武装问题质询了威廉街。今天到陶恩沁街上的便宜铺子里买了一套滑稽的燕尾服，以便参加周六晚上的外国记者舞会。有人告诉我，一套无尾礼服是不够的。
舞会很不错。苔斯穿了新晚礼服，看上去很漂亮。出席舞会的名人，有戈培尔、埃里克·菲普斯爵士、弗朗索瓦·庞赛、多德和冯·赖歇瑙将军。赖歇瑙是帝国陆军刚刚任命的纳粹将军，与多数美国记者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冯·牛赖特本来也要出席，但据说他对座次安排不很满意，我整夜都未见到他。每当举行晚会时，德国人总会出现类似问题。我们跳舞、喝酒直到凌晨3点，最后在阿德隆饭店酒吧里吃了些咸肉、鸡蛋当作早点。
昨天，萨尔区的天主教徒和工人投票赞成回归帝国。约90%的人投票赞成统一，这超出了我们的预计。当然，无疑有许多人担心，如不投票支持希特勒，可能会被发现并受到惩罚。无论如何，至少导致欧洲紧张局势的又一个来源被消除了。希特勒已经说过，昨天又在广播中重复了一遍，萨尔区是德法领土争端的最后一根“骨头”。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外交界人士和大多数记者，对通过签署全面协议确保和平，都变得日益乐观。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将来柏林。几天前，赖伐尔和弗兰丁去伦敦会晤了英国人。他们提出使德国摆脱《凡尔赛和约》裁军条款的约束，德国则应承诺尊重奥地利及其他小国的独立。实际上，希特勒已秘密迅速地自我解除了限制。但是，在柏林的法国人指出，希特勒显然是在离间巴黎和伦敦，因为他邀请英国人谈判，却没邀请法国人。单纯的西蒙轻易地上了钩。
今天，德国正式占领萨尔。全天暴雨如注，也没浇灭当地人的热情。他们确实感染了纳粹病菌，而且还很严重。但是，我将在几年内重返此地，看看占该地区人口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和工人们是否仍然喜欢这一切。希特勒于下午到达，检阅了党卫军和正规军。阅兵式开始前，我在看台上站在维尔纳·冯·弗里奇身边。他是帝国陆军总司令，同时也是重建德军的灵魂人物，其谈吐却颇令我吃惊。他不停地发表异常尖刻的讥讽言辞，都是针对党卫军、纳粹党和不断露面的党魁们。弗里奇将军极其蔑视他们。当希特勒的座车抵达后，他嘴里嘟囔着走了过去，站在元首身后的位子上，陪同检阅部队。
1935年3月，德国军队开进萨尔区。
为达成全面协议的努力出了问题。西蒙本将于后天抵达柏林，但牛赖特今早告诉英国人，希特勒得了感冒，要求他推迟访问。下午，在威廉街调查后发现，这只是一次“感冒外交”。德国人对伦敦昨天公布议院白皮书十分不满。此事得到麦克唐纳首相批准，对德国大力重建空军做了评论。德国人说，他们对白皮书中的一段话感到特别愤怒：“德国空军的重新武装，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猛烈如初而且毫无控制，将刺激周边邻国已经存在的焦虑心情，可能使和平陷于危险境地。国王政府已经注意并欢迎德国领导人的和平声明。但是，国王政府不能不认识到，不仅军队的精神状态，而且组织起来的民众，尤其德国青年的精神状态，都加强并证实了已经产生的普遍不安全感。”
这些当然都是实话，但纳粹却愤怒了，希特勒则拒绝会见西蒙。
现在又宣布，西蒙将于3月24日访问柏林。但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戈林已告诉《每日邮报》，德国正在建立一支空军力量。他是向报社老板罗特米尔勋爵和记者瓦德·普莱斯透露的这一消息，这两人都是亲纳粹分子并已成为绝妙的传声筒和宣传员。这是戈林首次公开承认此事。今天，柏林又宣布，戈林被任命为航空部长。他受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节制，也就是说陆军赞同创建新式空军。今晚，威廉街又对法国延长陆军服役期限的做法提出抗议。
下午3点，宣传部兴奋地打来电话，邀请我参加5点钟的新闻发布会，届时戈培尔博士将发表“极端重要的讲话”。当我赶到时，约一百名外国记者挤进了新闻发布厅，都有一点兴奋过度，但都不知道为何开会。最后，戈培尔一瘸一拐地走进来，看上去非常庄重严肃。他立刻开始大声朗读一项新法令。
他念得太快以至无法记录，不过倒也没有必要。希特勒已主动废除《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恢复普遍兵役制，宣布征召由十二个军三十六个师组成的陆军。美联社的路易斯·洛克纳、合众通讯社的埃德·比蒂、国际新闻服务社的皮埃尔·哈斯和路透社的戈登·扬都蹦了起来，冲到大厅去打电话，不再听戈培尔其余的话。最后，这位小个子博士终于念完了稿子。有两三位官员留下回答提问，但显然不敢回答任何超出公报内容的问题。比如：新陆军将拥有多少人？—三十六个师。一个德国师拥有多少人？—这个不一定。如此等等。
我与伦敦《泰晤士报》的诺曼·埃伯特、《每日快报》的派特·默菲走在威廉街上。埃伯特是柏林消息最灵通的外国记者，这个消息似乎使他震惊。但他坚持认为这不是什么新闻，德国人重建军队的活动已持续一年多。我赶回位于多萝特街的办公室，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拼命写稿子。现在是周六，在美国国内，周日的晨报很早就得送到床头。
亨克尔He 42型水上飞机飞越德国上空。这是德国打破《凡尔赛和约》后扩充的新的空军的一部分。
补记—晚10点左右，我写完新闻稿，就在办公室等着，回答纽约方面的查问。我得知，希特勒采取了闪电行动，显然是基于一个灵感，即现在正是采取行动并取得成功的机会，而且看上去他的确将达到目的。巴黎分社今晚告诉我，法国人很激动，想劝英国人采取行动，但伦敦却退缩了。昨天傍晚，希特勒由贝希特斯加登返回柏林，立刻召集内阁和军方领导人开会。于是便做出决定，或不如说是希特勒通知了其他人。据我所知，似乎没有任何人犹豫不决，或者虽然有但不敢表现出来。法律专家立即开始起草法令，希特勒和戈培尔则着手草拟两篇公告，一篇是为纳粹党起草的，另一篇则由元首向德国人民宣读。
下午1点，元首再次召集内阁和军方领导人开会，向他们宣读了法令文本和两篇公告。据消息人士透露，当希特勒具有魔力的声音消失后，内阁成员相互拥抱起来。随后，头发灰白的勃洛姆堡将军率领所有在场者，高呼三声祝希特勒身体健康。这一定是德国历史上最丢脸的内阁会议。但这些纳粹分子并不在乎体面，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好。控制军队的容克地主将忘掉许多东西，也会忍受许多东西，反正希特勒已经给了他们渴望的东西。今晚，一大群人聚集在总理府前的威廉广场上向希特勒欢呼，直到他出现在窗口并向人群致意。今天，公开对抗《凡尔赛和约》与恢复义务兵役制，将大大增强他在国内的地位，因为绝大多数德国人都全力支持他这样做，不管他们多么仇恨纳粹党。绝大多数德国人喜欢他这种蔑视《凡尔赛和约》的做法，因为他们都反对这个和约，从骨子里来讲都是军国主义者，他们欢呼陆军的重生。
这对法英意等国而言，则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它们在世界大战中浴血奋战，最终签署了和约，以确保摧毁德国军事力量，并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伦敦、巴黎该怎么办？它们可以打一场预防性战争，那将是希特勒的末日。柏林的波兰人说，毕苏斯基元帅愿意协助英法作战。但是，今晚英法的第一反应都与此相反，至少我们的巴黎分社是这么说的。我们将拭目以待。
上床睡觉时很累，对纳粹获胜感到恶心。但是，手头有这么一条重要新闻，又感到职业性的兴奋。道什走了，留下我单独负责这项工作。
