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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配置”是一个我们常用的比喻。
2002年12月，一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专业的学者聚在上海，举办“首届科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咖啡馆聚会，刘华杰忽然说：“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这句话如醍醐灌顶，马上引起众人的认可。“缺省配置”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比喻我们头脑中固有的东西。
“缺省配置”原本是计算机术语，指系统默认的配置。随便打开一台计算机，其中就已经预装了一些软件。随便打开一个窗口，它的“窗框”的配置——颜色、字体、字号等，都是计算机出厂的时候配置好的。通常，用户就直接在这个基础上工作。但其实，颜色、字体、字号等，每项都是可以调整的。只是大多数人终生都没有调整过。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这些项目可以调整；有些人虽然知道，但是懒得动。我们的大脑，在从中小学“出厂”的时候，也被设置了“缺省配置”。
多年以前，我提出过另一个比喻：我们的脑袋在中小学期间不是脑袋，而是口袋，口袋里面的东西都是学校、家长、电视等通过工业化教学、标准化考试、电视广告等灌输进来的。我曾提出“三个基本”：我们的基本知识体系、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都是在中小学教育期间被模式化制造的。
按照刘华杰的比喻，这“三个基本”都是我们的“缺省配置”。中小学教育相当于对国民的大脑格式化，设置“缺省配置”。
十几年前，还没有微信、微博，网络上还是论坛时代。有一位诗人赵丽华忽然遭到了网络上集体的攻击、嘲笑和模仿。赵丽华当时最流行的诗是这样的：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
还有这样的：
我看到一只蚂蚁
又一只蚂蚁
一大群蚂蚁
网民最普遍的说法是，这样的东西也敢说是诗，这样的人也敢称为诗人？大家把赵丽华的诗谐音称为梨花体，把赵丽华称为梨花教主。
我的问题是，赵丽华是专业诗人，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受过专业的训练。而那些嘲笑她、攻击她的人，大多数没有过诗歌写作实践，他们是哪里来的底气和信心呢？
从这里，可以看到“缺省配置”的强大影响。他们被“缺省配置”了一套关于诗的看法、关于诗的标准，并且认为这些看法和标准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一旦发现有人违背这些标准，他们就理直气壮地开启了攻击模式，哪怕对手是一位专业诗人。
对于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大多数事情，我们首先都是以我们头脑中的“缺省配置”来面对的。“缺省配置”中的基本知识，常常找不到具体的作者，直接就变成了我们的常识。
大部分作为常识的东西是找不到作者的，包括某些名言、格言，它们传来传去，已经不知道最初的发明人是谁。而我现在的问题是，诸位能否看到自己的“缺省配置”？
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缺省配置”，并表述出来，是人文学术的一项基本功。
这项工作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对于这种配置是视而不见的。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提出过一个问题，他问：一条鱼怎么能知道它所生活于其中的水呢？
鱼儿离不开水，但鱼对水有了解吗？鱼甚至很难注意到水的存在。水之于鱼，就像空气之于人。人离不开空气，但是人对空气的认识是非常晚的。要到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1743—1794）之后，人们才知道有“空气”，才知道空气的成分。以前，我们只会描述风，描述呼吸，或者描述“气”，但明确地把我们生活的环境定义为“空气”，是非常晚的事。
“缺省配置”是我们知识所生长的基础，如果基础出了问题，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知识，也就不够结实。所以，我们头脑中被装进去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回过头来对它们进行反思的话，是看不到它们存在的。这构成了一个悖论。反思需要先看到，而不反思又看不到。所以，看到并反思“缺省配置”，不仅仅是人文学术的基本功，而且可以作为入门的标志。
如何看到“缺省配置”，反思“缺省配置”？单凭自己努力，如同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无处着力。一个相对简明的方式，是借助第三者。第三者相当于一个思想的参照系，一个可以借力的把手。
比如，就历史而言，对于历史的基本理解，我们是有一个“缺省配置”的。休斯这本《什么是环境史》，就可以作为第三者。
这本书是了解环境史的入门读物。环境史的历史很短，比科学史还短。环境史是历史的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的一种书写方式。作为一个新的东西，它之所以有独立的价值，在于它包含着与人们惯常的对历史的理解所不一样的东西，不同于“缺省配置”。这相当于，从“缺省配置”的海洋中升起来一根桅杆。阅读这样的著作，相当于攀上这根桅杆，回过头来看海平面，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同时面临着一个选择。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读到的是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能否说服你？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观点？或者，在你看来，它哪里说得“对”，哪里说得“不对”？