今晚我写的电讯稿第一段话，概括了这极为特殊的一天：“今天是英雄纪念日，以悼念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两百万死者，但由于德国军事力量重生而带来的和平表白和公然蔑视，这个日子是在1914年后从未有过的景象中庆祝的。”德国人将今天称为英雄纪念日，相当于美国的阵亡战士纪念日。主要仪式于中午在国家歌剧院举行，场面布置得非常壮观，纳粹在这方面堪称行家。歌剧院一楼已成军装的海洋，令人奇怪的是还包括相当多旧军官。显然，昨晚他们一定在拂去褪色灰军装上的灰尘，擦拭那精巧奇特的尖顶钢盔。强烈的舞台灯光打在一个排的德军士兵身上。他们手中的军旗招展，就像大理石像一般。在上方帷幕上，悬挂着巨大的银黑两色铁十字。当乐队奏起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时，立刻就营造出一种适宜的气氛。这是一支动人的乐曲，似乎唤醒了日耳曼人内心深处的灵魂。希特勒和副手们坐在皇家包厢，但他本人并未讲话。勃洛姆堡将军替他讲话，不过我觉得他肯定是在念希特勒写的稿子：“全世界已经明白，德国并未因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而死亡。德国将再次占据它在各国中应该占据的位置。我们发誓，德国将绝不再投降，绝不再在无法满足的协议上签字。我们并不需要复仇，因为我们的历史已经写满荣光。”希特勒对此表示赞许。将军接着说道：“我们不希望被拖入另一场世界大战。欧洲太小，已不能再成为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战场。所有国家都拥有同样的军事手段，未来战争将意味着所有人的自我毁灭。我们向往拥有平等权利、确保全体安全的和平。我们别无所求。”
聪明的辞令，而且不仅是为了安抚德国人民，他们当然不想要战争，同时也为了安抚英法。对法国人而言，讲话中提到了“安全”，这是时常萦绕于他们心头的关键词。希特勒让唯一还活着的旧军队陆军元帅冯·马肯森坐在身旁，老元帅穿上了骷髅轻骑兵制服。我注意到，皇太子威廉也在场，不过希特勒小心地没让他坐在 自己的 包厢。多德是唯一出席的外国大使，英法意苏等国大使的缺席十分引人注目，甚至日本大使也未露面。多德看上去很尴尬。
歌剧表演之后，希特勒检阅了仪仗队。参加检阅的部队包括一个营的空军，他们身穿天蓝色制服。毫无疑问这是老兵，正步走得非常漂亮，但却冒充是新手。
我觉得，昨天发布的两个公告值得注意。在周日的晨报上再次读公告时，使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显示了希特勒将其一手促成的“既成事实”以最有利的方式奉献给本国人民的技巧。同时，也在国际舆论中造成一种假象，即不仅他的行动是合理的，而且他还致力于维护和平。例如纳粹党发布的公告声称：“……今天德国人民的荣誉得到了恢复。我们作为自由的人民屹立于民族之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拥有谈判的自由，并且提议在维护和平方面进行合作。”
1935年3月17日，英雄纪念日的仪式开始之前，阿道夫·希特勒与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元帅握手。
希特勒本人对德国人民发布的公告也同样如此。开头是老生常谈：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不公正的和平条约，德国在一个其他国家都武装到牙齿的世界上却被彻底剥夺了武装，德国试图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的反复尝试，等等。然后又是：“这样做［即宣布恢复征兵制］的前提，与鲍德温先生在最近一次演说中真诚提出的前提完全相同：‘一个国家如果不愿为其安全采取必要预防措施的话，就将永远无法在这个世界上享受权利，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
然后，针对法国又说：“德国已最终向法国庄严承诺，在对萨尔问题进行调整之后，德国将不再向法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
最后，针对德国及全世界则说：“……在这个时刻，德国政府再次在德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重申，绝不追求比确保德国荣誉和帝国自由更多的东西，特别是绝对无意重新武装德国以便为发动军事进攻做准备。恰恰相反，德国的行动完全是出于防御及维护和平的目的。鉴此，帝国政府充满信心地希望，德国人民在恢复荣誉之后，可以有权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公开的合作，以便为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今天，与我交谈的所有德国人都赞成上述观点。一个并非纳粹分子的德国人在办公室对我说道：“世界难道还能期待比这更公平的和平提议吗？”我也承认，它 听起来 是不错。埃伯特不断警告我，别太玩世不恭了。我也希望如此。
今晚，通过电话与伦敦和巴黎分社进行了交谈。他们说，英法两国政府仍在考虑。伦敦分社说，加尔文在《观察家报》发表社论称，希特勒的行动合乎情理，呼吁西蒙坚持其柏林之行。比弗布鲁克的《周日快报》警告，不要以武力威胁德国。据伦敦分社的人说，明天《泰晤士报》将采取折中立场。我估计，希特勒此次算是得逞了。
戈林的一个轰炸机中队正好飞越我们的房顶。这是它们首次公开露面，轰炸机队形保持得极好。
西蒙和艾登近几天在这里同希特勒和牛赖特举行了会晤。今天下午，两位英国特使在破旧的英国使馆接待了我们，但什么也没说。西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自负。艾登的举止看上去像个学生，在舞台上不停地走来走去，我们当时是在使馆舞厅里开会。当我们提出令其尴尬的问题时，艾登总是提醒西蒙，两人还不时咬耳朵。西蒙说的唯一值得报道的内容是，他和希特勒发现两人“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不一致”。显然，至少是德国人表示，希特勒反对苏联和拟议中的“东方洛迦诺公约”。该公约将把苏联拉入德国东部边境的防御体系。威廉街也毫不掩饰，无论希特勒说什么，西蒙只是听听而已。随后，艾登前往华沙和莫斯科，西蒙则返回英国。
今晚，在歌剧院为戈林的婚礼举行了盛大招待会。他与外省女演员埃米·松内曼结婚。我也收到邀请但没去。纳粹官员告诉我，戈培尔对其死对头挥金如土的作风感到愤怒，今晚的活动只是其中一例而已。戈培尔已经通知报界，可以发表讽刺性评论。不过，我想没有几个编辑敢这样干。
1935年4月9日，赫尔曼·戈林与埃米·松内曼举行婚礼。
S博士，大战期间曾在前线为国家服役的一名犹太律师，在盖世太保监狱哥伦比亚大厦待了几个月后，今天突然来到我们的公寓。苔斯当时正在家里，告诉我他的情况很糟，有点精神失常，但显然很清楚自身处境，因为他害怕回家和面对家人。苔斯给他喝了点威士忌，让他精神振作了些，随后送他回家。他的妻子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他说自己并未受到任何指控，遭关押只因是犹太人或说有一半犹太血统。另外，他还是愿意为台尔曼辩护的少数律师之一。最近，许多犹太人跑到我这里，寻求建议和帮助，以便逃往英美。不幸的是，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在此度过复活节周末。旅馆里到处是犹太人，看到有这么多生活富裕、无忧无虑的犹太人，我们都有点惊异。我想，他们实在太乐观。
今天风雪大作，搅黄了在滕珀尔霍夫举行的盛大劳动节庆典。道什尽管身体不好，仍然坚持前往报道。希特勒没什么特别的话要说，而且似乎有些情绪低落。数千名列队前往滕珀尔霍夫参加集会的工人借暴风雪之机溜出来，到附近酒馆喝酒。今晚，柏林大街上的醉鬼出奇地多。城里传闻，英国将与希特勒就海军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帮他打破又一个《凡尔赛和约》的桎梏。
今晚，希特勒做了一次堂皇的“和平”演说，我估计这可能将给世界，尤其是英国舆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人的确是位超级演说家，在由六百名精心挑选的帝国议员组成的国会中，我估计他 能够 说服正在听广播的德国人民。这些议员都是些脖子粗壮、剃了光头、穿着褐衫、唯命是从的家伙，每当希特勒讲完一段喘口气时，都会蹦起来高呼万岁。无论如何，今晚他的状态极佳，而他的十三点计划也将说服相当多的人。这确实是个令人吃惊的计划，非常精明。
作为开场白，希特勒尖叫道：“德国需要和平……德国向往和平……我们不想威胁任何人。”对于奥地利：“德国不想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内政，不想兼并奥地利或是达成合并协议。”
然后，他开始阐述自己的计划。
1. 德国不能返回日内瓦裁军会议，除非《凡尔赛和约》与裁军协议能够分开。
2. 德国将尊重《凡尔赛和约》的所有其他条款，包括关于领土的部分。
3. 德国将一丝不苟地遵守所有自愿签署的协议。特别是它将支持和履行《洛迦诺公约》规定的所有义务……德国政府将尊重非军事区，并认为这是对欧洲缓和的一个贡献……
4. 德国准备为保证欧洲安全而在一个集体组织中合作……
5. 单方面强加的条件无益于合作。循序渐进的谈判必不可少。
6. 德国政府原则上准备与邻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为这些条约添加所有必要条款，以孤立战争制造者和隔离战争地区。
7. 德国政府准备为《洛迦诺公约》增补一项关于空军的条款。
8. 关于限制军备问题，德国准备在空军与西方各大国保持平等、海军相当于英国35%的基础上与英国谈判。
9. 德国希望将与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相抵触的武器和战争方式规定为非法。德国政府在这里所指的是，所有那些不仅会给战斗人员带来死亡和破坏，而且会给妇女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带来更严重伤亡和破坏的武器。德国政府相信，可以禁止使用与国际法相抵触的相关武器，并宣布仍然使用这些武器的国家为非法。例如，禁止在交战区域之外投掷毒气弹、燃烧弹和高爆弹。随后，这一限制还可扩大为在全世界彻底禁止轰炸行动。
10. 德国希望取缔所有重型武器，特别是重型火炮和重型坦克。
11. 如果达成协议，德国将接受对任何口径火炮、任何吨位战舰以及对潜艇总吨位的限制，甚至是完全禁止使用潜艇。
12. 为禁止不负责分子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毒化各个国家的公众舆论，应采取相应措施。
13. 德国随时准备签署一项国际协议，以有效防止对别国事务进行外部干预的企图。
还有什么更甜蜜和更合理的吗？如果他真是这样想的话！希特勒一直说到将近10点钟。他表现得轻松而自信。外交官席爆满，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波兰大使坐在头排。多德坐在第三排，在我看来这是纳粹在外交上轻视美国的典型表现。我写了几千字的稿件后才上床睡觉，疲惫不堪的同时还被希特勒的演说搞得有些困惑。今晚，“酒馆”里的一些英法记者可能会想，在经历所有波折之后，这是确保今后几年和平的一条道路。
我们再次搬家，这次是去滕珀尔霍夫。我们在陶恩沁街的公寓位于顶层，所以太热了。我们租住了克尔上尉的公寓，他是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还曾和两位朋友首次由东向西飞越大西洋。他的妻子很漂亮，皮肤黝黑，夫妻俩是尼克最好的朋友。他也是少数有勇气不屈服于戈林和纳粹党的德国人之一。结果他被排斥到圈子外，甚至失去了汉莎航空公司的工作。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意志坚强的男人，他宁愿到南德一座小庄园隐居，也不去讨好纳粹党。他是人中翘楚，我非常喜欢他。
自动收报机接到消息：鲍德温接替麦克唐纳担任英国首相。无人为麦克唐纳惋惜，他背叛了英国劳工运动，五年来已经变成一个自负愚蠢的家伙。里宾特洛甫正在伦敦谈判，以便就准许德国拥有相当于英国35%的舰队总吨位达成协议。这里的纳粹声称，此事已如探囊取物。
的确如同探囊取物，今天已经在伦敦签署协议。威廉街兴高采烈。德国拥有的潜艇吨位与英国相当。我想不通英国人为何会同意。在上次战争中德国潜艇几乎将他们打败，而在下次战争中很可能会彻底将他们打败。像许多个晚上一样，今晚又是在“酒馆”度过的。“酒馆”是一家意大利餐厅，由维利·莱曼经营。他是个身材魁梧、性格直率的德国人，身上毫无意大利味道，他妻子则是苗条拘谨的比利时人。“酒馆”已成为柏林英美记者的聚会场所，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神志，提供一个非正式聚会和聊天的机会。没有任何外国记者能够在脱离这些环境的情况下长期生存。我们有一个固定桌位—一张角落里的桌子，总是为我们预留着—从晚上10点到凌晨三四点总是坐满了人。一般总是由诺曼·埃伯特主持聚会，他整晚都叼着旧烟斗，谈话、辩论的嗓音虚弱而尖厉，但传播的却都是智慧。他在柏林待了很长时间，在政府、纳粹党、教会和军队中联系广泛，既聪明又敏锐。最近，他私下向我抱怨，《泰晤士报》不刊登他的全部稿件，不愿过多关注纳粹德国的阴暗面，显然已被伦敦亲纳粹分子控制。他有些沮丧，开始谈到放弃。与他相邻的是福尔摩斯夫人，鼻梁折断过，极为聪明。然而，她说话声音含糊，我很难理解其意思。其他常客还包括合众通讯社的埃德·比蒂，长着丘吉尔式满月般的脸庞，非常机敏，会讲无数有趣的故事，演唱无数美妙的歌曲；合众通讯社的弗雷德·奥克斯纳和妻子多萝西，弗雷德是个文静而能干的记者，多萝西则是个热情洋溢的金发美女，嗓音却粗而低沉；国际新闻服务社的皮埃尔·哈斯，灵活聪明，温文尔雅，野心勃勃，与纳粹官方的关系比任何人都好；《纽约时报》的戈多·安德雷斯已经六十多岁了，却总穿着华丽俗气的赛马服，系着大红领结，比任何人都更不在乎纳粹，因为在美国参战后仍在柏林工作而一举成名；艾尔·罗斯是他的助手，身材胖大，总是昏昏欲睡，动作缓慢，但十分可爱；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瓦利·杜尔，年轻、安静、好学且极端聪明，他的妻子玛丽·杜尔与他很像，长着大而美丽的眼睛，他们彼此非常相爱；《芝加哥论坛报》的西格里德·舒尔茨，我们中间唯一的女记者，活泼快乐且消息灵通；奥托·托利舒斯，虽然并非《纽约时报》驻柏林分社负责人，实际上却是其台柱，世事练达，城府很深，仔细认真，遇事好刨根究底。玛尔塔·多德也常常光临，她是美国大使的女儿，漂亮活泼，喜欢争论。其他美国记者偶尔也会在这儿露面，有美联社的路易斯·洛克纳、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约翰·艾略特。约翰是名非常能干、知识渊博的记者，主张禁酒，不抽香烟，沉溺于自己的图书之中。
回国度过短暂的假期，纽约看上去非常好。不过，我发现许多人对欧洲问题过于乐观。我发现，这里所有人知道的情况与持有的观点都是积极的。
周末与尼古拉斯·罗斯福一起在长岛度过。自从他担任驻布达佩斯公使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他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独裁”过于关心，以至于没时间谈论欧洲事务。他似乎对新政不允许他在花园种土豆极为不满，所以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不过我恐怕没认真听。我总想着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开战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个聪明人。回了一趟家，感觉非常好，只是太短暂了。妈妈尽管上了年纪而且最近得过病，但看上去似乎仍然充满活力。由于阿比西尼亚的形势，分社坚持让我立即返回柏林。道什要去罗马，我将负责柏林分社。
墨索里尼开始征服阿比西尼亚。根据一份意大利公报，领袖的军队昨天越过了边界，“以击退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威廉街很高兴。如果墨索里尼倒霉并深深卷入非洲，那他在欧洲的实力就会大大削弱，希特勒就可夺取奥地利，该国迄今处于领袖的庇护下；如果墨索里尼获胜，则是对英法的挑战，就会促使他与希特勒联合对抗西方民主国家。无论哪种结果都对希特勒有利。国联前景暗淡，继“满洲事件”遭受挫败后，此次失败必将使它完蛋。在日内瓦，人们谈论着制裁。这是最后的希望。