很多人不愿意承认“错”了。多年前，在我发表《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之后，一位母亲曾与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顽强地论证喝牛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鉴于她的特殊身份，很快我就意识到，我们的讨论不仅仅是观点之争。她不愿意接受我的观点，可能是因为她一旦接受了，就意味着她以前“错”了。她曾经作为好母亲的行为，给儿子每天准备牛奶，并监督他喝下去，就丧失了合理性。捍卫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是在捍卫过去的行为。
在大多数时候，人只是不自觉地按照“缺省配置”行事，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它的存在。常常是在遇到新的观点之后，才意识到自己以往对这个问题是“有”一个观点的。这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思想的“把手”，可以用来观照自身，看到并反省“缺省配置”。
经过反思之后重新确认，也可能还会坚持原来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就已经不是被配置的，而是经过自己反思的了。
单个的观点会被颠覆，整体的结构也会被颠覆。用科学哲学的术语说，就是范式转型。比如，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就不是一个两个的观点变化，而是整体上的范式转型。
关于历史，也存在着整体的转化。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说，新的历史不在于发现了新的史料，而在于发现了新的问题。
比如环境史，它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历史？它是新的史学对象，还是新的史学观念？在以往的历史中，也会出现某些对环境的描述，那种描述与“环境史”的描述，有什么不同？再比如科学史，萨顿为什么要搞一个名叫“科学史”的东西呢？当然，科学在历史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曾有人说过，在19世纪以前的“历史”里，即使一个字不谈科学，也可以是一部好的“历史”；但是到了19世纪之后，再写一部历史而不谈科学，这个“历史”就不及格了！进入20世纪更是如此，除非是某种特别的“专门史”，比如某种艺术史，其中不谈科学，或许还情有可原。但如果要写一部20世纪的国别史、断代史，或者世界史，不可能不谈到科学。也就是说，科学变成了“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是否历史中谈到了科学，就可以是科学史？我们称之为科学史的历史，与谈到了科学的历史有什么差异呢？
以前的历史可能是王国史、军事史或者经济史，在科学史这种新的历史形态出现之后，就可以作为一个思想的参照物，一个可以借力的把手，回过头看以前读过的历史，看看以前我们对历史是怎么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缺省配置”。有了环境史，又多了一种角度。通过不同的角度，能够看到以往的历史在不同方面的缺失。
当你读过一本科学史之后，你会拿“缺省配置”里对历史的哪些理解去和新的历史相比对？哪些东西和“缺省配置”是融合的？哪些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往前推了一步？哪些是原来根本没有而凭空造出来的？哪些东西以前是“这么”看的，科学史出来之后就“那么”看了？有了这些反思，你就能够对“缺省配置”有所认知。
原来你作为一条鱼没有看到水，现在你由于这个新东西的出现能够看到水了；你原来没有看到空气，由于有了这个新东西你看到空气了；你原来对“什么是历史”这件事没有经过反思，只是接受了中小学时强加的概念，现在有了这个新东西，就应该有所反思了。有所反思并不意味着你就要赞同它，就要与它相同，不能说他是权威、大牛，所以他说的都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思考着的人，对事物应该有独立的、属于自己的看法。有独立的、属于自己的看法，这是作为人文学者的前提。
我建议大家多想想下面两个问题：
首先，你是否意识到了“缺省配置”的存在？
其次，你是否有能力将其描绘出来？
描绘出自己的“缺省配置”，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基本功。
我把整个过程大致复述一遍。对于某一个问题，我读到了某人的一个观点，让我觉得有趣，并开始思考。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要能用文字描述出以下内容：
（1）关于这个问题，以往人们通常是怎么看的？或者说，以往我是怎么看的？
（2）我读到的某人的观点是怎样的？
（3）在思考之后，我现在的观点是什么？
（4）在我现在的观点里，哪些看法我是从某人那里得来的，是我认同了他的说法？哪些地方我又和某人完全不一样？——这可能是我坚持了原来的看法；也可能是他给了我一个启发，使我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性，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想法。虽然这个想法是他没有提到的，但他也算是我的思想资源，我是在他的基础上往前走。那我就要提到他的贡献，就像梅雪芹讲到刘向阳那样——刘向阳对它做了总结，我通过阅读认可他的观点，然后我又重新表述，进行提炼和概括。哪些东西作者原来根本没有说到，而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
以上这几个方面，我们在文章中要区分开来——哪些是“缺省配置”？哪些来自于某人的著作？哪些是我的观点？这是人文学术的基本功。
实际上，如果掌握了这项基本功，你的境界就提高了一个层次，你对历史书及其他人文著作的鉴赏力就提高了一个层次。如果你从事学术工作，你的学术文章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档次。你要知道，相当多的学术文章还不能够把这几点区分开。那些惯于使用“我们”的人，就没有明确地把这几点区分开。