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爆发。图为意大利士兵被征召奔赴前线。
今天，多德打来电话，邀请我们与来访的副国务卿威廉·菲利普斯谈一谈。我们问他，如果纳粹驱逐美国记者，华盛顿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对此诚实地做了回答。他说，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们的观点是，如果威廉街知道每驱逐一名美国记者，就会有一名德国记者被踢出美国，那他们在采取敌对行动前可能就会掂量一番。但副国务卿说，国务院在此问题上无法律可循。这真是我们民主弱点的一个可爱典范。
一些晚报，特别是《证券报》和《攻击报》，对罗斯福谴责独裁和侵略非常愤怒。显然，罗斯福主要是针对墨索里尼，但同时捎带着敲打了一下柏林。顺便提一下，有件事我差点忘了做记录：《证券报》的X先生并未被处决。他的死刑被减为无期徒刑。他的罪名是：偶尔会给外国记者一些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密令副本。它们的内容很有趣，每天指示用谎言代替某条真实消息。我听说，他是被一名波兰外交官出卖的，我从来不信任那个家伙。除了能够阅读外国报纸的人以外（《泰晤士报》在这里发行量极大），德国人民与外部世界动态完全隔绝，当然也不会知道本国幕后内情。有一段时间，他们疯狂抢购报摊上的《巴塞尔新闻》，这是瑞士出的德文报纸，在德国销量已经超过国内。但是，这份报纸现在已被禁。
不愉快的一天。今早，电话铃声把我吵醒。我一般工作到很晚，睡觉也很晚。打电话的是威尔弗雷德·巴德，一个狂热的纳粹野心家，现在负责宣传部外国新闻司。他劈头便问：“最近你去过加米施吗？”我说：“没有。”然后他就开始叫喊：“我知道你没去过那儿，但你却不诚实地写了一篇关于那里犹太人的假话……”“等一等，”我说，“你不能说我不诚实……”但他挂断了电话。
中午，苔斯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我们恰好听到正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广播中暗示我是个肮脏的犹太人，正试图用关于加米施的犹太人和纳粹官员的虚假故事破坏近期将在那里举行的冬奥会。午饭后，当我到分社时，各报头版充斥着纳粹党对我歇斯底里般的攻击。分社里的德国人估计，盖世太保随时都会来逮捕我。实际情况是，不久前我曾为连载栏目写过一篇文章，说加米施的纳粹分子将所有“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都摘了。这种牌子在德国到处都是。因此，奥运游客就不会受到德国犹太人所受到的款待了。我还捎带提到，纳粹官员将所有好旅馆都留给自己，却让记者们去住不太好的膳宿公寓。这也是实情。
整个下午，每当听差拿来新报纸，我就会更加愤怒。不少朋友打电话给我，建议我不要计较，因为如果我反抗，就可能被驱逐。但是，那些文章是如此夸大其词和恶意诽谤，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打电话给巴德的办公室并要求见他。他出去了。我便不停地打电话。最后，一个秘书说他出去了而且不会回来。晚9点左右，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直接来到宣传部，推开一名卫兵，闯进巴德的办公室。正如我预料到的，他就在那里，坐在办公桌后面。未经他允许，我便坐在桌子对面，没等他从惊讶中清醒过来，便要求道歉并在报纸、电台公开更正。他开始冲我咆哮。我也冲他咆哮。不过在激动中，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说的德语，因此很可能有些语无伦次。喊叫声显然惊动了门外的服务员，他们推开门不停地向里窥视。巴德命令他们关上门，然后我们两人继续争吵。他捶了桌子。我也做了回敬。门突然被打开了，一名服务员走了进来，表面上是为上司拿些香烟。我点燃了一根自己的香烟。我们捶桌子的声音又两次招来服务员，一次是拿来更多香烟，一次是端进一壶水。但是，我开始明白，实际上我早就应该知道，这样做不会有任何结果。没有一个人（不要说巴德这个小人物）有权力或羞耻心，去更正已经发表的纳粹宣传文章，无论它包含多大的谎言。最后，他变得安静了些，甚至还有些谄媚。他说，他们已经决定不像最初计划的那样驱逐我。我再次大怒并说道，你驱逐我试试看。这次他并未反击，最后我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我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些过于急躁。
这段时间比我预料的要愉快得多。苔斯和我为报道冬奥会，从拂晓到午夜要做大量艰苦工作，周围有太多党卫军和正规军。（不过，他们的主要监视目标不是我，而是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的景色真是太美了，特别是日出日落时分。山区空气清爽宜人，穿着滑雪服、脸庞通红的姑娘们都很漂亮。比赛令人激动，特别是可能摔断骨头的跳高滑雪、雪橇比赛（同样容易摔断骨头，有时确实是向死亡挑战）、曲棍球比赛和索尼娅·赫妮
。总体而言，纳粹宣传工作确实搞得不错。他们将比赛组织得奢华流畅，德国人的态度也和蔼可亲，给大多数外国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在我们这些来自柏林的人看来，这只是演戏而已。我对此十分警觉，邀请了一些美国商人吃午餐，还请道格拉斯·米勒参加。他是美国驻柏林商务参赞，也是使馆对德国消息最灵通的人士，希望能够借此提醒一下美国商人。但是，他们却告诉
他
情况如何如何，道格几乎插不上话。跟佩格勒在一起很有趣，他尖刻辛辣的言辞真是派上了用场。佩格勒、格里科和我不断与党卫军警卫发生冲突，因为希特勒只要一到体育场，党卫军便会将那里包围，并禁止我们入场。大多数记者都对《人民观察家报》摘引《纽约时报》记者伯奇豪的一篇文章有些生气，引文给人的感觉是比赛中完全没有武力的影子，而这种报道是不准确的。佩格勒对此特别不满。今晚，他似乎担心盖世太保可能会为那些稿子而逮捕他，但我并不这样想。“奥林匹克精神”还将持续两周左右，那时他已经到了意大利。苔斯和我常见到保罗·格里科。他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主动放弃了纽约报酬最优厚的体育记者职位，挥手告别了体育，并将定居英国乡下，看看自己能否做自由撰稿人来维持生活。没有多少人有勇气做出这个决定。明天将返回柏林，再去干报道纳粹政治生活的苦差事。苔斯将去蒂罗尔滑雪，以便从纳粹的折磨中恢复过来。
1936年2月6日至16日，第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加米施—帕滕基兴举行。图为希特勒参加开幕式。
得知伦敦德里勋爵在本月1号来过这里，会见了希特勒、戈林等许多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亲纳粹分子。我担心他干不了什么好事。
法国议会以多数票批准了与苏联的条约。威廉街非常不满。弗雷德·奥克斯纳说，当他和罗伊·霍华德前天看到希特勒时，希特勒似乎想着心事，有些心不在焉。
纳粹党圈内人士说，希特勒将于3月13日召集国会开会，他们预计那天法国议会将批准与苏联的条约。今天，威廉街的气氛非常紧张，但很难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谣言满天飞。然而，可以确定希特勒已决定明天中午召集国会议员开会，明天早晨召见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大使。由于这四个都是《洛迦诺公约》成员国，根据这一情况以及我从纳粹党圈子内部得到的一点消息判断，希特勒想要废除《洛迦诺公约》。而整整一年前，他还说德国将“一丝不苟地遵守”。也是根据今天听到的消息，我猜希特勒还将废除莱茵兰非军事区，虽然威廉街拼命否认这一点。他是否将派德军进驻则无法确定。这样做似乎过于冒险，因为法军可以轻易地将其赶走。据说，今天内阁发生了激烈冲突，牛赖特、沙赫特和将军们建议希特勒谨慎从事。今晚，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我，希特勒不会派遣军队，而只是宣布现在已经驻扎莱茵兰的大批警察隶属军队，因此也就在实际上结束了该地区的非军事化。据威廉街某人的说法，希特勒采取闪电行动，是由于他收到驻巴黎使馆的报告，称法国议会将在一两天内就与苏联的条约投票。今晚，柏林到处都是匆匆赶来参加国会会议的纳粹党领导人。在恺撒霍夫旅馆看到了其中许多人，他们看上去趾高气扬。给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阿施曼博士打了几个电话，他断然否定德军明天将开进莱茵兰。他说，那将意味着战争。出于保险起见，写了一篇稿子。不过，明天一切都将见分晓。
保险的做法看来是对的！希特勒今天撕毁了《洛迦诺公约》，并派遣德军占领了莱茵兰非军事区！少数几名悲观派外交官认为这意味着战争。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希特勒将安然脱身。最重要的是，法军没有行动。今晚是1870年以来灰衣德军与蓝衣法军首次在上莱茵地区隔河对峙。不过，我在一小时前与卡尔斯鲁厄通了电话，那里并无枪声。我整晚都在与巴黎分社通电话，同时修改稿子。他们说，法国没有发布动员令，至少现在如此；不过内阁正在与总参谋部开会。正如一年前一样，伦敦似乎正在退缩。德国的将军们仍然十分紧张，但不像今天早晨那样紧张。
1936年3月7日，德军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
还是让我尽我所能地描述一下今天的情况吧：
今早10点，牛赖特交给法国、英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大使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这次我们得到了一些新闻，因为外交部国务秘书迪克霍夫博士召见了美国使馆公使弗雷迪·迈耶，交给他一份备忘录的副本，可能还建议将该副本向美国记者公布，因为美国使馆很少主动将类似材料给我们。哈斯需要早点向国际新闻服务社报告情况，便迅速赶往美国使馆。而我则前往帝国国会，他们将于中午在克罗尔歌剧院开会。然而，备忘录及牛赖特对大使们的口头训词，即德军于今日拂晓开进莱茵兰，已经说明全部事实。
德国人声称，由于法苏条约，《洛迦诺公约》已经“名存实亡”，德国认为自己无须再受其约束。“因此德国政府自今天起，恢复了帝国在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全面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随后，希特勒又做出了一个漂亮姿态，企图迷惑西方的“和平爱好者”，包括伦敦德里勋爵、阿斯特家族、洛西恩勋爵和罗瑟米尔勋爵等。在去年5月21日的演说之后，谁敢说他不会成功呢？他提出了一项七点“和平”计划，按照备忘录的说法，是为了“防止对帝国政府的意图有任何怀疑，表明这一措施的纯粹防御性质，同时也表明对欧洲实现真正和平的持久愿望……”。该提议纯粹是个骗局，如果有足够勇气的话，我在今晚的新闻稿里就会这么说。但我不愿被认为是在写“社论”。
在这一最新“和平倡议”中，希特勒提出与法国和比利时签署有效期为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由英国和意大利作担保；向比利时和法国提出，它们与德国的边界 两侧 都实现非军事化；签署一项空军条约；与德国的东部邻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最后，德国将重返国联。希特勒的真诚性可能从其提议在边界 两侧 实现非军事化就可看出。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剥夺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后者现已成为抵御德国进攻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感觉帝国国会的气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张，虽然主会场中的“钦定”议员们还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显然他们明白正在酝酿着什么。会议在中午召开。法国、英国、比利时和波兰大使缺席，但意大利大使和美国大使多德出席了会议。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与内阁成员们一起坐在主席台左侧，脸色白得像纸，手指在长桌上神经质地摸索着。我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希特勒像从前一样，以长篇大套的谩骂指责作为开场白，指责《凡尔赛和约》的不公正，表白德国人的和平精神，对此他向来乐此不疲。随后，他开始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声音也由低沉沙哑突然变为高亢、歇斯底里般的尖叫。
“我不会让令人恶心的、充满仇恨的共产主义国际独裁降临到德国人民身上！这一破坏性的亚细亚世界观是对所有价值观的打击！一想到这一破坏性的亚细亚生活方式、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混乱取得成功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就为欧洲而颤抖！”（疯狂的掌声）
然后，以一种更为通情达理的声调，他解释了为何法国与苏联的条约使《洛迦诺公约》失效。短暂的停顿后，他又接着说道：
“德国不认为还需要遵守《洛迦诺公约》。为维护本国人民在边界安全和确保国防方面的基本权利，德国政府自今日起已经重新恢复了帝国在非军事区的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主权！”
这六百名议员都是由希特勒亲自任命的，是一群身材魁梧、脖子粗壮、留着平头、长着啤酒肚、穿着褐色制服、蹬着大皮靴的小人物。现在，他们就像机器人一样蹦起来，高举右臂行纳粹举手礼，尖叫着“万岁”。头两三次还是疯狂而杂乱的，随后就像大学生喊口号一样，齐声高喊二十五次。希特勒举手示意安静。场面一下子很难平静下来。渐渐地，“机器人们”坐了下来。希特勒似乎感到了这一点。他以深沉洪亮的嗓音说道：“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们！”随后全场一片肃静。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当德军正在帝国西部省份开进他们未来和平时期的军营时，让我们全体用两个神圣的誓言团结起来吧。”
他无法再说下去了。对这群歇斯底里的“国会”暴徒而言，德国士兵已经开进莱茵兰还是个新闻。他们的日耳曼血液中所有的军国主义毒素都涌进了大脑。他们像弹簧一样蹦起来，大喊大叫。旁听席上的观众也是如此，只有少数几名外交官和大约五十名记者除外。他们的手臂奴性地行着举手礼，他们的脸庞因歇斯底里而扭曲，他们咧着嘴巴不停地喊叫，眼睛里燃烧着疯狂，紧紧地盯着这位新的上帝，救世主。这位救世主出色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头颅低垂，似乎很谦卑，耐心地等待安静下来。然后，声音依然低沉，只是因感动而哽咽，他发出了两个誓言：
“第一，我们发誓在恢复我们人民的荣誉时不向任何力量低头，宁愿拼死奋斗光荣死去，也不愿屈服。第二，我们现在承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致力于欧洲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特别是与我们的西方邻国之间……我们在欧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德国永远不会破坏和平。”
欢呼声久久不能平静。议员们在走出会场后，仍然没能摆脱那种魔力，相互间说个不停。几位将军走了出来，但在他们的微笑后面，你可以觉察到一丝紧张情绪。我们在歌剧院前等候希特勒等要人离开，随后党卫军警卫才允许通行。我和约翰·艾略特走过蒂尔加滕公园，来到阿德隆饭店吃了午饭。我们都十分震惊，以至于没说什么话。
5月29日将举行一次选举，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德国人民可以对我的领导做出判断”。当然，结果是早就确定的。不过今晚又宣布，希特勒将于明天开始进行一系列“竞选”演说。
今天，他很聪明地在演说中安抚波兰。他说：“我希望德国人民即使感到痛苦也能够理解，虽然一个拥有三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的出海口横穿德国领土，但不让这么大一个国家拥有出海口也不合情理。”
午饭后，我独自在蒂尔加滕公园散步，以厘清自己的思路。在斯卡格拉克广场附近，我遇见了牵着两条狗散步的勃洛姆堡将军。他的脸色仍然刷白，腮部还不停地抽搐。“有什么不对头吗？”我不禁有些纳闷。回到分社，整个下午我都在绞尽脑汁地写稿，每写三四百字就用电话通知巴黎分社。当纽约发电报催促周日晨报的稿子时，我才想起今天是周六。周六是希特勒的好日子：血腥大清洗，恢复义务兵役制，还有今天的事件，都发生在周六。
今晚，我写完稿子后，从分社窗口看到威廉街上无穷无尽的冲锋队游行队伍，举着火炬的人群沿着大街走过总理府。派赫尔曼下去看一看。他打电话说，希特勒正在阳台上接受敬礼，施特莱彻站在他身边。德意志通讯社声称，当晚在帝国全境都举行了火炬游行。
我们驻科隆的记者打了几次电话，描述德军占领情况。根据他的说法，德军在所有地方都受到了疯狂的欢迎，妇女们在行军路上撒满鲜花。他说，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在杜塞尔多夫等几个机场降落。德国今天向莱茵兰派遣了多少部队无人知晓。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今天告诉我的一个朋友，德国外交部在这个问题上一天内向他撒了三次谎。德国人开始宣布是两千人，随后又改为九千五百人外带“十三支炮兵分遣队”。我的消息是他们派了四个师约五万人。
就这样，欧洲和平体系的主要支柱《洛迦诺公约》消失了。德国是在自愿基础上签署这一公约的，并非 受到强迫 ，而且希特勒不止一次发誓将予以遵守。今晚在“酒馆”，一名法国记者向我们祝酒，并十分肯定地说法军明天就将行动。考虑到巴黎分社今晚所说的情况，我对此表示怀疑。法军为何不行动，我并不理解。德军面临的当然不仅是一次行军任务。而且如果法军采取行动，那将是希特勒的末日。为赢得此次行动的胜利，他押上了全部赌注。如果法军占领莱茵河西岸，将是对他的羞辱。他无法幸存。在“酒馆”里，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点。又喝了更多啤酒，吃了两盘意面，凌晨3点才回家。明天必须及时起床，以便到歌剧院参加另一场英雄纪念日仪式。它将比去年那场还宏大，除非法国采取行动。
希特勒安然脱身！法国不会进军。取而代之的是，它向国联提出了申诉！毫无疑问，今天中午希特勒、戈林、勃洛姆堡和弗里奇的脸上将挂满笑容。届时他们将坐在国家歌剧院的皇家包厢中，在两年内以最具军人味的方式第二次庆祝英雄纪念日，以纪念在上次战争中战死的两百万德国人。
噢，法国竟如此愚蠢！它难道瘫痪了？今天我得到绝对权威的消息，昨天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德军接到严格命令，无论法军以任何方式阻挡都应迅速撤退。他们并不准备与正规军作战，也根本没有充足的装备。这解释了勃洛姆堡昨天为何脸色苍白。显然，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和大多数将军反对此次行动，但是勃洛姆堡盲目信任元首及其判断，说服他们执行命令。弗里奇既不喜欢希特勒也不喜欢纳粹政权。他之所以同意行动，可能是因为如果失败的话，那将是希特勒的末日；而如果成功的话，也解决了他的军事难题。
今天还有个不可思议的消息，我认为是真实的。法国使馆说，几天前庞赛会见了希特勒，要他提出法德实现和解的条件。元首声称，他要花几天时间思考。对大使而言，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他也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希特勒坚持不向公众泄露会面消息。现在他不再困惑了。如果世人知道法国愿意谈判，实际上也已要求谈判，那么希特勒就将失去借口，无法将撕毁公约一事归咎于法国，因为不管怎样法苏条约还未得到批准。
今天中午，歌剧院举行的纪念仪式在瓦格纳风格的背景中进行（瓦格纳对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影响，至今还未被国外理解）。灯光打得雪亮的舞台上，站满了戴着钢盔、扛着战旗的士兵，背景是松柏等常青树和巨大的银黑两色铁十字。在楼下和楼厅中，到处点缀着老式帝国陆军军装和尖顶钢盔。希特勒骄傲地坐在皇家包厢里，周围是德国新旧两代军事领导人：穿骷髅轻骑兵制服的陆军元帅冯·马肯森，穿着华丽的猩红、天蓝两色空军将军服的戈林，新式德军创始人冯·西克特将军，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飞速发展的德国海军的司令官冯·雷德尔海军上将，穿着老式奥匈帝国陆军军装的冯·克劳茨将军，他脸上留着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式络腮胡。但鲁登道夫将军缺席，他因为不愿同自己以前的下士和解，拒绝接受陆军元帅头衔。另外，皇太子也没来。
勃洛姆堡将军发表了讲话，这是一篇直率的挑衅性发言，同时还混杂着对军国主义的赞颂。“我们不想要一场进攻战，”他说，“但我们不怕一场防御战。”不过，虽然巴黎或伦敦方面可能不知道，但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他害怕，昨天还为这场可能爆发的防御战而恐惧。勃洛姆堡显然是按照希特勒的命令，以非常不合乎军人身份的方式，试图平息关于德军将领反对占领莱茵兰且不支持纳粹党的谣言。当勃洛姆堡否认“外界关于纳粹党和军队关系的谣言”时，我几乎可以看出弗里奇有些畏缩。勃洛姆堡以强调的口气说道：“我们军人也是民族社会主义者。党和军队现在团结得更加紧密。”他继续解释道，“民族社会主义革命，不但不像其他革命那样摧毁旧军队，而且还使其获得了新生。民族社会主义将德国全部经济实力、它的人民和青壮年都交给我们支配。”随后又对未来做了些暗示：“一个巨大的责任落到我们肩上。它可能会变得更沉重， 我们可能面临新的任务 。”
勃洛姆堡讲话时，戈培尔命令将聚光灯和摄影机镜头缓缓移开，先对着舞台，然后对准元首包厢。仪式过后，就是按惯例举行阅兵式，但我已经受够了而且很饿。于是沿着菩提树下大街，走到哈贝尔餐馆吃午饭，顺便喝了些白葡萄酒。
补记—今晚，道什—弗洛特从莱茵兰发回一个有趣的故事，他正在那里观察德军占领行动。他报道说，天主教神父在莱茵河桥迎接德军并为他们祝福。在科隆，红衣大主教舒尔特赞扬了希特勒，因为他将“我们的军队派了回来”。纳粹党对教会的迫害迅速被淡忘。道什说，今晚那里的莱茵葡萄酒在自由地流淌。
而法国却在向日内瓦申诉！我打电话问伦敦分社，英国人将如何行动。他们笑了，为我念了几段周日报纸的摘要。加尔文的周日报刊《观察家报》和罗瑟米尔的《周日电讯》为希特勒的行动感到 高兴 。英国现在忙于约束法国人！这里的外交部今晚彻夜监视巴黎和伦敦的反应，情绪十分紧张。这当然不足为奇！
今晚，就在马其诺防线火炮射程内，希特勒做了他的首次“竞选”演说。整整一天，不断有来自周围城镇的特别列车，将那些忠实的支持者和被迫听讲的人带到这里。集会在一座巨大的帐篷中举行，空气是如此令人窒息，在希特勒抵达前我便离场。回到旅馆后，面对着丰盛的晚餐和一瓶葡萄酒，我和大多数记者一起收听了演讲。没什么新鲜货色，虽然他很巧妙地表达了与法国保持友谊的希望。这些莱茵兰人当然不希望与法国再次交战，但是德军占领行动也使他们沾染了纳粹病菌。他们就像其他德国人一样歇斯底里。后来和一名出租车司机去小酒馆喝了几杯烧酒，他白天开车带着我四处转悠。他原是共产党员，对纳粹很仇恨，预言其很快就会垮台。在这里发现一名反纳粹的德国人真是件开心事。他说，还有许多人也反对纳粹，但我对此有些怀疑。
早春美好的一天，很适合“竞选”。根据戈培尔的数字，95%的德国人都支持重新占领莱茵兰。今天，采访投票站的记者说，投票程序不太正规。不过，我想绝大多数民众毫无疑问都支持重占莱茵兰，不管是纳粹还是其他什么人策划的。当然，由于害怕被发现，很少有人敢投票反对希特勒。今晚得知，在新克尔恩和韦丁区，共产党以前在柏林的主要据点，反对票比例高达20%。今后几天，那里的人要倒霉了。
昨天，新齐柏林飞艇“兴登堡号”优雅地飞越我们分社楼顶。前些天，我去腓特烈机场参观过，它的确是德国机械天才们创造的奇迹。昨天它是在做“竞选”宣传，散发传单鼓励人们投赞成票。胡戈·埃克纳博士已准备好去巴西的处女航，固执地反对在周末让飞艇升空，理由是还未进行充分测试，但戈培尔博士坚持要飞。埃克纳对纳粹政权并不友好，拒绝亲自驾驶飞艇升空，不过他允许莱曼艇长驾驶。据说“博士”因此而疯狂地号叫，声称要收拾埃克纳。
1936年3月28日，“兴登堡号”与“齐柏林伯爵号”飞艇飞跃国会大厦。
今天，在多德家吃了一顿有趣的午餐。埃克纳是荣誉嘉宾，他不久将赴美亲自请求罗斯福总统，以便获得足够的氦气灌满新飞艇。似乎在美国国内存在一些阻力。他不停地讲戈培尔的笑话，对此人他只有轻蔑。有人问他“兴登堡号”上的投票情况，因为当时它还未降落。“戈培尔创造了新纪录，”他答道，“在‘兴登堡号’上有40人，却数出了42张票。”戈培尔严禁新闻界提及埃克纳。
今天，意大利人进入亚的斯亚贝巴。尼格斯即埃塞俄比亚皇帝逃跑了。墨索里尼胜利了。主要依靠芥子气。那是他赖以击败埃塞俄比亚人的利器。他还对国联取得了胜利，主要是依靠虚张声势。这使他避免了石油禁运，而禁运本来可以阻止其行动。我们看到了他在罗马威尼斯宫阳台上发表的广播稿。内容大多是关于三千年的历史、罗马文明和对野蛮人胜利的胡言乱语。到底谁是野蛮人？
在达尔马提亚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此地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大海、阳光、群山、鲜花、美酒、佳肴和妙人。尼克博克一家从亚的斯亚贝巴返回，和我们一起度假。阿格妮斯快要生孩子了。尼克一肚子奇闻逸事，比如在亚的斯亚贝巴记者们如何打架、《芝加哥论坛报》可怜的比尔·巴伯如何死去并葬在那里、对德塞的轰炸、吉布提一所充满麻风病人的房子等。我们整天闲逛、游泳、聊天、读书，晚上就去旧港的咖啡馆喝酒、吃饭、跳舞。读完托马斯·曼的巨著《魔山》，还看完了契诃夫的戏剧集。我非常喜欢契诃夫的剧本和短篇小说。
今天大受惊吓。当时，尼克、阿格妮斯和我正在旅馆露台上吃早饭。旅馆位于距城约半英里的海边，苔斯要去城里拍几张照片。两架轰炸机突然出现，在拉古萨上空做特技动作，这实在有些奇怪，因为它们过于笨重，并不适合特技表演。然后，其中一架就在城镇中心上空开始俯冲。阿格妮斯吓得扭头不看。这架轰炸机未能及时拉起，也可能在空中就解体了，就在一片房屋的上方。随后就是爆炸声和火焰。我想到了苔斯。火焰腾起的地方就在教堂附近。那正是她说想要拍照的地方。当时我只穿着短裤、衬衫和沙滩鞋。我一定是下意识地跳了起来。我沿着公路向城里跑去。冥冥中似乎有人告诉我，她就在那里。当我跑到教堂前的小广场时，发现几幢房子着了火。警察将死伤者用担架抬走，上面蒙着布单。我挨个揭开布单看下面的人，然后才控制住了情绪。我在街道上的人群中冲进冲出，转来转去。没有发现苔斯。我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我开始询问市长、官员和任何可以告诉我的人。最后，有人轻轻推了我一下。“让开，我想照那个。”苔斯端着徕卡相机正眯着眼看我。她照完相后告诉我，当飞机坠毁时，她就站在一百码开外。
补记—事情似乎是这样的，那两位飞行员昨晚在城里遇到了两位美女。为继续发展这段罗曼史，就让她们早8点在阳台上等着，保证让她们“兴奋一把”。死亡人数达到十人，包括飞行员和美女。
今天，乘汽船沿着海岸上溯十五英里来到一个小镇，参观梅斯特洛维奇设计的小教堂，他还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最激动人心的雕塑安放在那里。这真是宏伟壮观的作品，建筑、浮雕和图形混合成了美丽的和谐。自从在马德里林荫大道看到格列柯的作品后，我从未看到如此令人激动的艺术品。
开始写作一部小说，上帝保佑我。背景选在了印度。我在1930年和1931年去过两次，当时正是甘地的文明不服从运动期间。我无法将印度排除出自己的思想之外。
西班牙出麻烦了。右翼分子发动了叛乱。战斗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展开。
林德伯格夫妇来到柏林，以戈林为首的纳粹分子借此上演了一出盛大的戏剧。今天，在航空部为林德伯格举行的午餐会上，他颇为大胆地讲了番话，警告说飞机已成为致命的破坏工具，除非“航空界人士”直面自己所承担的沉重责任，并实现“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安全”，否则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将遭受无法弥补的破坏。这真是个适时的、小小的刺激，因为戈林无疑正在建立欧洲最具杀伤力的空军。今天下午，德意志通讯社声称，林德伯格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气恼”一词可能更为准确。
今天下午，汉莎航空公司邀请了一些记者，参加在滕珀尔霍夫机场为林德伯格夫妇召开的茶话会。显然林德伯格夫妇并未得知记者们也会来，因为他们对新闻界怀有恐惧心理。1927年，我曾报道他抵达勒布尔歇机场的消息，今天这是第二次见到他。很奇怪，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变得更为自信而已。随后，我们乘坐德国最大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号”上天兜风。飞到万湖上空时，林德伯格亲自驾驶，做了几个对这架庞然大物而言算是非常急剧的转弯，还耍了其他一些小把戏，把大多数乘客都吓得要死。有人说，林德伯格夫妇对纳粹展示给他们看的东西印象不错。他没有表示希望会见外国记者，他们夫妇都认为记者刚愎自用，喜欢开导来到第三帝国的游客。因此，记者也没要求举行见面会。
1936年7月，赫尔曼·戈林向美国传奇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颁发奖章。
西班牙政府似乎占据了上风。已经镇压了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叛乱，这是西班牙最大的两座城市。但情况似乎要比一周前更糟糕。纳粹党反对西班牙政府，党内人士开始议论向叛乱分子提供支援。悲剧性的国土！而且刚好是共和国似乎曙光在望之时。但是，这里的兴趣集中于将在下周开幕的奥运会上，纳粹分子使出浑身解数以给外国游客留下美好的印象。他们建造的宏大的体育场可容纳十万人，游泳馆可容纳一万人，如此等等。格里科来到柏林，我俩和艾莉诺·霍尔姆·贾雷特一块儿吃了顿愉快的晚餐。艾莉诺是位非常漂亮的美国游泳天才，似乎因在轮船上痛饮香槟而被游泳队开除。
1936年8月1日至8月16日，第十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图为希特勒在开幕式上引导国际奥委会官员进入体育场。
今天，奥运会终于结束了。我对田径、游泳、划艇和篮球都有兴趣，但作为工作却有些头疼。今天下午，希特勒、戈林等人都出席了闭幕式。闭幕式一直持续到天黑之后。哈斯和我不得不想尽办法，才将赫斯特夫人、她的女友和阿道菲·门卓一家偷带入场。她们昨晚才到柏林，所有票都卖光了。我们在混乱中把门卓丢了，几分钟后才又找到他。我们不得不将这帮人塞进已经很拥挤的记者席，但最后还是成功地说服党卫军警卫，让其坐在为外交官保留的座位上，从那里可以更好地看到希特勒。事后他们都觉得这段经历很刺激。
我担心纳粹的宣传取得了成功。第一，纳粹以前所未有的慷慨方式举办比赛，这对运动员很有吸引力。第二，纳粹为普通游客留下了非常好的表面印象，特别是商业界人士。几天前，拉尔夫·巴恩斯和我受邀会见美国商人。他们坦率地说，纳粹的“安排”给自己留下了美好印象。他们还与戈林见了面，他说美国记者对纳粹很不公平。
“他跟你们说了纳粹的镇压吗？比方说对教会的镇压？”我问道。
“他说了，”其中一个人说道，“他向我们保证，你们这些家伙写的关于镇压教会的报道并不真实。”
很惭愧，拉尔夫和我都有失风度地大发雷霆。不过，我不认为自己说服了他们。
现在，新闻界公开攻击西班牙政府。我从可靠来源获悉，首批德国飞机已经前去支援叛军，意大利可能也打算派飞机助战。在我看来，如果法国人稍有头脑的话，就应派遣一些志愿军并提供武器装备，帮助马德里平叛。但是，布卢姆虽是社会党人，却似乎害怕德意可能采取的行动，采取了不干涉立场。
我不必采访下周的纽伦堡纳粹党大会。在经历过奥运会的拥挤人群之后，不要奢望我还经得住这种考验。
与汤姆·沃尔夫共进午餐。玛尔塔·多德建议我们见面，因为我经常盛赞他的作品。我们在哈贝尔餐馆的安静角落找了张桌子。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家伙，精力充沛，胃口像高康大，要了两份肉和蔬菜，还有超过常人酒量的普法尔茨葡萄酒，至少是超出了我的酒量。我俩一见如故，聊得很开心。主题是关于美国文学，研究刘易斯、德莱塞和安德森等美国作家为何正值盛年便放弃写作或走下坡路，而欧洲作家在这个年龄往往会写出他们最好的小说、剧本。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在维也纳还跟刘易斯探讨过。沃尔夫多少明白自己缺乏政治头脑，而在这个时代大多数作家都具备或应具备这种能力，我们对此颇有同感。他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但表示正在学习。“我支持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他说。奇怪的是，据我所知，沃尔夫的作品已经被非常出色地译成德文，而《天使，望故乡》已在这里获得很大成功。我们分手时，约定在纽约再会。他天分极佳且前途远大，如果他能比其他年轻作家更善于融入社会的话。
希特勒在纽伦堡宣布了四年计划，这将使德国在原料上实现自给。戈林将负责落实计划。这显然是个备战计划，但德国人当然予以否定。今年的纳粹党大会，主要是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和苏联。有消息称，两国可能会断绝外交关系。
非常愉快的一周，看望老朋友，在萨维尔街买了两套衣服，最愉快的是在德文郡萨尔科姆与“乡绅”格里科度过的五天，他在那里买了块地。我们出去钓了几次鱼。苔斯虽然是第一次钓，收获却超过了保罗和我。我们还沿着狂风呼啸的悬崖散步，痛痛快快地谈心。保罗的冒险迄今为止很成功。他写了三部短篇小说并卖了出去，其中一部使他得到了可观的电影版税。有意思的是，他被自己的英国管家吓得够呛。那位管家看上去像是刚从舞台上下来，全权掌管着这里的一切。
明天将返回柏林。愉快地拜访了纽维尔·罗杰斯夫妇、斯特劳斯夫妇和詹妮·李。詹妮·李具有典型的苏格兰气质，非常漂亮，非常聪明。她是在上次选举中落选的，确实应该返回国会。她的丈夫是安奈林·贝文，是下院议员，来自威尔士矿区。他以前是矿工，头脑机敏，有些顽皮，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今天下午，我们和比尔·斯通曼一起喝茶，他取代约翰·贡特尔担任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驻伦敦记者，在座的还有他的妻子梅姬·里斯。比尔因为什么事而特别兴奋，紧张得像只老母鸡。我颇为恼怒以至于忍不住说：“为什么你不说出来，比尔，不管是什么事？说出来可能会觉得好些？”于是，他从衣袋里掏出电报扔给我看。这是今天下午他给报社发的一条仅十行的电讯。我匆匆扫视了一遍。内容是：“E. A.辛普森夫人向伊普斯维奇巡回审判庭提出了对E. A.辛普森先生的离婚诉讼。案件将于……”还有一些关于案件将于何时审理的细节。全部内容就是如此。
这真是令人震惊的独家新闻，而且这个故事将被炒作得满天飞。显然，英国国王现在想与这个女人结婚，使她成为英国王后。
今天，威廉街宣布德国（和意大利一起）承认佛朗哥政府。福佩尔将军曾在南美和西班牙为德国工作得非常出色，现在将担任希特勒驻萨拉曼卡的大使。显然，今天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掩饰佛朗哥攻打马德里的失败，当时他似乎已经胜券在握。最初，有人告诉我，德国曾预计佛朗哥将在十天前就进入马德里，并曾计划在那时宣布承认其政府。多德告诉我，美国驻汉堡领事报告，本周有三艘满载武器的德国轮船驶离该港，前往西班牙。同时，不干涉主义悲剧仍在伦敦上演。迄今为止有两年之久，从英法两国重大利益的角度考虑，我根本无法理解两国政府的政策。它们在1935年3月16日未采取行动，今年3月7日也未采取行动，现在对西班牙也未采取行动。难道说，在这块歇斯底里的纳粹土地上待了仅仅两年，就使我的判断力出现严重偏差了吗？难道认为布卢姆和鲍德温不明白其利益的看法是愚蠢的吗？也可能恰恰相反。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中间挥手者）。
今天，由于要宣布一个“重要”决定，我们被召到宣传部。开始，我们还纳闷希特勒又耍什么新花招，最后才发现只是德国和日本要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代表德国签字的里宾特洛甫大摇大摆走进来，对我们讲了一刻钟话，长篇大论地解释协定的意义。他说，协定的意义之一，就是德日已经联合起来，共同保护“西方文明”。这简直就是奇谈怪论，对日本而言尤其如此。里宾特洛甫讲完后，一位英国记者问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完全缺乏幽默感的里宾特洛甫重复了一遍他那愚蠢的观点，连眼睛都不带眨的。显然，德日还签署了秘密军事协定，如果一方卷入与苏联的战争，双方将联合行动，共同对苏作战。
1936年11月25日，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公共与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与拉尔夫·巴恩斯和埃丝特·巴恩斯一家愉快地吃了一顿美国式圣诞晚餐，甚至还有肉馅饼。不过，拉尔夫和我不得不中途离席，替纽约方面核实美联社的惊人消息。这条消息称，德军大部队在摩洛哥登陆，以便援助佛朗哥。在威廉街没找到一个人，所有官员都离城度假去了，因此我们也无法证实或否定这条消息。不过，听起来像是假消息。
现在已是4月，希特勒在今年春天还未采取什么惊人之举。这可能是纳粹巩固胜利果实的一年，建设武装部队，确保佛朗哥在西班牙的胜利，巩固与意大利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西班牙和地中海问题上支持墨索里尼，回报则是允许德国在奥地利和巴尔干问题上自行其是）。这也使德国人民的神经能够放松一下。
从一名急需现钱的前拳击手那里，花400马克买了艘帆船，有一个船舱和两个铺位。苔斯和我可在船上度周末，如果能有个清闲周末的话。我对驾驶帆船一窍不通，幸亏分社里的一个德国人在信封背面画了些草图，显示风在正面、背后或侧面时该怎样做。在示意图帮助下，再加上一点运气，我们操纵帆船沿万湖航行了十英里，到达了巴恩斯家购买的夏屋。驾船靠岸时遇到点麻烦，有股风向岸边刮来，我却不知该如何是好。小船库的主人可怕地吼叫，声称我撞坏了他的码头。一张5马克钞票便让他安静下来。
希特勒的生日。他变得越来越像恺撒。今天被定为公共节日，纳粹雇佣文人令人作呕地阿谀奉承，代表团献上来自帝国各地的礼物，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德军略微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实力，包括重炮坦克和精锐部队。希特勒站在检阅台上，高兴得像个玩锡兵的孩子，站在那里有两个钟头之久，向每一辆坦克和火炮行举手礼。我听说，英法苏等国武官都深感震撼。美国武官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